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叶兆言历史题材小说的先锋意义和美学价值

叶兆言的历史题材小说已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其具有颠覆意义的先锋价值,对文学观念和与作形式的冲击,在当代文学史上写下了浓重一笔。本文通过对其先锋意义和美学价值的分析,阐述作家寻找反历史中与重建历史叙事的努力。     

从小说《艾凡赫》看司各特的历史观

从小说《艾凡赫》的人物刻画和情节设定入手,剖析了作者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所特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认为:在本部作品中,作者站在国家立场上,以历史的高度、宏观的角度对国家、民族的未来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通过对不同人物特点的逐一分析,总结出作者所提出的其所认为的最合理之出路,即各民族应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消除隔阂,团结互助,使得国家能够更好发展。     

历史·历史观·历史情味——试论历史小说的价值维度

作为文化符号中的一个超级能指,历史与文学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历史小说”是“史性”与“诗性”的交织融合,不同的历史观深刻影响着“历史”进入“小说”的过程;“怎样现代”与“如何文学”,即小说家对于历史题材的“深度艺术加工”,则最终决定着“历史小说”的成败。     

阿特伍德小说中的女性牺牲史

传统的官方历史往往聚焦于男性精英的成就,迷恋于阐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而忽略了历史边缘人群包括女性的声音;女权主义女性历史趋于描述女性创造历史的能力而无暇顾及女性的牺牲史。加拿大文学女王阿特伍德用自己的小说来记述女性牺牲史,向传统的历史挑战。     

说不尽的王昭君——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昭君题材小说

昭君形象源于史料,但她的声名远播离不开文人们的长期关注和不断感发。随着历史小说书写潮流的兴起,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批昭君题材的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同中有异又异中有同,互相对立又相互补充,塑造出了多幅熟悉而又陌生的昭君面孔。     

新世纪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价值观研究

在新世纪,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呈现出了一派繁荣景象,其中有许多优秀之作,但部分也存在价值观上的偏差,具体而言表现为:一是人生价值观上存在偏差,如信仰被搁置,崇高被消解;二是历史观上存在偏差,对历史事实予以歪曲,放逐历史发展的本质;三是文化价值观上存在偏差,即后现代主义与现代理性杂糅共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共生。这些偏差影响了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艺术提升,也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与建设。创作者只有克服上述偏颇之处,才可能突破一些狭隘的观念,创造出充满历史审美张力和宏伟鲜活的历史画面与场景的好作品。     

新世纪初历史题材小说主体的间性趋向

新世纪初历史题材小说的主体呈现出间性趋向:作家主体与人物主体、叙述主体交互对话,作家主体与自然主体、世界主体和谐共生,对神秘因素及因果宿命等宇宙未知力量的发掘与复魅,以及对非理性主体的开掘与表现等.这既是文学观念和创作发展演变的结果,也是时代思潮及新史学观念等影响所致.历史题材小说主体的间性趋向拓展了创作的题材领域,丰富了作品的思想文化意蕴,形成了作品众声喧哗的多声部复调艺术世界,但也可能会给创作带来新的问题.     

琥珀与葡萄——浅析严歌苓小说中的历史观

本文以《第九个寡妇》中英雄寡妇蔡琥珀形象为例,剖析严歌苓小说独特的历史观,即对历史,严歌苓有独特的看法,她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解构一种既定的意识形态,从而使她的作品导向了一种多元化的历史叙事。     

乡土文学史中的莫言乡土小说

莫言的作品大多是以乡土为背景来描写乡村生活的,应该说莫言小说是新时期乡土小说的代表,因此,将莫言的作品置于中国乡土小说背景中将有利于突显出其在乡土文学史上的独特之处.与写实主义和写意主义乡土作家不同,莫言的乡土小说更多的是以一种平民姿态表达着对于乡土中国苦难的体验乃至认同.     

试论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当代性”

近年来,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借古喻今的同时不断追求"当代性"的审美品格,这种关乎当今时代社会发展现实的问题立场和叙事方式引发了当代人的审美反思与接受。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当代性"主要体现为:在思想内容上影射社会现实问题,以当代价值观念为导向,满足当代受众审美诉求;在叙事艺术上以多视角、亦正亦娱的方式呈现,语言上既保留特定年代文风又贴近现代用语习惯;在人物塑造上实现从"二元对立"模式到多样性的转变,突出女性在历史发展中的潜在动力,表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良品格和美学精神。     

岳飞题材小说戏曲的历史演变

自宋至清,每个朝代都有相当数量的岳飞题材文学形式,它们之间既有前后承袭借鉴之处,同时又都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南宋是岳飞故事虚构之始,岳飞题材元杂剧表现出公案化的特征,明代前期的岳飞题材传奇大力提倡忠孝思想,明代后期至清代前期的岳飞题材小说戏曲则表现出崇实翼史和虚实相半两种倾向。     

新时期历史题材小说叙述范式的转型

新时期以来,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蔚为壮观,其叙述范式发生了引人注目的重大转型:如从诗化的历史叙述转型为历史的诗化叙述,从故事化叙述转型为生活化叙述,从传统的民族史叙述转型为家族史、个人史的叙述等等,但历史的主体是人,对人的关怀应成为历史小说创作的最高形态和最后的归宿所在.     

小说中的介入意义

小说的多层语境使其所含的介入意义有四对说话者-听话者:叙述者-读者,人物言语-读者,人物言语-人物和人物思想-读者,这是导致评价理论的介入系统不宜直接用于小说文本分析的主要原因。本文通过对《林家铺子》叙述者、人物言语和人物思想介入意义的分析,论证了只有把介入意义与其调节各类对话方结盟关系的作用结合起来才能揭示介入系统在小说评价意义表达中的功能。      

《新新小说》:侠的实验性书写

晚清小说杂志<新新小说>在对"侠"的建构与创新方面有所着力.它在侠与时代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且在侠的内涵的建设方面,强调了侠在国家救亡、人种改良方面应有的作为.翻译小说的背景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新小说>中的侠的表现.<新新小说>杂志所提倡的"侠",从整个中国的侠的发展史角度来看,具有一定的实验性.     

历史题材小说的道德抉择

新时期以来的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现实与道德的艺术性思考中,许多历史小说作家采用历史判断与道德判断的双重视角,从文化的高度观照历史,向我们展示了全新的历史画卷,塑造出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人物形象。在近20年的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中,还出现了所谓“零度情感”的叙述姿态和对大量丑恶社会现象的描写。这类文学现象的出现,既有其合理性,但也必须注意到它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即使全面进入市场社会,作家仍应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作家的社会良心是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必须时时顾及的。     

阎真小说人物组合论

阎真以“人”作为其小说的叙事核心要素。通过对男女情爱关系的组合和变动来推动小说情节发展,在情节节奏性的推进中实现小说对生存的思考和对精神的体察;通过一组或多组人物的对照组合,在矛盾统一中探寻人物心灵,表达哲学思考;通过虚设历史人物,构成精神背景和精神潜流,让小说中的人物在艰难的生存处境中进行精神参照,获得生命的启示。在多重人物组合中,阎真的小说形成了纵横交叉,立体多维的小说叙事坐标体系,从而对转型期人物生存处境及精神困境进行了颇富深度的揭示。     

论小说题材中的审美个性

小说题材是创作主体审美精神的新发现。其间,主体的审美情趣和审美习惯对催生题材的转化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审美情趣和审美习惯说到底也就是一种审美个性。主体的审美个性一般说来有三个因素:即美感因素、理性因素和各别性因素。就思维性质来看,写小说无非是一条从发现美到创造美的思维过程;而作为小说的首要前提,理性因素主要指催生和虚构小说题材的理性思考,即所谓的创作意图;至于各别性,则指主体之间由于各自的生活经历所限,进入所熟悉的生活领域后,造就题材呈现出的互异性、各别性。     

性别视野下的解放战争题材小说

解放战争题材小说是十七年（1949-1966）文学革命历史小说的一部分。从性别视角可以读出解放战争题材小说蕴含着战争与性别关系的思考,某种程度上表现了作家对具有进步意义的中国当代女性形象的一种审美想象。《保卫延安》偏重男性主体群像塑造,是一部男人的书。《红日》《林海雪原》在展现女性形象主体性色彩的同时,对女性身体的修辞渲染未摆脱传统性别文化将女人视为被看的观念。《百合花》的审美价值则标志着女性作家在写作中超越有限后所能达到的高度。     

奇想化的“战争启示录”——莫言战争小说谈片

文章对莫言的战争题材小说进行实证研究,从如何“写绝对主观的战争”、“童心”与“奇想”、“信史”与“心史”、文学故乡的双向拓展、普遍人性对战争的超越等方面,予以深度阐释,以揭示莫言对战争文学的独特观点和莫言战争文学经验的若干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