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科学理性与“逻各斯”理性的差异

近代科学理性承袭了古代哲学"逻各斯"理性的本质精神,然而它们在表现形式上却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古代哲学"逻各斯"理性主要体现为内在确证、质的规定和以自然语言为载体的逻辑演绎;而近代科学理性则表现为外在确证、量的规定和以数学语言为载体的逻辑推演。这种差异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哲学的主客一致的基础,它不仅导致近代哲学研究从古代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变,也促使了经验主义、逻辑主义和机械主义的兴起,最终引起哲学理性的变化,导致"努斯"理性的沉沦。     

理性本源

理性的命运喻示着文化的进渡.理性在近代的张扬和现代的式微,都是由于我们对理性的本源不够清明.从根本上说,理性的原初意义就是一种"洞见"和"观看",也就是古老的"理论"(theoria),或者说是theoria的别样表达;理性作为"直观"的"努斯"(nous),开拓了人类自我反省的机制.而理性作为"看"和"说"的"逻各斯"(logos),给人的存在以根基性的设定.归根结底,理性就是作为"光"(phaos)或"启蒙"(enlightenment)的"智慧",是对理性的认识功能和批判功能的最高概括.     

论马尔库塞的理性观

马尔库塞从哲学源头处追溯理性概念的起源及其实质内涵,他赞赏以辨证逻辑为基础建立的希腊辨证的理性观,反对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片面强调认知功能的科学理性观。在马尔库塞看来,批判的理性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是认识论、伦理学与理想追求的统一,它扬弃黑格尔对理性的思辩理解,把辩证性、批判性(包括否定性、超越性)、实践性和乌托邦性作为基本质素赋予批判理性。     

教育史书写中的诗性与理性

中国教育史的书写应是理性思维与诗性思维的辩证统一。如果以摒弃诗性的纯粹理性思维编写教育史,容易使人们对教育史追溯时陷入认识论陷阱,无法揭示教育史上诗性教育的思维之果和实践之光。如果仅以诗性思维编写教育史,则无法形成理性的逻辑体系。在教育史书写中,应展现诗性与理性各自所长。中国古代的诗性教育发展具有围绕同一中心隐喻核扩展、超越性发展和弥漫的、滚雪球式渗透的历史特征。把握诗性教育历史特征,在教育史研究中应引入以显寓隐的隐喻思维、在场者与不在场者相结合的显隐思维和万物一体的思维方式,不断丰富教育话语,发展理性与诗性相交融的教育史。     

“失明”的文学——从空间到空间理性

上古时期盲人和其作品登上文学舞台,影响中外文学达几个世纪。受生理条件限制,盲人须用理性来理解直观空间,由此空间理性被深深地烙印在语言之上,并影响着后世的文学创作。空间理性在口头文学的传播过程中逐步确立,再经由文字表现出来,更加剧了语言逻辑化和语法化的过程,这与使用何种语言和文字并没有直接关系,也不存在非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语音中心主义。这一被树立起来的文学典范,使语言中所蕴涵的空间理性最终内化为人类的深层思维,也成了一切艺术的过滤器。我们无法再回到原初状态,空间之网成了人类与自然永远的隔膜。     

不变的主题:认识你自己--对西方传统知识论的反思

习惯于主客二分的西方知识论传统,自柏拉图以降,绵延数千年,与这一历史进程相伴随,以寻求绝对客观性为旨归的近代科学逐渐取得了它相对独立的地位,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科学与哲学相互分化,知识与智慧不断疏离的过程.然而,正是20世纪以来现代科学领域的一系列巨大变革,把一个古老的话题再次提到人们的面前--"认识你自己".     

康德批判哲学中的"理性自我"与"感性自我"

康德哲学是集笛卡尔以来各派研究之大成 ,他的划时代功绩就是创立了批判哲学 ,用先验的方法把自由领域从自然领域中划分出来 ,从而厘定了自由和自然的界限与各自职司。在自由领域 ,他区分于现象界的本体概念 ,区分于感性自我的理性自我 ,实际上关涉到了社会存在物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领域 ,为日后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 ,特别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开辟了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重建问题

中国学术传统的重建 ,涉及四个关键环节 ,其中 ,学术能否保持它对政治权势和市场权势的独立性 ,是最为关键的环节。学者必须保持对主流立场的批判姿态 ,才可能建立鼓励非主流思想的学术传统。其次 ,在中国语境中提出与中国人生存处境息息相关的基本问题 ,是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创造力的本源。第三 ,推动了西方社会科学学术传统内部不断创新的本质性紧张关系 ,未必能够推动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不断创新。     

理性观:传统与重建

本文认为传统的理性观存在重大的局限,这种局限无以达到维护理性的目的。本文对理性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提出理性的表现方式为认知理性、价值理性和审美理性,而认知理性也不仅仅表现为逻辑思维,直觉思维与形象思维也是认知理性的重要的表现。     

公共治理变革中的理性谱系解析

理性的演进构成了公共治理方式变革的内在推动力量.古希腊的哲学理性是理性的原生态,追求的最高价值是正义.古希腊的哲学理性,带来了主要依靠智慧的城邦式公民自主的公共治理方式;中世纪的宗教理性,伴随的是主要依靠信仰的高度集权的公共治理方式;近代以来的科技理性,形成了依靠科学的层级规范的公共治理方式;当代的人文理性,催生了以人为本的多元协商的公共治理方式.人文理性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古希腊哲学理性的回归,对正义的追求张显了人文理性的核心价值.在我国,要形成以追求正义为核心的公共治理方式,需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用体制正义保证结果正义.其实质就是还权于民,实现权力和权利在公民身上的直接同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理性"及其当代价值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理性"中既有道德践履的偏好,又有着对"社会实践"的追求,从总体上看,它仍然属于一种"道德形而上学",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但道德形而上学也有其致命的局限性,只有将道德形而上学与理性形而上学结合,才能真正发挥其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作用.     

经济学的理性传统

作为经济学理论基石的理性假设,从其提出到如今的发展,经历了从人性抽象到工具意义的演变。斯密眼中的理性经济人是合乎道德的,是受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约束的,法律、习俗惯例、社会地位及别人的评价等构成对极端自利行为的强有力制约。随着数学的大量应用,经济学理性由最初的人性假定逐渐演变为工具性概念:理性被膨胀为追求最大效用的工具,经济人被转化为一种理性选择概念,市场被视为一种计算手段和机械结构。因为在逻辑自恰性、形式化与精确性等方面具有无与匹敌的优势,工具理性主义的分析范式还将居于主流地位。     

理性、传统与我国渐进现代化的思考

对我国渐进式现代化战略的思考有很多种方法 ,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即理性与传统二者的辩证关系的角度来探讨现代化是一种可以探讨的分析思路 ,通过这样一种分析思路可以拓宽我国渐进式现代化的分析视野     

邓小平南方谈话与当代理性精神的弘扬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离不开科学的理性精神。邓小平 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 ,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性积淀。在理论创新上 ,坚持求真精神 ,揭示社会主义本质 ,转换经济模式 ,把握社会发展总趋势 ;在治国强国战略上 ,坚持务实精神 ,确立基本路线总纲领 ,明确“两手抓”总方针 ,突出“发展是硬道理” ,强调“关键在人”、“关键在党”总保障 ;在检验改革开放问题上 ,坚持实证精神 ,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为尺度 ,以“要警惕右 ,但主要是防止‘左’”为原则 ,以“不搞争论”为指导方法。所有这一切 ,都是对当代科学理性精神的高度弘扬。实践证明 ,邓小平南方谈话凸显的理性精神的时代价值 ,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精神财富 ,并与历史同辉。     

合理性:理性精神的当代意蕴

从韦伯对现代社会合理性的分析 ,到哈贝马斯交往合理性思想的确立 ,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的转换 ,为全面理解和科学地认识合理性的内在思想蕴涵提供了理论依据。合理性是从人的现实生活出发 ,追求人的价值性、历史性的存在方式。它的真实思想蕴涵 ,并非只是体现于外在于人的工具和手段上的形式合理性 ,而是内蕴于其中的“合理性精神”。这一精神蕴涵于人的超越性、反思性、生活实践性之中     

中国古典理性传统与现代文学思潮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性质是古典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传统制约着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使其具有了"文以载道"的理性精神.文学现代性是对现代性(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反思、批判,而新老理性主义阻碍了文学现代性的确立.在"五四"启蒙运动中,古典理性受到冲击,同时也被改造,形成了启蒙理性精神;文学为启蒙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思潮,把古典理性改造为政治理性,文学为政治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新时期启蒙运动批判了古典理性及其现代变体政治理性,但复活了启蒙理性精神,形成了理性主义的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由于中国文化理性主义传统的的影响,中国文学带有强固的理性主义倾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障碍,特别是造成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发展的迟缓.     

从客观理性向交往理性的嬗变——论哈贝马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范式转型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主要的理论家,哈贝马斯重建了理性概念,他试图通过对交往理性的诉求,把理论理性、道德实践观以及审美判断统一起来.生活世界是理论理性、道德实践观以及审美判断三者有效统一的背景,发生在生活世界中的交往行为则是三者有效统一的中介.哈贝马斯使法兰克福学派从客观理性向交往理性的范式转型,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蕴.     

国家主权的当代发展及理性选择

国家主权是一个既绝对又相对,既抽象又具体,既永恒又非永恒的范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国家主权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国家主权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内涵多元化,让渡分层化,限制与保障并存,人权日益凸显。发展中国家只有充分认识国家主权原则的基石作用,灵活运用,积极参与全球竞争,提高主权适应能力,突出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人权与主权并重,才是在主权问题上的理性选择。     

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

本文对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从总体上作出分析、比较,初步揭示二者相容、和谐的可能性,并阐述两种理性在行为选择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

感性选择和理性选择是经济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两种选择行为方式。感性选择在中国社会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久远的历史根源 ;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 ,理性选择行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但是 ,理性选择必须通过感性选择才能发挥实际作用 ,应当探索两者相互作用与相互转化的机制 ,实现理性选择的感性化和感性选择的理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