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渊源初探

汉赋渊源初探辛保平，夏立华汉赋是继承先秦文学而形成的一种崭新文体，是汉代文学的主潮。汉赋从内容和形式上看大体可分为三类：骚体赋、散体大赋和抒情小赋。通常所谓汉赋，或者说严格意义上的汉赋是专指散体大赋的。因此，本文所论汉赋仅就汉大赋而言，汉初的骚体赋和...     

汉大赋与儒学

汉大赋与儒学刘周堂以铺张杨厉为特征的大赋何以在汉武帝时兴盛一时？汉大赋为什么在体制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劝百而讽一”的内在矛盾？这是汉赋研究史上的两个重要问题。关于前者，论者大多笼统地将它归之于汉帝国的繁荣和昌盛；而对于后者，则大都避而不议，似乎是文体...     

论汉赋与汉代奏议的互动关系

汉赋与汉代奏议属于不同的文体,前者属于纯文学范畴,后者为应用性文体,它们都是汉代高度发达的文体。这两种文体看似毫不相关,但在汉代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汉代文人基本上都能兼擅奏议与赋;从这两种文体对汉代政治强烈关注的角度来看,二者内容上具有较强的趋同性;汉赋与汉代奏议在写法上也互相渗透。汉赋与汉代奏议齐头并进、互相渗透,形成汉代一种繁荣而又特殊的文化现象。     

论儒家思想与汉代辞赋

汉赋的发展与儒学的盛衰有密切的关系。西汉初期,儒学尚未兴盛,反映在汉赋上则是百家思想并存。自武帝始,儒学居于主导地位,对汉赋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是：儒家批评君主过失的传统及诗教的“谲谏”原则,促成了汉大赋的“讽谏”功能;儒家向往古代圣贤及《诗经》中的“颂”,促成了汉大赋的“颂扬”功能;而东汉时期儒学与谶纬合流,又使汉大赋的颂扬功能更集中于对礼节仪式的发挥;儒学对汉代抒情赋中的“贤人失志之赋”与“纪行之赋”也有重大影响,使其表现出以儒家思想为本的特征。东汉末期,随着儒学的逐渐衰颓,汉赋的题材也突破大赋的京都校猎与抒情赋的言志纪行而逐渐趋于世俗化、多样化。     

汉大赋中为何多奇文僻字?

汉大赋中多奇文僻字首先与汉代的政治思想状况有关。由于皇朝的吏治政策以及经学研究的需要 ,汉代的文字学空前发达 ,有些大赋作家本身就精通小学 ,这就给奇文僻字的使用提供了背景条件。其次 ,汉赋作为自觉创作的文学作品 ,其写作目的与文体的语言特点也都是奇文僻字出现的原因。在语言特点中 ,汉赋的口语特色也起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往往为以前的研究者所忽视。     

汉赋之“丽”的文体意义

"丽"是汉赋最典型的文体特征,是给赋体定性的重要因素.汉赋作家对汉赋之"丽"的坚守表明他们在对待文学语言上出现了非功利性的审美态度,昭示看两汉走向自觉的文体意识,标志着文学开始以语言形式来定义自身.汉赋作家对"丽"的刻意体认和追求,在创作实践中有效地促进了赋体的兴盛和汉赋美学风貌的形成.     

论经学对汉赋题材的催动

汉大赋的发展过程与经学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经学的“一尊”、“一统”和天子仁政爱民的思想影响了汉赋题材的选择。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经学的繁荣才带来了汉赋的繁荣。     

汉大赋体制形成过程中的时代因素

汉大赋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和汉代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联系。除了文体的继承发展因素之外,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各方面的具体状况都直接影响着汉大赋的内容和形式,帝王的提倡、贵族文士的具体生活状态、文化教育发展、政治制度的具体规章、文学审美观念的特定形态等等都决定着汉大赋诸方面的基本特征。     

汉大赋双音词初探

汉大赋中的双音词在词义上有自己的特点 ,而且数量特别多 ,其中单纯词尤其多。这说明汉大赋并不一味追求典雅 ,在某些方面比同时代的其它文体更接近口语。汉大赋对双音词以及双音词组的大量采用 ,在汉语词的双音化过程中起了推动作用     

文学自觉与诗赋的消长

汉赋对“丽”的追求是文学自觉之先声。晋人倡情与丽结合，掀起文坛新潮。士族社会“及时行乐”之情与汉赋的娱乐功能相拍合，使南朝文学走向轻艳靡丽。于是汉赋积淀下来的审美经验在士族社会精神气候下长足发展，并影响诸文体，是为“赋化”。而“诗化”则体现在“意象化”上，从外在的穷形毕貌走向内在的情景交融。正是文学的自觉促成了文体分工与诗赋之消长。     

关于汉赋之我见

汉赋(这里指汉大赋,下同),这个曾经被认为“是形式主义,反现实主义的典型”,近年来人们已不再一味地抨击它、否定它了,而是科学地给它以适当的肯定,恢复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要中肯地评价汉赋,恢复它的历史真面目,就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锐利的理论武器,紧紧地扣住两汉的特殊历史背景,把汉赋放到大汉帝国刚刚诞生、中国尚处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这个特定历史阶段来考察。     

汉赋文化特质简论

汉赋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文体,其中还包含了十分丰富的文化意蕴。将汉赋还原到汉代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把握汉赋的精神实质。汉赋和汉代政治和汉代帝王息息相关,并随着汉代政治而勃兴或衰微、随着汉代帝王对汉赋的喜恶而或盛或衰;汉代经学占据汉人思想的主导地位,辞赋之士受经学影响最深,经学中的大一统观念、天人感应观念、君权神授观念在汉赋中得到了积极的传播和浓重的渲染;汉赋有自己独擅的艺术意境,总体上讲究辞采华丽之美,讲究音韵之美,细分之,大赋小赋又有不同的审美趋向;汉代赋家多有论赋,从司马相如到王充,汉代的辞赋观大抵由全面肯定到折中批判再到全面否定。     

汉赋与齐文化

<正> 论及汉赋,前人多从文体流变探其渊源,所述虽精,却有不周之虞。因为,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某种文体的发生,固有其文学内部的原因在,但又是一定社会文化发展的综合表现。探讨汉赋的渊源,也应从文化发展的大环境进行考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赋的发生和萌芽,与战国时期“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有关(《文心雕龙·时序》);而其在西汉的发展、兴盛和繁荣,又是在西汉帝国大一统的情势下,以楚为代表的南方文化和以齐为代表的北方文化交汇、融合、互补的结果。     

关于汉赋研究的几个问题

赋文体有固定特点,应该区分赋体和受赋体影响的文体,以及影响过赋体的文体.荀子、宋玉赋特点代表了赋体文学和<诗经>传统的联系,赋体文学受骚体影响,是在汉代以赋体命名骚体诗歌以后.汉赋繁荣是汉代皇帝儒雅精神及汉赋作家自觉继承和发扬<诗经>讽谏传统的结果.     

论汉代赋家创作的个性特征

当今对汉赋的研究，一般都肯定其总体的价值和成就，而忽略了创作的个性特征，甚至贬之为没有个性可言。究其原因，主要是对汉代赋家作赋的认识及其体式的理解有偏颇之见。汉代赋家诸如扬雄、马融等确有过仿效前人之作的创作，但他们的模拟只是在文学体式上．而不是在技巧和内容上。汉赋的体式是多元的，且形成了一种定式，如骚体式、答难式、七体式等，这些体式的出现，应当肯定其对赋体形式多样化的贡献，不可视为“了无新意”的模仿。今人探讨汉赋的繁荣原因，多着眼于社会的政治背景、经济条件、文化因素，却极少提及赋家的创作个性的促…     

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刘勰论汉赋的文学成就

刘勰不仅充分肯定了汉赋在文学题材的开拓、艺术手法的创新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还丰富了汉赋作家论、创作论、文体论的内容.刘勰的汉赋观集汉魏六朝汉赋研究之大成,堪称是唐前汉赋研究的高峰.     

论古代批评文体的嬗变规律

中国文论史上,每种批评文体都有其鲜明的体制特征,文体体制的嬗变呈现出变与常的悖立整合;受时代风尚、批评主体情趣爱好以及文体本身发展规律影响,批评文体的语言表达和艺术手法表现出散韵、秀隐交错的嬗变规律;批评文本结构、语言表达等的变化,必然引起文体体貌上的不同,因此,批评文体之体貌体现出质文代变、雅俗相递的嬗变规律.     

“箴”文体的形态与演变

西汉扬雄模拟西周《虞箴》作箴文二十五篇，确立了“箴”的文体形态，扬雄在《虞箴》的基础模式之上，增加了汉大赋式铺叙和内容的重复，这些“革新”在晋时被放大而造成了“箴”体的芜杂。六朝时期，随着箴文篇幅的增加、箴“序”的出现和发展，“箴谏”的可诵读特质逐渐消失。刘勰所认可的官箴具有干预国事的功能，且此功能具有从官员到君王的特定指向性。从先秦至魏晋，官箴一直是箴文体正统。但唐以后，官箴逐渐消失，箴文多为“私箴”。以《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部分作为切入点研究六朝文体学，还原具体某种文体在文学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能使得六朝文体学研究焕发新章。     

对茅盾为汉赋所下论断的思考

通过对茅盾为汉赋所下论断的思考,主要以“诗的赋化”和“赋的诗化”为例,提出汉赋是美文追求与社会意义并重的,只是它极绚烂的艺术形式冲淡、掩饰了其具体、独特的,又批判现实的文体特征。     

汉赋起源新论

关于汉赋的起源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或谓源于<诗>,或谓源于<楚辞>,或谓多源.我们认为,"赋者古诗之流"的说法,不过是汉人以经学眼光所作的赋学批评而已,事实上不是<诗>影响了赋,而是赋<诗>风气促成了汉赋的产生,这也是赋之得名的主要原因.<楚辞>原是楚文化熏染下的抒情诗,汉以后拟作甚多,加之又受汉赋影响,遂有骚体赋的出现,但在以屈原作品为主要代表的楚辞与汉大赋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至于汉赋多源说,实未揭示汉赋产生的源头究在何处.细案史料,汉赋直接源于战国纵横家的游说进谏之辞.从春秋时期公卿士大夫在特定的政治、外交场合赋<诗>言志,到战国时期士人的隐语讽谏和游说进谏,再到汉初枚乘的<七发>,汉赋的萌发、演进之迹皦然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