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诗话》“妙悟”与“诗法”的矛盾及其解析

关于《沧浪诗话》成书的历史文化语境,有三个重要因素:1.对江西诗派的现实针对性。2.心学与禅学的浓重影响。3.宋代诗歌创作普遍的影响焦虑和学古的风气。在此三个因素的交错作用下,《沧浪诗话》潜在体系内含着一个根本矛盾,即悟与法的矛盾。悟与法的矛盾也是禅与诗的矛盾的折射。严羽借禅喻诗及对"妙悟"的强调和高标也就陷入了一个对"法度"无可处理的尴尬境地。     

清代“诗在布衣”现象论

“诗在布衣”是清代文坛的一个突出现象。这与布衣文人留名后世的创作目的、心无旁骛的创作态度、自小为之的创作轨迹及相对自由的创作过程密不可分。对这一现象及整个清代布衣文学进行研究,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清代文学的面貌,同时,也能够把握文人生命形态的丰富性,深入认识布衣文化。     

从“诗人之诗”到“才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北宋边塞诗的唐音延续与宋调新声

南宋降至明清,诗论家先后以诗人之诗、文人之诗、才人之诗、学人之诗为标尺,在意境韵致、诗文融通、议论才情、学识思想等方面探讨唐宋诗歌的审美差异。就边塞诗而言,唐代边塞诗常常借助奇绝壮丽的风光、生动鲜活的形象、意象密集的画面,营造深邃感人的意境,传递慷慨悲壮的情怀,呈现出"诗人之诗"的典型特征。一方面,北宋边塞诗在乐府边塞诗与宋初边塞诗中流露唐音遗韵;另一方面,在复合人才的多重身份、多事尚论的时代土壤、以文为诗的观念技法等因素的推助之下,北宋边塞诗由主情尚虚转向主理务实,由情景交融走向情事交融、情理交融、情论交融,逐渐确立了"学人之诗"与"才人之诗"的宋调新声。这一转变,在庆历前后初具气象,在元祐前后渐臻辉煌,承载着北宋诗家对边防经略的深刻思考,对诗歌创变的积极探索,最终实现了北宋边塞诗由唐音向宋调的转变。     

北宋“诗文干政”与士风——以仁宗庆历之际为中心

北宋政治在古代文人政治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仁宗朝庆历之际发生了两次著名的诗文干政事件,即蔡襄的《四贤一不肖诗》与石介的《庆历圣德诗》。文人利用文学这一媒介,通过有效的传播手段,既对自己所认同的士人进行热情歌颂,也对当时站在士论对立面的士人进行了严厉审判。但是这样的审判并不总是公正的,"诗文干政"虽然是文人政治文化高度发展和士风张扬的结果,但也可能出现以文人意气代替行政理性,以道德评判代替政治是非的做法,从而成为影响士风丕变、颠覆和谐文人社会的重要因子。     

论两汉的"歌诗"与"诗"

汉代诗歌的发展明确显示出从"歌诗"到"诗"的演进轨迹,而文人五言诗是脱离音乐独立存在的文学样式.一、汉代人有作歌言志言情的传统,歌是汉代歌诗的早期形式,其后则为乐府歌诗.二、西汉和东汉前期可称四言诗为"诗".因四言是<诗经>的主要形式,而五言诗及其它诗式不能称为"诗".三、五言诗的起源与新声杂曲有关,故称五言为杂诗,南朝王融、江淹杂体诗也是指五言诗.四、文学史认为第一首文人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诗,其实此诗初无题名,只是"歌诗".五、文人五言诗大约起源于东汉桓灵之际.     

论陆游的“无题诗”

唐代以前,文人诗歌创作很少涉足男女情欲的描写。晚唐时期,文人群体笼罩在世纪末的绝望哀伤之中。李商隐大量的“无题”诗所倾诉的,是文人声色享受过程中的男女恋情体验。宋人对“无题”诗的理解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无题”诗是专门写男女情爱的;其二,不愿意标明诗歌题目的。陆游还原李商隐“无题”诗的本意,他所作的七首“无题”诗,首首写男女情爱。而且,诗风缠绵哀怨,轻灵空濛,隐约委婉。受李商隐诗风影响,陆游“无题”诗的抒情模式也近似歌词。苏轼的词,人称“以诗为词”,陆游的“无题”诗则可称“以词为诗”。     

“旧瓶新酒”与“新瓶陈酿”──从尝试期白话诗与自由体诗看中国早期新诗的传统因素

中国现代新诗的产生与发展，从１９１７年２月《新青年》发展胡适的《白话诗人首》至今，已 有孤余年的历史。众所公认，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新诗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另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也同样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当代诗人８０余年的辛勤耕耘并没有能使 中国现代新诗在世界诗坛上取得应有的先进地位；同时，从整体上有，它似乎也不足以和其试 图超浅的中国古典诗农扫荡美。连缀不断的责难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现当代诗史。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在民族艺术的创造活动、特别是在文人的创造活动中，历来都占 据着十分重要的地…     

论抗战时期的文人流徙与文化传播

抗战的爆发,促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由流徙文人主导的文化传播活动。通过文学、演剧、歌咏、美术等形式,流徙文人将文化传播给各地民众,同时也将当地的文化传播给都市的知识层。在流亡过程中,文人们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不过正是他们的痛苦才换来了普通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套用赵翼的话说:"诗家不幸人民幸。"     

邵康节体:理学趣味的诗性表现

邵雍既是北宋理学先驱,也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诗人。其"邵康节体"诗融理学趣味与"风月情怀"为一体,把道家委运任化、顺应自然的思想与儒家孔颜之乐、曾点气象结合起来,表现出一种契合于自然的审美意识与诗意化的生活态度、作风,在主题取向上具有逍遥快乐的特征,体现出鲜明的文人诗之旨趣。邵雍的诗虽为诗家别调,但也非与宋诗主流无涉;同时作为理学诗派的先驱,其诗对于后代诗歌也有重要影响。     

纳兰词的“江南化”与“染汉人风习”

王国维《人间词话》认为,纳兰词风的形成是因"初入中原,未染汉人气息,故能真切如此。"事实上,纳兰词学成就的取得恰恰得益于他与汉人,特别是与江南文人的交流。在其词中,他不仅屡提江南地,且常写江南景,同时不断地抒发与江南文人间的深厚情谊,这些均在证明他已染汉人气习,汉人的习性情趣、诗文风格对纳兰词成就的取得颇有助益。     

罗兰·巴特与“第三代诗”的语言实践

在学界对"第三代诗"与西方思潮关系的描述中,罗兰·巴特是一个符号性的指称。虽然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对"第三代诗"构成了启示,但总的来看,"第三代诗"对罗兰·巴特的借鉴又是有限的。而从平行研究的角度可以看到,"第三代诗"与罗兰·巴特在语言的命名和实践上存在着一定的相似和分野。"第三代诗"对罗兰·巴特"零度写作"的借鉴重在反叛,而非创造一种新的语言方式。随着"第三代诗"的发展,"文本的快感"作为一种语言方式在"第三代诗"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实践,不过,与罗兰·巴特的这一概念对身体享乐主义的强调不同,"第三代"诗人在享受语言创造的快乐的同时,也充满了困惑和焦灼。在走出结构主义的封闭语言后,当代诗人呼唤的是具有主体性的"身体"。     

重庆政治空间的“东北因素”——“收复东北”话语在国内外格局中的号召力

20世纪前半期中国政治空间发生了多种变化,其中被称为"满洲问题"的"东北因素"不仅仅在中日关系中,而且与东亚地域政治、世界政治均紧密相关."东北因素"所占有的这种地位是直至1943年12月1日开罗宣言签订才形成的,而这一过程充满矛盾.1941年<苏日协定><共同声明>的公布,是"东北因素"从地方政治课题逐渐转为重庆中央政治课题的转折点.而国际方面,1942年即使在美国都尚有人持东北应为日、俄间缓冲国的言论,重庆政治空间中的蒋介石则明确表示要无条件"收复东北".<反攻半月刊>等媒体在将"收复东北"政治话语提出并为人们所接受、促成国民意见统一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康雍乾儒理治世政策与风雅诗学的复兴和变异

清代前中期儒家诗学体系之重建,是明清之际儒学复兴运动的组成部分,是汉族文人自发的文化反思的结果,而康雍乾时期的文化政策使儒家诗学体系的重建与政教联系到了一起.文人对道统坚守中的人格独立追求,与政统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反映到文学中就是诗教与政教之间的矛盾.文人一方面充满为儒学元典引发的大济天下的理想主义精神,一方面又面临着安身立命的困境,这种矛盾彷徨反映到文学中,变风、变雅由此而生,儒家诗学之复兴由此而终结.     

期待视野的形成与失落——秦观“诗似小词”评价的接受学考察

北宋文人"诗似小词"的评价奠定了秦观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元好问"女郎诗"的说法即源出于此。这一评价的产生一方面固来自于秦观诗歌创作本身存在的清丽风格,另一方面则由于诗人早期投献酬赠诗给以苏门文人为主的读者群留下了豪宕奇峭的第一印象,使得秦诗的清丽风格由于溢出了苏门文人的期待视野而受到批评。此外,随着秦观词的广泛传播,其婉约妩丽词风加深了接受群体对其清丽诗风的印象,从而影响了时人对秦诗的全面评价。     

论韦庄词与"以诗为词"的源头

"以诗为词"是我国古代词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在我国古代文人词的诗化进程中,诗化倾向表现得最早,而又对后世文人以诗为词的诗化进程影响巨大者,当是晚唐词人韦庄.在我国古代文人以诗为词的诗化变革的历史源头上,韦庄无疑是一位最早而又影响较大的重要作家.     

苏轼“以诗为词”的文体价值与文本意义

苏轼生活的北宋时期,是主流文化士人群体文人意识最为浓烈的时代,文人更多地关注于自身拔节、绽放、凋零、陨落的生命过程,表达属于个体的、经验的,由形而下的生命事件而上升为整个人类命运的叹息和感伤."学究天人"的苏轼,敏锐地把握了这股时代精神的意向,并以"以诗为词"为突破,将这一时代的文化精神与词体这一方兴未艾的艺术形式完美地挈合,反映着时代精神并规定着宋代写作文化的走向,奠定了苏轼作为词人在词史上的里程碑地位.因此,对苏轼"以诗为词"的文体价值与文本意义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探讨十分必要的.     

“魏晋风度”与求仙诗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时期,其文学样式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来得更彻底更全面。"魏晋风度"的形成和发展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的诸多新局面,其中求仙主题就是一个影响颇大的文学创作主题。就当时政治、社会局势来看,求仙成为文人挣脱精神枷锁,寻求心灵慰藉的重要途径。从疑仙到求仙,文人经过了心灵的洗礼,创作灵感更是与宗教紧密联系,求仙主题的出现为后代隐逸主题和山水田园诗的出现和发展作了铺垫。     

“以才学为注”:中国古代诗歌阐释的传统模式

中国古代文人诗大多注重隶事用典,展现了极高的才气与学识,因此才与学成为古典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而这种特点在宋代诗歌中更为明显,故有"以才学为诗"之论。古人庞杂渊深的知识结构投射到诗歌作品中,给后人的解读与阐释造成较大的困难,因此产生了相应的诗歌阐释模式:以才学为注。而阐释的侧重也相应地从简略的章句、训诂转为对诗歌典故、创作意图的抉隐发藏,溯本究源。     

宋夏战争与北宋文人的“倦客”情怀及文学呈现

历经百余年的宋夏战争深刻影响着北宋社会的政治气候、文化思潮、文学风貌,以及士人的人格精神状态。宋夏战争激发了北宋文人的忧患意识与革新精神,但战争的失利,以及主战与主和之激烈论争所引发的严酷党争,使得北宋文人透显出浓重的"倦客"情怀,并转化为沉郁感伤、敏感幽婉的创作心理,最5 4终流露于他们的诗词创作中。通过揭示宋夏战争与北宋文人"倦客"情怀之间的有机联系,不仅可以深入发掘北宋文人士大夫的多重人格心理,同时也可窥见民族关系格局对时代精神以及文学风貌的深远影响。     

谈“诗”字与“志”字的不解之缘

由于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从造字伊始便反映了汉民族古人的思维图式,汉字与汉文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字形上分析,"诗"字左边为"言";右边上半部分为"之",下半部分为"寸",其本义是祭祀礼仪主持者在祭祀时使用的祀辞。随着词义的发展变化,"诗"逐渐开始表达"志"的各种义项,并与其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是人们情感的内蕴,而诗是人们情感的外化,诗歌是民族文化的记录者,体现了汉民族文化心理和灵魂,"诗言志",便也奠定了整个中国诗学的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