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ＷＴＯ协定》国内解释主体 ———兼论条约解释中的翻译问题

国际法体系的日益丰富使得条约解释问题日趋复杂。在国际争端裁决机构和国内法院的适用条约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条约用语含义、条约间关系的解释问题以及条约解释主体、解释的效力等问题。中国尚缺乏明确的条约国内法解释的程序保障。在ＷＴＯ中与国内立法有关的事项被认为是事实问题,由于存在着与翻译有关的某些不确定性,对事实的确定会受到限制。对于中国《缔结条约程序法》中的条约解释条款应予以修订,以明确条约在中国国内的解释主体、解释程序以及条约翻译等相关问题。     

什么是市民主体城市

“公”与“私”的问题市民主体城市并不是一句成熟的用语,其意思极难确定。这句合成语的意思是“市民作为主体来管理城市”呢?还是“城市作为主体来操纵市民”?两种解释都能成立,所以说它含义模糊。这种对模糊含义的疑问不仅在城市问题中存在,比如要造一句“国民主体国家”或“职工主     

评《社会伦理学研究》

《社会伦理学研究》是一部具有创见性的学术著作,它表达了整个社会发展的价值诉求,另一方面它又为规导社会发展的方向提供参考。它确立了这样一种理念：以＂生活优先＂而非＂逻辑优先＂的原则,来谋求人之＂所是＂与＂所应是＂相统一的＂成人之学＂,来阐释个人与社会的相辅相成,《社会伦理学研究》一书问世,不仅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而且也表征着中国社会伦理思想研究走向了一个新里程。     

再论《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宪章》无法像明确规定合同双方具体权利和义务的土地租约或保险单一样,因为《联合国宪章》需要处理一些更加不确定、更加难以预料的情势。在某些情况下,《联合国宪章》条款的含义越宽泛越好,有时越模糊、越模棱两可越好。然而,依照古罗马法律格言"任何人均不得向他人转让超过自己所拥有的范围的权利"(nemo protest plus juris ad aliumtrasferre quamipse habet),一个国际组织制定的原则和规则,无论是基于条约还是基于实践,都只能是在与该组织的宗旨与原则不相冲突时才是合法和有效的,否则应排除其适用的效力。     

政府公信力失范行为分析

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政府行政改革认为政府应成为社会向前发展的＂掌舵者＂而非＂划桨者＂,政府应当以实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其宗旨,是一个＂公民本位＂的服务型政府,特别是基于公共管理的＂效率与公平＂的理念,从思想上树立＂满足公民所需＂、＂尊重公民意愿＂和＂重视公民参与＂的政府行政观念。然而,无论政府承担何种职能,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才是至关重要的＂一杆秤＂。     

“义”“利”的对立与统一——朱熹的义利观辨析

朱熹释＂义＂为＂心之制,事之宜＂,并认为＂善善恶恶为义;＂其＂利＂则有＂自然之利＂与＂贪欲之私＂两个层面的涵义。在＂利＂的＂自然之利＂的意义上,＂义＂即＂利＂,两者有着高度的统一;在＂贪欲之私＂的层面上,＂义＂＂利＂的价值诉求则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因此,＂义＂＂利＂之间乃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而就朱熹的义利观所具有的超越历史局限性的普遍意义而言,它对于今天的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国际人权条约的特点及其解释的特殊性——以迪亚洛案为例

国际人权条约解释的特殊性与其特点有着密切的联系:人权条约模糊抽象的特点为解释留下了较大的空间;非互惠性的特点使人权条约在解释时特别强调其目的与宗旨;解释主体的多元化使得人权条约难以形成特定的解释;人权条约在内容上的重合为各解释主体相互引证提供了客观基础。但是,无论国家及国际机构采取何种解释方法,它们解释国际人权条约的基础都应源于条约当事国的共同意志。     

从隐喻角度探究“飞马”的逻辑可能性

隐喻有其独特的工作机制,它使事物的类属关系或分类空间不再僵化和固定不变,使无法经验和不可言说的事物显示出新的可能与意义。从隐喻的角度来分析＂飞马＂一词,通过解释＂飞马＂中＂飞＂的隐喻意义,不仅可以让＂飞马＂一词摆脱所谓的空名或空指称短语的指摘,还可以使其内在的逻辑可能性得到合理的解释。     

从“重生”到“知死”——简论孔子的人生哲学观

以《论语》为原典,集中分析和讨论了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生死有命＂和＂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等人生哲学思想,指出：孔子重视＂生＂并不意味着忽视＂死＂,强调人之＂知生死＂就是＂知命＂,即明白＂死生有命＂;面对＂求之在天者＂而非＂求之在我者＂的生死问题,人所能做的就是以＂践仁＂来实现生命的永恒价值,并借此获得对个体生死的超越。     

《三国演义》的史家立场与演义趣味

前人在《三国演义》＂虚＂与＂实＂的问题上纠缠不清,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史书之＂真＂或史家之＂求真＂的认识不全面。论者往往过于强调史家笔下的历史的＂事实＂面,而忽略它还有＂意义＂面。《三国演义》的＂事实＂之外有＂意义＂,甚至是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这便是演义的趣味,它与史家的立场一脉相承。并且演义的＂意义＂较之于史书的＂意义＂,其哲学意蕴更为深远。     

中西恭维语对比与翻译

恭维语作为一种交际用语,它能帮助人们建立和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顺利达到交际的目的。由于世界各国的文化背景不同,同一词语在不同文化中有着不同的含义,因此,在翻译恭维语时,只有充分了解恭维语的内涵,找到与目的语含义相对应的词来翻译,才能最终达到交际的目的。     

惟无乃能大惟大乃能逍遥——孙嘉淦释庄子逍遥义

清人孙嘉淦在《南华通》中秉持＂惟无乃能大＂、惟大乃能逍遥的宗旨,多方引用儒家经典与新儒家学说,通过＂小者困苦,大者逍遥＂的两相对比,最终得出以＂至人无己＂为＂大之至矣＂的结论。在普遍以＂大＂为逍遥的清代庄学界,孙嘉淦的阐说仍具有一定特色,尤其是他引入理学家关于＂理一分殊＂的观念,从实体存在与观念存在两面来评析庄子的＂至人无己＂,实可谓别开生面。     

惟无乃能大 惟大乃能逍遥——孙嘉淦释庄子逍遥义

清人孙嘉淦在《南华通》中秉持＂惟无乃能大＂、惟大乃能逍遥的宗旨,多方引用儒家经典与新儒家学说,通过＂小者困苦,大者逍遥＂的两相对比,最终得出以＂至人无己＂为＂大之至矣＂的结论。在普遍以＂大＂为逍遥的清代庄学界,孙嘉淦的阐说仍具有一定特色,尤其是他引入理学家关于＂理一分殊＂的观念,从实体存在与观念存在两面来评析庄子的＂至人无己＂,实可谓别开生面。     

礼貌原则视角下汉英文化里礼貌用语的对比分析

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话语沟通变得越来越重要。礼貌,作为人类社会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其主要功能就是运用礼貌的语言行为来避免交际中不必要的误会与冲突,达到交际的目的。由于文化的差异,汉英文化中的礼貌用语的含义也存在差异。本文运用礼貌原则,对汉英文化中礼貌用语进行对比分析,以此来帮助中国的英语学习者更好地掌握英语语言。     

论WTO协议解释中注重目的解释法的合理性——主要以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视角

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协议解释实践中,经常违反相关国际公法解释习惯规则,过分机械适用约文解释法,拘泥于所用词语的通常意义,漠视WTO协议的发展及其他目的和宗旨,导致其协议解释缺乏正当性,不能有效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合法权益.WTO协议存在诸多含义模糊之处及其突出的动态性和原则向性,自然需要目的解释法来澄清含义及填补法律漏洞.WTO协议的目的决定了WTO多边法律制度的本质和主要价值取向,任何违背WTO协议目的的解释都是不允许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应该将约文解释法、目的解释法及其他解释法平等协调起来,同时,要将WTO协议的目的作为衡量其解释的正当性的重要标准,在不违反WTO明文规定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目的解释法的澄清模糊条款及填补漏洞的特有职能.注重目的解释法的重要性,有利于保证WTO协议的发展目的得以实现,有助于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     

从个体同意到共同承诺——政治义务的多元主体理论评析

通过对＂真实契约论＂和作为替代理论的＂政治义务的多元主体理论＂的比较与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诉诸＂共同承诺＂而非＂个体同意＂,更能合理地解释＂我＂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并能为政治社会中人们对＂偏离行为＂的抱怨提供恰当的理由。     

中国传统文化与数字

数字作为一种语言符号,通常用于记录、计算,然而置之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其所蕴涵的意义便超＂凡＂入＂圣＂。古人视其为＂先天地而己存,后天地而己立＂,从而建构了一系列相关的文化语汇。透过数字本身来观察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它所折射与反映的不仅是先民的宇宙意识,而且作为一种集体潜意识的约定俗成,它又成为华夏民族根文化的组成部分。     

刑法用语相对性在解释论中的践行

刑法用语相对性必然存在,生成原因主要包括受制于立法者的认知能力和受制于立法者的语言表达能力。刑法用语相对性主要具有补充解释、协调解释和均衡解释等功能。我国刑法分则中多处出现"破坏"、"毁"、"买卖"、"犯罪"等用语,在不同章节、不同条款,甚至在同一条款中其含义呈现相对性。在刑法解释中,必须关注主体范围、对象属性、行为方式以及保护法益的内容,运用体系性解释原理和罪刑相均衡原则,践行刑法用语相对性,破解一语多义之理解难题,进而得出合理的解释结论。     

从“孔颜乐处”思考儒家的伦理幸福论

＂孔颜乐处＂是宋代儒家提出的一个带有原则性的伦理学命题。它的核心内涵是儒家伦理取向的幸福论,论证形式是具有儒家人文特色的宇宙论、认识论和人生论的三论合一,是先秦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在宋代顺应道家的宇宙论、佛教的认识论和人生论的挑战而产生的新的哲学形态,它的宗旨是＂圣人之道＂,以具有宗教情怀的宇宙观和直觉意识的认识论表达儒家伦理观的超越性,其幸福论的真谛在于＂超越苦乐＂,而不是＂以苦为乐＂或＂苦中作乐＂。     

转基因生物的国际法规制

对转基因生物,现有国际层面上的规制体系有<生物安全议定书>体系和WTO体系.这两套国际规制体系互相独立平等,没有从属关系,但当两者在对转基因生物进行规制时如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就存在如何选择和协调的问题.由于保留条款的存在,我们既不能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0条确定的后条约优先于前条约的规则来优先适用<生物安全议定书>,也不能够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确定的解释原则来解释WTO协定.除此之外,在特定的条件下,这两套独立的国际规制体系还存在引发管辖权冲突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