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建设--以非政府组织(NGO)为中心

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制度建设.近年来,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虽然在深度与广度上都有较大发展,也得到<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肯定,但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实效仍不明显.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环保NGO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国家对NGO的法律制度建设不完善,NGO也没有用尽现有的法律资源.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国家给NGO提供宽松的法律环境,NGO也应当积极用尽法律资源参与环境保护,以提高公众参与的力度和水平.     

转变社会治理方式与扩大公共参与——以上海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为例

转变社会治理方式,扩大公共参与,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是政府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培育公民社会、积累社会资本,发展非政府组织,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参与中的作用和影响,有利于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形成。上海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案例表明,非政府组织拓展公共服务内涵、满足不同需求、提升专业化、特殊化服务质量的潜在能量,具有激发社会活力、延伸并补充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促进社会和谐等重要意义。转变社会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应重视和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转变社会治理理念和工作方式、建立现代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扩大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公共参与,形成政府、社会力量的多元参与、良性互动格局,从体制、机制上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营造法制环境,并提供制度保障。     

环保NGO——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组织化模式——兼谈山西省环保NGO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随着我省生态环境状况的日益严峻,整合和发挥环保NGO的巨大潜能,己成为倡导全体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得力举措。在过去的几年中,环保NGO成为普及环境教育的重要力量,但在参与环保决策、影响环境措施方面的作用和影响力很微弱;环保NGO的自律机制尚未普遍建立,内部管理无章可循的现象还普遍存在。放眼未来,环保NGO应当争取稳定的经费支持并注重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不断拓宽参与环境治理的途径和方式,从而最大限度的发挥NGO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中的作用。     

公民社会的发育与形成——民间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公民的有序参与

对目前中国来说,公民社会的形成更多的取决于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公民真正实现普遍的、有序的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这也是构建基层和谐社区(共同体)的本质体现.然而,目前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存在许多瓶颈问题:"利益表达、社会参与"的总目标发展不清晰、发展空间有限、缺乏规范的法律和制度保证等等,解决这些瓶颈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合理让渡空间,民间社会组织自身加强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明确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提供上与居民需求的匹配,实现社区自治,从而实现自然地理状态下的"小区"向社会人文状态下的"社区"的转变.     

社会资本中的NGO:视角转换与管理变革

从治理视角看,NGO是实现社会和谐与公义所需要的权力中心多元化、社会结构网络化、运行机制效率化的社会基础,是培育和积聚现代公民型社会资本的必要途径。我国NGO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是双重管理、分级控制、排除竞争和限制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这种体制日益暴露出不利于NGO作为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成长的弊端,甚至可能孕育某些社会危机性因素。为此,政府应充分认识NGO的公共管理价值,进一步转变对NGO的态度,逐步完成从限制性双重分级控制到竞争性多元网络管理的模式转换,为NGO发挥积极的公共管理作用创造更好的体制环境。     

中国环境NGO的发展及其环保实践能力分析

当前中国环境NGO在数量和规模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其环保实践能力仍停留在较低水平上,环保实践的效果较差。究其原因,既有环境NGO自身建设不足的因素,更为关键的因素是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为克服上述困境,一方面政府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为环境NGO开展环保实践提供制度支持;另一方面,环境NGO也要努力加强自身建设,提高环保实践能力。     

论公共危机的网络治理模式

突发性公共危机是对社会整体综合应对能力的考验,仅仅依靠政府部门来处理的模式难以做到危机应对的高效、快捷、灵活。我们应充分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吸纳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应对危机,完成公共危机管理由政府独治模式向多主体网络治理模式的转变,并在各主体高度契合的环境下实现这一网络模式的良好运行。而这一模式的实现,政府应转变危机管理理念,为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危机管理创造条件;NGO应培养自身的独立性,提高危机参与能力;企业则应强化危机管理责任,培养主动参与危机的意识;社会大众,应该提高自身的危机防范意识和危机自救与互救的能力。同时,各主体要做到良好契合、合作协调、责任明确、程序规范。     

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途径和要求探析

参与公共生活是公民身份的内在之意,从公民身份的历史传统、公民权利的要求以及公民身份的公共性都体现出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必然性。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现实途径主要包括参与投票、选举等基本政治活动;参与审议、协商等社会治理活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等基层公共生活;在非政府组织(志愿性社团、非营利组织)等社会组织中的参与以及在虚拟公共生活中的参与等。在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对于参与主体、法律法规、制度、组织和社会舆论等层面都存在着一定的条件和要求。在转型期社会的治理变革中,公民参与促进着分散的主体达成多边的合作网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有助于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培育理性、自律的公民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治理事业的全面发展。     

河南省公众参与生态城市建设的现状、影响因素与对策分析——基于H市的调查

当前,河南省公众参与生态城市建设的状况尚不尽如人意.受年龄、职业、收入、文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群体中各有不同比例的人对本市环境不够满意.为了充分发挥公众参与这一社会资本的效用,政府应加强环境教育和宣传,出台更多激励措施,促进环保NGO建设,增强环境决策的透明度,多策并举,为公众参与生态城市建设开辟各种渠道和途径.     

公共参与视角下的生态治理现代化转型

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是顺应生态环境问题日趋恶化、公民环保意识不断觉醒的大背景下,政府加快职能转变、提升公共治理能力和水平的大趋势.与传统的生态管理体制不同,“生态治理”强调更多的是生态建设目标从单一注重数量向数量、质量、结构和功能“四位一体”方向转变;生态建设模式从行政主导向合作共治转变;生态建设手段从刚性命令式向柔性协商式转变.公众参与的理念、方式和路径对于中国在处理可持续发展和进行大国治理等难题方面开辟了一种新的视野,是实现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当前以环保公共参与为突破口推进生态治理转型,需努力构建实现治理结构、制度体系、运行机制和功能水平等方面的科学布局合理配置,从而不断提高生态环境福祉、推动生态文明发展.     

政府与NGO信任关系研究——以"合作式治理"模式为视角

在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下,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并非仅限于政府组织,它需要最大限度地吸纳NGO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需要政府与NGO以相互信任为基础实行"合作式治理".在双方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基于理性选择,政府应该通过建立一系列信任机制来监督和约束NGO的运行,而NGO也应该在自身建设、利益追求等方面与政府的社会目标相一致,从而促进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实现政府的良治与善治,并为社会和公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中国民间公共组织的演进逻辑

在“政府-市场-社会”三维空间视野中,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市场经济体制演进,公共领域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民间公共组织的演进逻辑包括三层涵义：（1）民间公共组织的生成机制,即“自上而下”的体制内途径、“自下而上”的体制外途径、体制内途径与体制外途径的融合;（2）民间公共组织演进的动力机制,即外部动力机制、内部动力机制;（3）民间公共组织的演进路径,即组织发展模式选择、治理机制变革。组织产生、组织发展动力、组织发展事实构成了民间公共组织演进逻辑的三个重要方面。     

公共管理中的公众参与问题分析

公共管理整体水平的提高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公众参与是公共管理效能提升的关键环节。明确公众参与在公共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寻求公众参与程度不断提高的有效途径,是加快公共管理整体发展速度的重要手段。     

试述高校环保NGO在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高校环保NGO作为特殊的民间环保社团,是公众参与环保的积极力量,在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中有着独特的作用.支持、培养和引导高校NGO的发展,对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城市公共环境整治与非政府组织参与——以近代天津商会为例

近代以来,以商会为主的商人团体参与城市公共环境的整治与管理所做的贡献毋庸置疑。过去在文章中对此有过一些简单论述,但对以商会为主的非政府组织(NGO)参与城市公共环境整治与管理的专门论述尚不多见。本文拟对近代城市公共环境整治与非政府组织参与的论题,以天津商会为中心展开探讨,以便对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协调合作的城市管理模式有进一步的理解。一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是政府政策启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天津商会作为当时最主要的商人社会团体,不仅在辅助政府实施工商政策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     

关于公众行政决策参与的思考

公民参与是公共决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广泛的公民参与是构建我国行政管理体系的政治基础,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公共决策参与有着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由于传统文化、公众素质等因素的影响以及由此而来的诸多困境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必须转变观念,营造良好的政治参与氛围;强化电子政府的作用,公开政府信息;完善相关制度,拓宽公众参与决策的渠道,提高公众行政决策参与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促进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发展。     

试论汶川地震行政力量与民间力量协同善治——兼论抗震救灾新模式:“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汶川地震牵动全国,震惊世界.面对这场特大灾难,中国人焕发了前所未有的抗灾热情,社会各阶层同心协力、积极行动,一个较为典型的现代公民社会的图景跃然展现.本文在协同善治的视阈中,阐述行政力量和民间力量的协同善治,并着力构建以灾区需求为导向、政府为主导、多中心治理主体(政府、企业、NGO组织、志愿者、社会精英、普通民众等)互动合作的抗震救灾新模式--简称"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协同善治模式.     

西方非政府组织转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从迪马乔(Dimaggio)与安海尔(Anheier)研究NGO的历史视角出发,西方NGO发展呈现这样三个历史转型阶段——身份团体影响下的慈善组织时期、专业人士主导下的志愿组织时期及政府力量推动下的第三者政府时期。在市场机制影响下,NGO部门当前正呈现混合形态发展趋势。从对其发展背后的深层因素分析可见,转变中的贫穷问题及对其成因的理解影响了身份团体,专业人士,政府与市场不同实体间的角色转换,进而推动了NGO的转型。NGO与政府关系的变化是另一影响NGO转型及NGO国际差异的关键因素。     

国家、NGOs和国际环境制度

NGOs作为非国家主体在国际环境制度制定的活动中的参与范围越来越广,本文分析了NGOs在国际环境制度制定中的参与方式、表现形式及参与意义对国际理论的影响.认为NCOs以其拥有的独特技巧和资源与其他国际主体共同合作,一方面,NGO不断扩大的参与可能使其获得国际公认的与主权国家一样的法律主体资格;另一方面,NGO的参与没目前来看提高了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的管理能力,而并不是损害了国家的主权.     

新农村建设视角下的中国农村NGO发展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农村政策的改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农村NGO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建设力量。通过对农村NGO的发展历程和现状的系统研究．可以发现经济类NGO促进了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社会文化类农村NGO有利于农村文明新风的树立,维权类农村NGO有助于推动农村民主政治,农村教育（培训）、医疗、养老等NGO有利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但是农村NGO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问题,诸如政府对农村NGO的管理存在漏洞,农村NGO内部管理不善,社会环境不利于农村NGO的进一步发展,农村NGO发展的资源不足等。若要充分发挥农村NGO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就必须通过加强宣传引导、健全法律法规、健全筹资体系、对农民进行长期的教育和培训等措施来促进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