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气候变化应对法框架体系初探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安排上,国际社会正在经历由政策向立法转化的过程,中国应当响应这种转化,启动并加快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进程.在此,有必要对中国气候变化应对法的框架体系从整体上进行认真分析研究.参考国际国外的立法经验,中国气候变化应对法的框架体系应当由"一体两翼"构成:一体即气候变化应对综合立法(或称为气候变化应对基本法),主要确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法律原则和基本法律制度;"两翼":一是减缓性立法,主要包括节能减排、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立法,二是适应性立法,主要包括完善自然资源、相关产业、防灾减灾、社会保障等立法.     

国家核心利益与气候变化立法：在原则与规范之间

在气候变化立法中应彰显国家核心利益原则。这不仅是因为气候变化已从各个方面触及到国家核心利益,如在领土完整、国家安全、国家主权以及可持续发展方面,而且也是因为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以及国内气候变化制度安排与对外合作需要构建起一个衡量的体系和标准。因此,唯有彰显国家核心利益原则,才能为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的话语权提供不可或缺的制度支持,才能在借鉴和创设不同温室气体减排与适应制度时做出正确的选择决断。     

“后京都时代”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全球议题以及中国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是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背景.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应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减缓与适应并重原则和共同参与原则,并应以建立应对气候变化机制、优化能源结构和促进社会协调发展为立法目标.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应蕴含体现国情、结合省情、移植借鉴、协调统一和平衡利益等特点.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框架主要包括总则、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保障措施和监管责任等五部分.     

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研究综述

随着气候变化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国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对此给予了广泛的关注。经济学界认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低碳经济,并且提出要警惕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国际政治关系学界跟踪国际气候谈判的发展态势,对国际气候政策制度加以分析研究,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制度选择,并且把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了国家安全、全球治理等领域;法学界在介绍西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基础上,也逐渐发出自己的学术声音,提出要通过专门立法和相关领域立法来构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伦理学界主要关切温室气体减排的公平和正义问题,研究伦理道德因素在气候谈判中的作用。     

论气候变化立法之演进——适应性立法之视角

简要回顾了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国家气候变化立法的发展进程,包括包含其中的适应性立法之进展。较之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因其在自然和经济社会条件方面所处的劣势,而需承受更大的气候变化之不利影响,其适应需要之满足甚为紧迫,有助于改善其适应能力和适应秩序的政策与法律是十分必要的制度工具。对于拥有庞大人口的发展中的中国而言,适应议题之重要性亦不言而喻,迫切需要系统、融合、协调的适应法律行动。     

气候变化国际法与我国气候变化立法模式

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涉及面广,影响大,如何制定一部适应紧迫形势需要,又符合我国国情的气候变化法已经成了当务之急.气候变化国际立法经历了20多年发展,适应了以法律形式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形成了先易后难循序推进、环境发展统筹兼顾和价值认同与技术应对有效衔接等特点.我国应根据气候变化的特点,吸收国际立法的先进经验,包含国际社会已经普遍认同的理念和制度,结合我国国情,采用引导性的专门法加强制性的行政条例的模式推进气候变化立法.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现状及其完善建议

气候变化造成的环境危机是人类长期面临的严峻挑战。在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背景下,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气候和生态环境问题,极端气候事件频频出现,自然灾害呈明显上升趋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加剧。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本文通过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现状的分析,在探讨现行立法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基础上,考察了国际社会适应气候变化的法律对策及进展,提出了完善我国相应立法的合理建议。     

域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地方立法实践及中国借鉴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国际社会逐渐由政策行动向立法路径转变。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进行专门立法是提高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重要举措。在实施路径上,可以考虑首先推动我国地方省市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先行先试,在借鉴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地方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各省市可以根据地方实际,率先进行综合型、减缓型或适应型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模式选择,确立总体立法框架和监管体制,并进行专项制度与保障机制设计。     

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完善研究

化学品污染是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而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尚为空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也供给不足。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对气候变化兼具减缓性和适应性,需要在生态整体主义理念指导下,对化学品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性立法,确立保障生态安全、人体健康的立法目的。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立法需着重强调预防原则与全面管理原则;完善化学品计划与规划制度,调整化学品产业结构,发展绿色化学;统一化学品毒性鉴定管理,以"最佳适用技术"为原则严格化学品环境标准制度;完善化学品登记制度,建立化学品信息系统数据库;完善化学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增加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评价。     

温室气体减排法律制度关系论——兼评《气候变化应对法》(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规定

厘清碳排放权、碳税与低碳标准的关系,是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无法回避的问题。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具有互斥关系,二者不应针对同一排放源重叠适用。基于对碳排放权制度与碳税制度的优劣分析,前者与后者分别适宜于大型与中小型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减排。碳排放权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也具有互斥关系,对无法适用碳排放权制度减排的排放源,可适用低碳标准制度;对适用碳排放权制度减排的排放源,不应再重叠适用低碳标准制度。与此不同,碳税制度与低碳标准制度不相冲突,二者可对同一排放源重叠适用。《气候变化应对法》应注意理顺温室气体减排各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避免制度之间出现龃龉。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研究——以九寨沟为例

九寨沟自然保护区享有盛誉,在游客数量不断上升的同时,其环境质量并未显著下降,这无疑与其合理的制度安排相关。从制度安排变迁的视角可将九寨沟的发展分为4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均具有不同的特征。这种变迁演绎了九寨沟景区从粗放式发展方式向可持续发展方式过渡的整个历程,制度安排由不合理转为合理。九寨沟景区的制度安排变迁过程对其他景区乃至整个旅游业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探索宏观的新制度主义

不同于主要发展中国家政治变迁的政治发展理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的中层性制度安排与政策产品的关系,因而西方学者将新制度主义定位为中层理论。其实,直接来源于制度变迁理论的新制度主义具有宏观理论属性。制度的分层性尤其是研究议程意味着新制度主义具有不同的属性。对于以观念、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为变量的宏观性制度分析框架,可用中国历史上的经典案例加以检验。     

美国气候变化立法进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和中国同属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世界气候政治版图中占据重要地位.美国国内气候变化立法的一举一动,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及立法也将产生深刻影响.通过介绍美国第111届国会以来主要气候变化立法的发展及其背景,并对主要气候法案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分析其中相关的减排目标与时间表、碳交易机制设计、碳税制度、技术创新支持、保持竞争力和防止碳泄漏、各州与区域性项目的互动等问题的条款,思考了美国气候变化立法对我国今后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影响,相关法案中的贸易条款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总结了对于我国今后相关气候变化立法可能的参考借鉴意义.     

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现状和关键问题初探

地方是应对气候变化活动的实施主体,通过立法来保障和支持地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行动十分必要.在国家专门性立法空缺的背景下,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立法面临着立法时机、模式选择、利益协调和执行机制等一系列挑战和问题.地方立法者要重点把握经济关系变革性、利益相关者需求、社会实践成熟性、法律效力等级、立法路径、专门性制度、立法起草机制、法律执行机制等要素,以保障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工作的预期实效.     

建立因应气候变化技术转让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

气候变化技术的转让对于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具有决定性作用.但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于气候变化技术转让知识产权问题存在分歧,现行气候变化技术转让的知识产权制度仍然是建立在TRIPS协定和内国传统知识产权制度基础之上,这成为了发展中国家获得气候变化技术的重要障碍.在人类面对气候变化威胁和挑战的情况下,知识产权制度应当改革,建立起因应气候变化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这种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应当定位于气候变化技术“全球公共物品”之上,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控制框架公约》的法律体系内,建立气候变化技术转让的专门知识产权制度和配套机制.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乡村旅游社区制度变迁路径的选择——以江西省婺源县为例

以江西省婺源县为案例,通过对其中若干不同乡村旅游社区的制度变迁路径进行分析比较,发现：（1）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交替出现,这种交替主要取决于制度框架内各利益相关者的选择,其相互间的博弈构成了推动乡村旅游社区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2）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将在一定条件下向正式的制度安排转化;（3）变迁过程中存在路径依赖。因此,作为制度的主要供给者,政府应提供利益相对均衡,在满足个体理性基础上达到集体理性的合理制度安排。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现实困境与出路

作为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焦点议题,气候变化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由于受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制约,一方面存在经济快速增长、人口与就业压力不断增大、能源与环境的结构性矛盾和资源环境容量的硬约束、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以及相关机制体制不完善等诸多方面的内部困难和障碍,另一方面也面临国际社会气候体制变迁带来的巨大的外部压力与挑战.面对国内与国际双重压力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与保护气候环境的两难抉择,将低碳转型与“两型”社会建设有机结合,不断加大低碳技术和低碳制度的创新力度,走中国特色低碳发展之路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正确道路选择.     

制度范式:一种研究中国政治变迁的途径

分析中国政治变迁和国家权力 ,可用以制度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关心在既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下的制度安排问题 ,而在中国 ,制度变迁与其说是制度安排 ,不如说是制度环境的变迁 ,制度环境的变迁决定着制度安排的创新并产生相应的制度绩效即制度竞争力。通过对以制度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发展和运用 ,宏观地考察二十多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变迁中的一般关系及变迁困境中的制度主义原因 ,提出制度竞争力作为国家权力基础的命题 ,并基于中国经验论证产权和制度安排与制度竞争力的关系。     

从巴厘到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的态势和原则

从巴厘会议开始,后京都时代的气候变化谈判由单轨制转向双轨制,两大集团的缓解义务、资金机制和技术转移既是核心议题,又是谈判难点,哥本哈根会议就中期目标达成一致仍然困难重重。赋予共同但有区别责任新的内涵,建立不同的机制,可能成为哥本哈根协议及其实施的可行路径。     

关于历史制度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历史是克服人类理性局限性的一个主要途径,他们以历史为手段,从各国历史发展和比较的过程中去探求制度的起源和变迁的不同过程,同时注重以制度为核心来考察历史、分析历史,重新确立了国家在政治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历史制度主义强调政治制度对公共政策和政治后果的重要作用,又特别强调政治变量之间的排列方式对政治后果的重大影响。作为新制度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历史制度主义开辟了政治科学研究的新空间,也存在制度涵义的界定过于宽泛、分析问题具有在时空上的滞后性等缺陷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