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于权利话语的自由到基于“类本质”的自由——马克思早期自由思想的一次转向

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思考如何实现“人类解放”这一根本问题，而自由与这一根本问题密切相关。《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基于权利话语为自由辩护，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对思想自由的钳制。《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逐渐走出启蒙传统，确立了从政治解放到人的解放的思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自由的理解已经不再停留于争取自由权利这一范围，而是从政治批判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在实现人的解放这一目的观照下重新思考人的自由发展问题，形成了基于“类本质”的自由观。从关注人的自由权利到关注人的自由发展和自我实现，是马克思早期自由思想的一个重要转向，只有深入理解马克思前后期不同的自由观之间的嬗变逻辑，才能系统地把握其自由思想。     

马克思的国家思想的起点及其必然趋向——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国家思想探索

1842年初,普鲁士封建专制当局加强了镇压,日趋反动,青年黑格尔派的“开明君主”实行君主立宪的幻想破灭了。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派中最激进的代表一起转向了政治,选择了一条政治战士的道路。 从1842年4月马克思为《莱茵报》撰稿起,同年10月他作为该报主编直至1843年3月《莱茵报》被查封,这一时期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称为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命题的提出与确立

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从《莱茵报》时期到《德法年鉴》时期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逻辑环节。"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是马克思这一时期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和确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莱茵报》时期的经验认识,《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历史确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理论批判,《德法年鉴》时期的哲学升华。厘清这一历程,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马克思哲学对自由主义的继承和超越——以《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著述为中心的考察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东西方就这一话题不乏研究性论文和著作。但相关研究往往在一个较长的时间维度上研究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这种研究有两种不足：一是对马克思的重要著述缺乏深入分析,二是对马克思早期文献研究不足。文章以马克思《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的著述为基础,考察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和超越,认为《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关于自由问题的探讨为他开启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簡論馬克思从唯心論向辯証唯物論轉变的完成——学习馬克思早期哲学著作的笔記

<正> 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第一次投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实际斗争,促使他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辩证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马克思从退出《莱茵报》到迁居巴黎,与卢格合办《德法年鑑》,由于他参加了工人的各种革命活动,研究了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法国唯物主义者及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终于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我们研读马克思为《德法年鑑》所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著作,深深地感到哲学家“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121页)     

青年马克思政治思想分析——以博士论文和《莱茵报》论文为例

本文通过青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和《莱茵报》时期的主要文章分析青年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的马克思政治思想主要是追求自由和民主。具体在博士论文中是通过高扬个体的自我意识追求个体的独立和自由,寻求定在之中的自由;在《莱茵报》时期是通过争取出版自由获得精神自由,追求理性国家和法,反对宗教专制的束缚,反对私人利益对国家和法代表的普遍利益的侵犯。笔者希望通过对文本的分析,理清青年马克思的政治思想的内容、逻辑线索和思想来源。     

马克思政治批判思想的理论主题及当代启益--基于《莱茵报》政论文章的探讨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以及当时形式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表意见的双重难事,共同指向马克思从事政治批判的理论主题--为贫苦群众谋解放。马克思曾试图借助自由报刊、理性国家、理性法来实现贫苦群众的利益,却捕捉到物质利益关系对新闻出版、国家和法的支配性作用,揭示出所谓新闻出版自由、国家和法的阶级性,明确了新闻出版等公共舆论服务贫苦群众的人民立场,而且他开始突破传统抽象思辨研究范式,在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中初步把握到解放贫苦群众的新方向。准确认识马克思《莱茵报》时期从事政治批判和理论研究的根本主题及基本观点,对于回应当下的一些理论杂音、更好实现人民利益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宗教、理性与国家 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思想的三个关键词

宗教、理性与国家是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思想的三个基本概念,宗教观、理性观与国家观构成了马克思这一时期思想的基本框架,其中,理性观是核心。在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思想结构中,宗教是超验的,理性是先验的,国家是经验的,三者的矛盾表明马克思的理性主要是一种总体性,具有思辨性、二元性和神秘性。这使得马克思的理性世界观与理性国家观陷入困境与危机之中。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文化思想的理论思考与实践走向

马克思文化思想作为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文化问题的求解和社会发展的走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莱茵报》时期作为马克思开始接触社会现实的一段重要历史时期,对于他一生思考文化问题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研究承载《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文化思想的著作文本,寻找其历史语境和文本语境,结合时代特征分析马克思如何看待当时的文化问题以及如何对文化问题进行求解,在前后相继的理论发展进程中体味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理论思考,把握其理论的实践走向有助于真正走进马克思。因此,在文化交流与对话、交融与冲突的今天,马克思的独特思考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编辑的牺牲精神──马克思、恩格斯编辑思想精华论

一、为了坚持坚定的政治立场,马克思不惜放弃《莱茵报》主编职务,甚至毅然放弃了自己的国籍。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时不过是24岁,时为1842年10月15日。“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显示了他那善于从实际出发,能使僵死的生命活动起来按照他自己的旋律翩翩起舞的无比才能。”①正是在他的精心策划下,《莱茵报》才体现出越来越明确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和日益坚定的反政府立场,成了真正的莱茵人民的喉舌。又自然而然地为普鲁士政府所不容,“1843年五月21日的内阁御前会议已决定查封这个报纸。”②《莱茵报》订户们签名请愿、《莱茵报》的股…     

从尼采到马克思： 鲁迅的思想转变

鲁迅的尼采式“反启蒙的启蒙”的个人主义具有启蒙与反启蒙的两歧性以及“排众数”与“觉民众”的内在紧张,其以“超人”为典范的“立人”理想难免带有浪漫主义审美乌托邦的虚渺。五四以后,从《娜拉走后怎样》起,鲁迅开始疏离尼采及其早年任个人、重精神的启蒙主义,并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尼采的个人主义位于现代思想光谱的左右两极,作为资本主义19世纪文明的批判者,他们都提供了各自矫正与补救现代性的方案。鲁迅是一个启蒙者和现代性批判者,他批判“至偏而伪”的资本主义19世纪文明,而冀望于20世纪新文明。当鲁迅的尼采式个人主义幻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提供了可替代的人类解放的新理想。     

青年马克思对封建专制理论的批判——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被列宁称为马克思特别优秀的著作之一,它标志着马克思对黑格尔整个思想体系进行系统批判的开始,是马克思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新的世界观形成过程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并不是出于单纯的“爱智慧”的哲学僻好,而是力图弄清国家的本质,正确认识普鲁士的政治现状,以回答现实的迫切问题的需要。因为“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完整的阐述”。所以,对这种哲学的批判,就是对“现代国家”和同它联系着的现实的批判性分析。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对黑格尔君主立宪制国家理论中封建专制主义糟粕所进行的哲学性批驳和剖析。今天,当我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深入清算中国封建专制思想遗毒的时候,认真学习马克思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论述,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批判与超越：马克思早期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思想的发展理路

《莱茵报》时期的经验认识使曾受黑格尔主义影响的马克思对理性国家观产生了动摇,他揭示了“实然”的普鲁士国家与“应然”的理性国家间的矛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又颠倒了过来,初步阐述了“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在《德意志形态》中,他深刻阐明了“市民社会构成国家的现实基础”的观点,从“实际的利益内容”与“虚幻的共同体”分离的新维度探究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将“特殊利益——普遍利益”的二元模式具体化为“单个利益——共同利益（实质是阶级利益）——全体利益”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预设着把国家纳入到社会机体中整体把握的思想走势。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明确提出“社会机体”和“资产阶级社会”这对研究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新视角,将从“市民社会”出发研究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具体化、科学化。     

马克思新闻出版自由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继承了近代自由主义、启蒙思想和黑格尔理性主义。他珍惜个人的自由,认为新闻出版自由是所有自由的前提。马克思的新闻出版自由思想至今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就是:新闻出版自由是建构公共理性的重要途径;是报刊人民性的体现;是改造社会的有力工具。     

“启蒙”与“现代性”的历史命运

时下,学界的“新左派”,以西方后现代理论为思想资源,对中国新老两代启蒙者和自由主义进行了学理性讨伐,否定８０年代“新启蒙”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认为应该坚持反现代性的现代思想。这场讨论本身标示着中国学术思想界的日益独立与分化,但是“新左派”对启蒙主义的讨伐,在三个方面丧失了中国历史的具体语境：后现代理论所导致的认识上的盲见;对中国启蒙者的命运缺乏具体的思想考察;在实践上回避了中国特有的问题。因此,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中,否定和批判“启蒙”并非明智之举     

新启蒙主义思潮的演进轨迹

文革结束后,五四的启蒙主义传统被新时期的知识分子重新拾起.20世纪80年代初的启蒙主义与国家意识形态有合谋的倾向,因此,一些学者倾向于把1984年后的启蒙主义称为新启蒙主义.加世纪80年代新启蒙主义既有渴慕西方现代化的同质性诉求,又有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潜在性格.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启蒙主义逐渐丧失批判和诊断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能力,走向了分化,但是启蒙作为一种社会批判和自我反恩的文化立场和话语方式,仍然具有存在的理由.     

“理性的法”和“私人利益”──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所面临的物质利益难题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物质利益问题的重要性变得愈益突出起来，私人利益与社会公平的关系问题也逐渐被提了出来。本文通过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中的一个片断──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所面临的物质利益难题──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并力图指证物质利益问题的解决在马克思那里首先与世界观原则的变动相联系，其次又与“市民社会”的实证科学相联系；最后，马克思的解决方案还包含一种具有原则高度的社会目的和社会批判。回顾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经历，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解决当前面临的物质利益问题，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罗伯特·布伦纳对斯密主义的批判

在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诸多解释中,始终存在一种试图与历史唯物主义分庭抗礼的传统,即“斯密主义”解释。“斯密主义”将分工、贸易、城市等的起源等同于资本主义起源,将分工视为经济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核心动力,从而将资本主义视为具有普世性、自然性和超历史性的客观定律自然发展的结果。美国经济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梳理了斯密主义的发展脉络和主要观点,即亚当·斯密的商业化模式,早期马克思思想中的“分工模式”,以及斯威齐的“贸易根源说”与沃勒斯坦的“分工动力说”,批判其将商业贸易和市场等经济因素视为社会过渡的核心,以致忽视了社会财产关系的重要作用。布伦纳以对亚当·斯密的总结和剖析为始,以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起源两种模式的继承与批判为核心,通过对社会经济发展理论中复苏的斯密主义的再批判,实现了对这一传统由表及里的解构。他主张,只有在批判斯密主义永恒真理的基础上,把握好马克思传统中的社会财产关系理论,才能解释资本主义的真正起源。     

马克思对物质利益的最初关注和早期探索——对学界三题的辨析

马克思最初关注物质利益问题不是由于在《莱茵报》时期"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而是由于在青少年时期遇到社会环境、家庭教育、文化启蒙以及个人独特的人文情怀与治思路径。《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所谈的物质利益并非抽象的概念或飘渺的幽灵,而是具有现实的历史的内容。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已经在思想上实现了对黑格尔抽象理性主义的超越。马克思对物质利益和劳动群众的关注决定了他从来就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因此,也就不存在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向问题。     

湖北高校学报之窗

邓宏炎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发表《论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一文,认为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是一个科学发现的过程,这个过程从《莱茵报》时期到1843年10月,包括经验假设、理论论证和经验确证三个阶段。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由赞同到批判,这一批判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发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过程。在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过程中,理论知识与经验知识相互交织,逻辑方法与实证方法被同时运用。但其中最具特色的是,马克思运用了实证的研究方法。“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虽然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