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群体消费者充权的理性思考

充权是社会学中研究弱势群体的一个重要理论.弱势群体消费者充权的主体是多元的,既包括国家,也包括市场和社会.在社会转型中要实现弱势群体消费者权力的增加,就要培养个体的自我充权意识和形成良好的社会充权环境,并且只有在两者相互促进的作用下才能有效改变弱势群体消费者无权或弱权地位状况.     

城市农民工的自我社会认同分析

城市农民工的自我社会认同对其与城市的适应有重要意义.以徐州市区389位农民工为例,以社会认同理论为基础,采用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相结合的方法对城市农民工的自我社会认同进行研究.城市农民工因制度阻断和角色中断而无法融入城市的制度和生活体系,形成了地域上城市认同度较高,社会关系上的城市群体认同度较低和自我身份定位城市人认同度较低的尴尬社会认同形态.     

社区发展里的“充权”实践

充权是香港社区发展的又一新理念,而且运用相当普遍。充权概念既不是充电概念的词汇替换,也不是赋权概念的简单翻版,它具有独特的内涵。在20世纪80年代,充权理念逐步兴起并发展,但不同视角和不同人群对其有不同的阐释。例如,Parpart在2002年将充权定义为:"一个能提升个人自信心、自我价值及达致自我认同的途径。"Robert Adams在2003年将充权解释为:"一个     

中国长三角地区农民工自我认同研究

采用定量分析方法,考察了我国长三角地区农民工自我认同的状况以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农民工虽对自己的社会身份认知杂糅,但其向上社会流动的意愿很强,自我认同正积极向城市融入转型。就总体而言,长三角地区农民工的社会地位认知与城市人身份认知二者成线性关系,他们的人口学变量与工作情况对其自我认同的影响趋同,而打工情况对社会地位认知的影响更广泛。     

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追求上,已从第一代农民工维持物质生活的基本动机,转向自我身份认同等方面的第二性动机。然而,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模糊化倾向却日益突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采用多分类回归和交互分析方法,考察哪些因素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结果发现,健康状况、心理压力、工作经验、技术级别、居住环境、社会排斥、工资和年龄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在此基础上,从心理健康、社会资本、生活环境和社会排斥四个方面提出旨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合理界定自我身份等的若干思考。     

农民工身份的自我认同——以兰州市为例

通过时兰州市农民工的实证调查,对目前农民工身份自我认同的状态、形成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发现:在制度安排的前提下,农民工城市社会关系网建构的失败、以及在城市生活中产生的"相对剥夺感"、自卑感、谋生的艰难感等心理感受,导致了农民工目前身份自我认同的模糊现状,说明农民工身份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是一个相互构建的过程,就目前而言,其身份的自我认同正处在一种从"表面接纳"向"心理接纳"过渡的状态.     

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性建构: 语言认同的视角

主体性建构是农民工形成自我认同,嵌入城市社会结构的表征.文章通过东莞市的个案,从语言认同的视角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性建构问题.作者认为,流入到东莞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学习粤语的行为表现,不仅是一种生存策略,更是一种建立社会关系,努力嵌入当地社会结构的自我定位.他们通过语言这个渠道进行自我包装、印象管理,克服在社会流动中遇到的文化隔阂,试图跟随社会变迁的脚步实现城市融入,完成自我的主体性建构.     

农民工子女自我认同构成及其启示——基于1333份“WAI”陈述测验数据的分析CSSCI

基于1333份"WAI"陈述测验数据的分析表明,农民工子女依次使用社会标签、我他关系与个人特征来认识自我,由社会标签、我他关系构成的社会认同所占比重要明显高于其个人认同。虽然农民工子女社会认同在其自我形象描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中的户籍身份子类并非居于核心地位。相对而言,就读民工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对户籍身份更加敏感,随年级升高、年龄增长,农民工子女倾向于用其他类别的群体身份、关系或个人特性来代替户籍身份。     

社会性别想像与男性的自我认同--对20世纪后半叶男性叙事文本的一种考察

寻求自我认同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关切,自我认同的建立必须借助他者的参与,而两性关系无疑提供了最基本的他者单元。20世纪后半叶男性叙事文本中的社会性别想像,尤其是对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的表述,正是表征男性自我认同建构抑或焦虑的重要符码。     

农民工市民化的文化环境构建探析

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文化环境存在的问题以及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文化环境原因,提出了构建农民工市民化文化环境的若干对策:(1)帮助农民工确立自我认同感,创新自我认同方式;(2)将农民工文化生活纳入政府公共文化管理范围;(3)加强新闻媒体的宣传力度,增加社会的认同度和包容度;(4)推进体制改革,确保农民工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权利;(5)加强法律教育培训,增强农民工的法律意识。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及行为选择研究

我国当前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不应简单理解为制度或经济等单一因素使然.从文化角度来看,它更是长期以来城乡文化区隔的产物.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户籍制度体系在地域上将我国城乡分隔的同时也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条持久的文化边界和分类图式.从实践的角度进行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是一种包含着制度认同、职业认同和文化认同等多方面内容的多元认同结构.因此,从具体实践角度出发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认同,往往存在着社会排斥与自我排斥并存的“双重排斥”的明显特征.这种独特的社会认同结构又对其行为选择产生一系列影响.     

二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研究的动态与展望

目前,学界对于二代农民工的概念、内涵进行了研究。学者们从老、新两代农民工差异比较角度对二代农民工群体新特点进行了考察,指出其在文化程度、外出目的、在外生存的敏感程度、务农经验、自我认同、留城意愿等方面呈现出新特点。学界关于二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融入意愿、身份认同、社会资本、婚恋观、消费行为与犯罪问题等方面。既有研究对二代农民工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度描述和细致分析,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不足,这也是未来相关研究需要加以回应和改进的重要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发展:困境及突破

新生代农民工相对第一代农民工,有着不同的群体生态和个体追求特征。在个人发展诉求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追求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追求权益平等、寻求在城市中的归宿感以及角色转换。新生代农民工在实现个人发展的过程中面临以下困境:一是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制度性歧视";二是缺乏话语权,利益诉求渠道不畅;三是"工厂专制政体"下劳动环境条件的恶劣;四是新生代农民工存在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为突破困境,要进行制度纠偏、疏通利益诉求渠道、改变"工厂专制政体"和建立"身份认同"。     

边缘的建构与维护——从话语权力的运作看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

农民工现象是我国社会转型阶段二元结构下的独特现象,农民工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处于社会边缘,很多学者用"社会排斥"这一概念来分析农民工问题,然而,当前对农民工社会排斥的研究大部分是基于对农民工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排斥。本文则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借用福柯"话语"的概念,以及关于知识、真理和权力之间关系的论述,尝试分析在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中,话语权力的运作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农民工的"他者"和边缘地位是如何被主流话语建构和维护的。     

乡土情结的嬗变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身份认同

乡土情结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与土地和宗族观念紧密联系。在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民流动加剧,乡土情结不断地经历着嬗变。现代化进程对乡土情结的冲击引发了农民工对自身的认知冲突,是困扰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重要心理障碍。要改变乡土情结对农民工的束缚,必然要求从制度安排、市民认可和自我认同三个方面着手,以此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     

论编辑的职业认同及其培养

职业认同研究是职业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一项主客体交互作用的文化创构活动,编辑工作具有高度职业化的特征,因此编辑主体也有职业认同的问题.编辑职业认同培养,是编辑主体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影响编辑职业认同的因素主要来自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两个方面,要建构编辑的职业认同也要从这两个方面做起:一是通过主体建设来提升自我认同;二是通过编辑工作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以及编辑工作社会激励机制的完善,来提高编辑的社会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情绪的危害与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体制和制度等原因,新生代农民工不满情绪压抑在内心深处,形成怨恨。造成新生代农民工怨恨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社会分层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属于社会下层;从社会身份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属于“边缘人”;从社会交往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仍是初级交往为主;从受教育程度看,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怨恨感的压抑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危害：伤害农民工自我心灵,阻碍社会进步;引起农民工思想混乱,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降低政府公信力,削弱社会的整合能力和动员能力。在此提出化解农民工怨恨感的对策建议：提升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完善农民工就业培训,增强其社会竞争力。     

创业、社会网络与农民工的城市身份认同感

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使我国农民工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困境,加快建立起农民工对城市身份的认同有助于其更好地以市民的角色规范约束自身行为,加快融入城市.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实证分析创业对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创业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的城市身份认同感,该结论在克服内生性问题后依旧保持不变;社会网络是创业影响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感的中间机制之一,即创业能促进农民工更多地与市民交往、提升市民对农民工的接纳程度,进而提升其城市身份认同感;进一步对创业类型作出划分,发现企业家型创业更有助于农民工构建城市身份认同.因此,应健全农民工创业的服务体系,通过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工在城市积极开展创业活动,加快推进我国市民化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情绪的危害与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体制和制度等原因,新生代农民工不满情绪压抑在内心深处,形成怨恨。造成新生代农民工怨恨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社会分层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属于社会下层;从社会身份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属于"边缘人";从社会交往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仍是初级交往为主;从受教育程度看,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怨恨感的压抑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危害:伤害农民工自我心灵,阻碍社会进步;引起农民工思想混乱,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降低政府公信力,削弱社会的整合能力和动员能力。在此提出化解农民工怨恨感的对策建议:提升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完善农民工就业培训,增强其社会竞争力。     

农民工融合度主观认知状况:身份认同、城市归属与发展规划——以江苏省1085名农民工为例

从融合度主观认知角度看,农民工的自我身份、城市归属和发展规划三方面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当前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更为分化,在更多的人认为自己仍然是农民的同时,也有相当部分人希望成为城市人;农民工城市归属认知状况总体上较好,但是利益相关性影响对城市归属具体指标的评价要消极一些;倾向于留城和返乡的农民工在发展规划认知方面的人数差别不大。社会性排斥制度、城市歧视和传统同质性社会资本下形成的农民工亚文化,影响了农民工融合度认识的上述三方面,然而这不过是二元社会结构的表征而已。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首先需要在制度上保证其享有公平的的国民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