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翼的痛苦内容与解脱方式

清中叶鼎盛时期著名诗人、史学家--赵翼虽出身贫寒,晚年却福禄寿三者俱全.其一生尽管平凡,但又有人生坎坷中的忧生痛苦和经世泽民思想带来的忧世苦恼.赵翼懂得化解,寻找到自己独特的解脱方式:在实际行动中减缓、在"真性情"中消解和在"自得之趣"中超越他的忧生忧世的痛苦.这一价值取向,成就了他性灵派副将和与袁枚、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的美名.     

论唐代咏史诗的忧患意识

文章认为深沉的忧患是唐代咏史诗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它包含了双重意蕴:一个指向外部世界,表现为“忧世之思”,一个指向内在生命,表现为“忧生之嗟”。“忧世之思”的生成是以时代使命感的自觉为前提的,集中表现在以忧君为主的忧君、忧国、忧民的三位一体。“忧生之嗟”在初、盛唐表现出来的多是忧世者的忧生,在中、晚唐咏史诗中则多为对自我人生价值、人类终极意义的忧郁。      

论唐代咏史诗的忧患意识

深沉的忧患意识是唐代咏史诗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它包含了双重意蕴:向外表现为"忧世之思",向内表现为"忧生之嗟"。"忧世之思"集中表现在以忧君为主的忧君、忧国、忧民的三位一体;"忧生之嗟"在初、盛唐表现出来的多是忧世者的忧生,在中、晚唐咏史诗中则多为对自我人生价值、人类终极意义的忧郁。     

忧生忧世——王国维“境界”说核心思想之一

"忧生忧世"思想是王国维用来衡定境界高低深浅的主要标准,与衡定境界是否成立的"真"的思想,同为王国维"境界"说的核心思想之一。"忧生忧世"直接承袭了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文艺的精髓,也切合王国维悲观主义人生观及其人生体验。"忧生"重于"忧世",比较多地受到了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影响,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思想及其文艺理论的某种偏离和深化。在这点上,也显示了"境界"说是中西文艺思想合璧的结晶。     

夏中义“忧生诗学”研究的方法理路及反思

夏中义站在人本立场,用发生学的研究方法为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建立了"忧生诗学"的体系。在本体论层面,他以"忧生诗学"贯穿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在方法论层面,他既吸收了影响研究的合理内核,又将其上升到发生学研究的层面,分析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思想的深层次原因。这种研究理路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把王国维对叔本华的接受视为被动消极接受的弊端。其实,王国维的思想一直纠结在"忧世"和"忧生"之间,到最后终于向二者告别。仅用"忧生诗学"概括王国维的文学批评不能说明其诗学思想的变化和发展。     

龚自珍诗歌散论

一清代诗人赵翼,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绝句)他又说:“必创前古所未有而后可以传世”(《瓯北诗话》),在清中叶能说出此话,是极有时代意义的。“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论诗》五古)确是真知卓见。当然,赵翼所讲的主要还是形式上的问题,他要求诗歌要有“新鲜”感,要“趋     

庄子的现实情结及其生成机制

庄子浪漫文风的背后潜藏着深厚的现实意蕴。他不仅借助“畸人”、“宋人”、“寓言”等形象的文学描绘抒发了自己的忧生情结与当世情怀 ,而且借助《齐物论》等文建构表达了自己的批判意识与现实精神。     

杜甫栖居草堂时期的精神困境

由于政治上的失意和经济上的困顿,杜甫栖居成都草堂。草堂使杜甫从空间上避开了战乱,安逸宁静的草堂生活可从精神上弥补先前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缺憾。栖居草堂,乃是客观情势所迫,并不是真心归隐,杜甫以矛盾的心态对待草堂生活。儒家思想的影响、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和性格的两重性带给他情感归属的困难。草堂期间杜甫虽然表现出了怡然自得、尽享天伦的情趣,但他的心灵深处是复杂的,杜甫不能完全消融在自然之中,他在精神上始终挣扎在叹世思乡、忧时嗟身的痛苦之中。草堂不是杜甫的“桃花源”,只是给杜甫提供了一个暂时的心灵栖息地,并不能真正消解“思家则生愁,睹景则销愁”的矛盾心态带给他的精神困境。     

初论汉代诗歌的忧生之叹

汉代诗歌中忧世之嗟较少,忧生之叹较多。汉代诗歌的忧生之叹,既表现为对有限的生命长度之焦虑,又表现为生命困顿之忧。忧生之叹诗歌的特点,亦能反映出汉代诗歌的大体特征：生命主题作品集中而频繁,体现出发愤而作、宣泄悲愁的创作方向,直面生死,毫不讳言,具有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特征,既指向于个体人生,又高度概括了无数人千古共有之情。     

杜牧涉酒诗中的忧患意识

杜牧涉酒的诗作中,充满忧患意识。杜牧的忧患意识中,既有忧世之思的大忧患,又有忧生之嗟的小忧患。这种忧患意识的产生一是由于社会方面的原因,二是由于杜牧个人原因。     

祢衡论

祢衡以狂名于世,但他不只是一介狂生。祢衡深受东汉党人“忠君”、“忧道”思想的影响,在汉魏之际社会大动荡、思想大变革的时代,特立独行,承袭东汉党人余烈,坚守儒家正道,以忠君爱国为立世之本,以刚傲清狂张扬忧道之情。他的种种狂言悖行出自一个目的:以“狂”的方式,表达自己忠君爱国的政治理想。     

论古代士人的忧患意识与立言传世

古代士人的忧患意识,主要通过其作品表现在对国事的忧虑、对民生的关注和个人抱负无法实现的苦闷三个方面。忧世之音、家国之思表达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心民瘼,忧民之忧,表达了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怀才不遇,忧生之嗟,充满了岁月不居的无奈和功名未就的忧患。这种忧患意识源自于儒家心忧天下、民惟邦本等思想。在儒家文化的长期整合下,忧患意识在古代文人中凝聚了巨大的心理能量和内驱力。当他们在“立德立功”之途不顺畅时,主要是以“立言”的方式,表达了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从而实现了人生价值的追求和精神上的永存。     

镇安府任上的赵翼

宦辙经年到,邮签万里修。 地当中国尽,官改土司流。 这是赵翼在乾隆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1767—1770)出守广西镇安府(府治天保,即今德保县)时所写《镇安土风诗》的开头几句。诗中洋溢着他对“乾隆盛世”时期国家空前统一的自豪感和自己要“勉修循吏绩,抚字辑遐陬”的积极进取精神。赵翼(1727—1814)字云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人,是清代中叶的诗人兼史学家。他在诗坛上与袁枚、蒋士铨齐名,被合称为“乾隆三大家”,有《瓯北诗集》和《瓯北诗话》行世。他论诗特别强调诗歌的发展、进化的观点,反对“荣古虐今”的社会偏见。其《论诗绝句》说:“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     

赵翼论吏治——读《廿二史札记》

赵翼是清乾嘉时期的著名史学家.在他的史学名著<廿二史札记>中,他对"历代治乱兴衰之故"进行了深入而精到的研究,于历代吏治尤为关注.赵翼分析了影响吏治的几大因素,指出君主、官吏素质低下及不受监督的权力是造成吏治败坏的主要原因.有鉴于此,赵翼提出了整顿吏治的措施,其中,对制度的论述最为引人注目,颇具近代理性精神.     

论宋代词人的忧世情怀

宋代文人士大夫大都以名节自砺 ,以道义相期 ,以开济自任 ,有强烈的经世思想、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 ,正因如此 ,面对积贫积弱的国势 ,他们的忧世意识也特别强烈。即使在一向被视作花间尊前聊佐清欢的工具的“小词”中 ,也充满了文人士大夫浓郁的忧世情怀。具体而言 ,北宋词中“多北风雨雪之感” ,而南宋词中 ,“多黍离麦秀之悲”。     

现代新儒家文化民族主义研究——以贺麟为例

贺麟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内涵丰富、意蕴深厚.他不仅以复兴民族文化、重塑儒者形象为己任,亦致力于儒化西洋文化、尝试学术建国,以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在对民族和文化双重危机的体认中,衍生出对民族国家和文化前景的强烈的忧世情怀和人文关怀.     

试论苏洵的革新主张

苏洵(1109—1066)字明允,号老泉,四川眉山人.他一生以少年“游荡不学”,中年发愤苦读,晚年名震京师著称.他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是著名的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长于策论,尤好言兵.他所生活的时代是表面承平而危机四伏的时代,是庆历新政失败而王安石变法正在酝酿的时代.他是一位“皇皇有忧天下心”,“有志于当世”的人物.他针对当时社会的各种弊端,提出了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领域的革新主张.苏洵的革新主张集中表现在《几策》、《衡论》和《上皇帝书》中.《衡论》作于至和     

浅议钱钟书“忧世伤生”的爱国主义思想

正确认识和理解钱钟书“忧世伤生”的思想,是正确评价钱钟书作品思想内容的基本前提。忧世伤生是黑暗窳败社会中的一种爱国主义思想,“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诚然,爱国主义有着历史的继承性和发展性,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爱国内容,即使是同一时代、同一社会的爱国者,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也不可能是等量齐观的。饯钟书“忧世伤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何独自的特色呢?     

论庄子的伟大人格

庄子的伟大人格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志向远大,淡泊名利,忧世爱民,才智卓越,性情洒脱,能够应时而变.他品质高洁,公正无私,简朴淡泊.他的内心对人民充满了大爱.他无情地揭露了君玉诸侯们的贪婪及其丑恶嘴脸;庄子的人格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昨夜西风,道心事峥嵘 ——从"昨夜西风"句看王国维评论的情感倾向与特征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引用晏同叔的名句"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达三次之多,由此可研究王国维评论的情感倾向与特征.结合王国维评论的内容,将"昨夜西风"句与《蒹葭》相比较,知其对于"昨夜西风"的理解是"悲壮"而忧愁的;同时,他将此句作为忧生的例子与人生"三境界"的第一境,可发现王国维钟爱此句的原因在于他自身有难以排遣的忧生之思,这在他自己的诗词创作上体现得也十分明显.可见王国维评论有偏爱情感丰沛的诗词与忧生的文学内容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