丁汝昌“避战保船”辩

<正> 许华同志在《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9年第4期上发表的《李鸿章“避战保船”新探》一文(以下简称“许文”)认为:所谓李鸿章“避战保船”之说,主要见于姚锡光所著之《东方兵事纪略》、蔡尔康编译之《中东战纪本末》等私家著述,而从官方文电档案中可以看出,清廷、李鸿章根本没有命令北洋舰队“避战保船”或株守军港,力主避战保船和株守军港的,是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事实果真如此吗?这是需要进行认真研究的。     

李鸿章与“球案”

1871年,台湾牡丹社人错杀漂至台湾的琉球人,引起中日争端,日本趁机派员驻琉球代办一切外交事项,并于1874年大举进攻台湾,迫使清廷缔结中日《北京专条》,造成清廷在中日交涉中处于被动地位。1875年6月,日本内务大丞松田道之前往琉球宣告琉球改制,强迫琉球改奉日本年号,停止对清政府的一切臣属关系。此举引起中国朝野轰动,史称“球案”。“球案”发生后,清政府根据琉球国王的求援,基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对琉球的保护义务,同日本进行多次交涉。与此同时,清廷朝野各抒己见,出谋划策,围绕“球案”与诸国对华的关系问题展开讨论,以寻求解决方案。在“球案”的整个处理过程中,手握清廷通商、外交、海防等大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李鸿章走“红运”泼冷水

建国以后被骂为大买办、大卖国贼,“文革”中被比作“走资派”的李鸿章,在那个时期无疑属于彻底打倒的历史人物。到20世纪80年代突然交了“红运”:学术界开始给予他某些方面,例如经济思想、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创办近代工业等活动予以一些肯定,后来逐步在对外关系、签订条约等方面也作出较为实事求是的评价。这些表明学术界的思想解放与进步。但是到了1985年以后,李鸿章大走“红运”了,一些人对他的表扬逐渐加码,到1988、1989年达到了顶峰。他     

“隔音符号”新探

《汉语拼音方案》由字母表、声母表、韵母表、声调符号、隔音符号五个部分组成。笔者认为,隔音符号这个部分在汉语拼音中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不如干脆取消还能使《汉语拼音方案》更为精炼。兹试述如下,不妥之处,谨祈方家教正。《汉语拼音方案》指出:“a、o、e开头的音节连接在其他音节后面的时候,如果音节的界限发生混淆,用隔音符号(’)隔开,例如:pi’ao(皮袄)。”从这段话中可以看     

“诗言志”新探

“诗言志”出于《尚书·尧典》，朱自清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对后来的诗歌理论有深远的影响。郭绍虞先生的《中国代历文论选》对“诗言志”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与论述，他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诗人的‘志’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无不受阶级地位的制约。人们通过言‘志’的诗，也就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社会。古人对这一点没有作出明确的阐述，但已意识到诗的这方面的作用。《礼记·王制》云：‘命太师陈涛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云：‘《书》日：‘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     

“共和”新探

西周晚期,厉王被国人流放,出现了一段“共和行政”。这是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中国历史就是从“共和”元(公元前841)年起始有确切纪年的。关于“共和”含义即“共和行政”的历史真象,因史籍纪载歧异,自古以来众说纷纭,至今仍未定论。本文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作一番新的探讨。 《史记·周本纪》云:“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索隐》引《汲冢纪年》曰:“共伯和干王位。”引《鲁连子》曰:     

“脑体倒挂”新探

在社会劳动报酬分配问题上,我国存在着严重的“脑体倒挂”现象。横向看世界,除原苏联、东欧国家外,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脑体正挂”,即脑力劳动者的报酬高出体力劳动者若干倍。纵向看历史,解放前我国脑力劳动者的报酬高于体力劳动者若干倍。“脑体倒挂”是解放后“左”的路线统治中国的后遗症。虽经拨乱反正,这个问题仍未解决。人才为治国之本,我国又急需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可是,由于长期存在严重的“脑体倒挂”,致使许多人才外流、早逝、改行、搞第二职业。这使得本来就稀缺的专门人才更为奇缺。远虑看未来,人才流失使中国的教育、科研事业将难以为继,严重地影响着四化大业的实现。国家应把有限的财力合理地用到教育、科研事业建设上,尽快地解决“脑体倒挂”问题。     

“义利”新探

“义利之辨”是一个非常古老又长期争辨不休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不但先秦的诸子百家各持其说,就是秦汉以后的儒家,见解也多有不同。事情从来是这样,越是现实的、直接涉及到人们利益关系的问题,就越会使人们格外关心,并从不同的立场或角度加以理解。 利的层次 “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对其狭义的理解应是与“义”相对的不正当的欲求,或是以不正当的手段追求利己目的的意图和行为。对于利的广义理解则是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应当得到满足的需要。只有对利的内涵加以严格界定,谈义利之辨才有基本的前提。本文说的利,是从广义上使用的。     

“达瓦孜”新探

“达瓦孜”。维吾尔语又称“达尔哈奇克西”，意为上高架踩大绳。我国汉文文献称“绳伎”、“走索”、“绳舞”、“高嬗伎”、“戏绳”、“履绳”、“[纟亘]戏”、“踏索伎”、“走软绳”、“绳技”、“踏绳”、“踏软索”、“走绳”等。这一高难度惊险的技艺，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创新、发展并日趋成熟。不仅是使用的道具随着时代的演变而不同，在演出的技巧上也不断有新的突破，成为灿烂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支耀眼的奇葩。它先被列入“百戏”，后又编人“散乐”，晋以后称之为“杂伎”。     

“三十而立”新探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在这里讲了这样一句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志”应怎么理解呢？有这样两层含义：一是“志”应当作立志来理解。因为这里讲的“学”是一种自觉、积极、主动地学，并不是有人催着学，逼着学。这个“学”并不是一种消极被动的状态，不是孔子讲的：“困而学之，又其次也”。不是遇到了困难才想到学习，是把充实提高自己作为一种人生的追求。“立志”这层意思，说的是人的理性行为的重要表现。 从过程来看，“学”是个很苦、很…     

“相邻权”新探

我国《民法通则》仅对相邻作了些粗线条的规定,这与实际生活中相邻表现出的多样性及复杂性很不相称。因此,加强相邻立法及理论研究很有必要。笔者拟从《民法通则》“相邻关系”立法及理论界说、相邻在现实生活中的纷繁性、相邻权之历史渊源、相邻权理论及立法之完善等方面作些探讨。一、《民法通则》“相邻关系”立法及理论界说我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三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     

李鸿章的“中西比较观”述论

李鸿章的“中西比较观”述论董丛林一、兵戎层面；强弱比较与忧患御侮意识的生发所谓李鸿章的“中西比较观”，是指其人通过对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地理上在东方，时人惯以“东洋”称之的日本也包括在内）的比较而获得的思想认识，包括对有关事物的优劣判定、价值选择...     

对李鸿章“利用外资”的再认识

过去,史学界对李鸿章,多持否定的态度,并把他“利用外资”的思想和活动斥之为“对外依赖”、“卖国求荣”。对此,我不敢苟同,陈述浅见如下。 李鸿章“利用外资”的主客观原因 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地方上崭露头角的李鸿章,先后三次举借洋债,用于“购买外洋枪炮”,镇压太平军起义。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已居高位的李鸿章出于对“自强”的憧憬,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机器,办起了军用工业。进入七十年代以后,他又打起“求     

“真假不定”新探

传统逻辑 A、E、I、O 四种性质判断的对当关系中,有一种可同真、可同假的关系。按照这种可同真、可同假的关系,由一个判断的真或假,需要指出另一同素材判断真假不定。这就是本文所指的“真假不定”的关系。这种“真假不定”的关系,存在于 A、E、I、O 之间的反对关系(可同假)、下反对关系(可同真)和差等关系(可同真、可同假)之中。根据这些关系,已知一判断的     

“米兰敕令”新探

基督教史和西方古代中世纪史的研究中,通常把“米兰敕令”,即君士坦丁在取得“米尔维安桥”一役胜利后,于313年与当时东方皇帝李锡尼乌斯在米兰会晤时联合颁布的一个对基督教实行宽容政策的法令,视为基督教获得合法地位的标志性事件.然自19世纪末,随着德国学者O.西克否认“米兰敕令”存在说的提出,引发了20世纪以来关于该敕令是否真实存在这一问题的争论.时值所谓“米兰敕令”颁布1700年纪念日,从学术史回顾和文本解读入手,进一步深入地探讨该“敕令”的真实性问题,并阐释其历史地位,就显得很有必要和意义.     

试论李鸿章的“和戎”与“海防”路线

李氏“和戎”之义是恪守“万国公法”，保持大清国残局；“海防”之义是师夷长技与之抗衡。李氏的“海防和戎”路线，没有给中国打下“求富求强”的政治基础，实际上却产生了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之中国的作用。     

金文“玄镠”新探

东周金文中频繁出现“玄(铉)镠(翏)” (或“玄镣”)这一专有名词,该名词到底指称何种金属原料,学界观点不一.从东周青铜器合金配置角度看,结合文献及音韵学有关知识,“玄镠”可能是指称东周普遍出现的“铅锡合金”;“玄镠”之“镠”和后世文献中出现的“连”、“镬”音近且同义.     

“石头纪年”新探

“石头纪年”新探王靖胡适之先生于１９２１年高倡“自传说”，三十余年，“新红学”独帜高标，其声势之大，影响之深，实属空前。到五十年代，主要因其自身的弱点，“自传说”逐渐被怀疑、受抵制、遭批判，“新红学”式微矣。硬将小说当自传，谁也无回天之力挽狂澜于既倒...     

“两权分离”理论新探

以往流行的“两权分离”理论,割裂了所有权内涵的统一性,将经营权实际上等同于控制权,从而使“两权分离”实质上变为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这不利于国有企业改革。现代企业制度的权利结构应由四要素即所有权、控制权、治理权和经营权所组成。其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而所有权与控制权相统一。国有企业应按这一原则实施改革,既有利于经营者自主、灵活地开展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活动,又能保证所有者对企业运营过程和绩效进行控制和监督。     

陆游“诗家三昧”新探

南宋中兴诗人陆游,“少历兵间,晚栖陇亩”①“身老空山,文传海外”②。他晚年回顾自己的创作经 历,在《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示子　》③等诗中自谓中年从戎南郑时悟得“诗家三昧”。 对放翁所谓“诗家三昧”的理解,是认识其文学思想、创作历程的关键,本文即欲对此加以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