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社会主义建设方针之争：反冒进与反反冒进──周恩来对八大正确路线的一个贡献

５０年代中期，周恩来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急躁冒进的倾向，果断地提出了反冒进的主张，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制止左倾冒险的错误，以保证建设事业的正确进行，并由此形成了八大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针。八大后，由于左的错误的滋长与发展，毛泽东错误批判反冒进，并不断升级，使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严重曲折。回顾和总结这场争论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对于令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胡乔木与中共党史研究

胡乔木与中共党史研究有着特殊的、密切的关系。他不仅经历或直接参与了中共党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在中共党史的许多非常珍贵的资料上留下了自己的工作印记,而且他曾长期担任党史研究、编辑、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对中共党史一些重大问题有过深入的研究,提出过许多独到的见解和建设性意见,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基础工作。他的研究方法,某些方向性、原则性的意见对党史学界有着较为深刻而长远的影响。胡乔木在党史研究方面的工作和思想活动是值得我们研究的。研究胡乔木与中共党史研究的特殊关系,不仅使我们了解胡乔木对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贡献,而且对我们认识和理解党的历史以及中共党史研究几十年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胡乔木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认识和反思

胡乔木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毛泽东有近距离的观察。他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表现，探讨了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并就其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总结。同时，胡乔木也强调，要正确看待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要从大局着眼，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做出评价。胡乔木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认识和反思是全面而又深入的，显示出锐利的思想锋芒，对于正确开展晚年毛泽东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反冒进”与反“反冒进”的历史回顾

<正> 在我国五十年代的经济建设工作中,曾经发生过“反冒进”与反“反冒进”的争论,结果以“反冒进”的被批判告终。实践的发展已经得出了正确结论。这段历史给我们的一个最明确的启示就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力戒急躁冒进。 二、“反冒进”的决策符合实际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尤其是1955年农业的大丰收,一方面为经济建设的更大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鼓舞了人心,另一方面也使党内一些同志头脑发热,滋长了左倾思想情绪。而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党内反右倾保守的斗争又使许多部门单位担心犯“右倾保守”错     

正确认识建国后经济发展冒进的历史

50年代后期的“土冒进”和70年代的“洋冒进”，都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给当时的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只有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才能保证国家经济健康协调发展。     

周恩来和“反冒进”

《开国总理周恩来》一书,充分利用了各种第一手资料,披露了许多过去未曾公开披露过的材料,澄清了有关周恩来的著作中的一些不实之词。现将周恩来在“反冒进”时的一段史实摘编如下: “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这是周恩来的重要思想。1956年春天,周恩来看到,经过压缩的1956年的计划(草案),仍然是冒进的。他由此推论,不但年度计划冒了,就是已经规定的1956年、1957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期间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也是冒进了。他认为,只要摸清了实际情况,就要反对冒进,“要敢于抗大流”。     

胡乔木对我党秘书工作的杰出贡献

胡乔木生前给一代伟人毛泽东当秘书,积累形成了博大精深的秘书工作经验。他认为,从事秘书工作,在致治上要有较强的党性修养,在学问上要有高尚的职业品格,在业务上要有渊博的文化知识,在文字上要有精湛的表达能力。学习和研究胡乔木的秘书工作经验,对加强新时期秘书队伍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后期急躁冒进原因探析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急躁冒进,并不是由于党的领导层或某位党的负责人的一时冲动,是当时发展工业与落后的农业现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及解决这一矛盾的必然结果,同时,理论认识上的片面性,观察形势上的失误和地方各级领导人大哄大嗡的人为造势,也是促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后期“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的重要因素。     

胡乔木晚年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新思考

胡乔木晚年 ,面对中国和世界的现实 ,不断地探讨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 ,提出了很多具有重要价值的观点。这不仅在“文革”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于人们从过去盛行的“左”的错误中摆脱出来起了重要作用 ,而且今天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更重要的是从中我们能得到一些研究方法的启示     

论胡乔木的新体咏物诗

胡乔木的新体咏物诗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是其新体诗的精华所在，有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和鲜明的艺术特征，诸如由物起兴、物显人情；托物抒怀、物人一体；借物述理、生动形象等等，极具艺术魅力，为新体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艺术贡献。     

文艺与政治——胡乔木晚年的理论检视与反思

胡乔木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晚年敢于批评那些“死守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公式”的教条主义,突破文艺与政治的一些理论禁区,对“文艺从属于政治”等困扰文艺界几十年的神圣法则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反思,诸如提出了文艺与政治性质、任务、社会作用和作用方式不同,文艺不从属于政治,但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党对文艺要在艺术所允许的范围里按艺术规律发挥作用,文艺批评不能片面强调政治性等观点,为促进新时期文艺事业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做出了独特贡献。      

胡乔木论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胡乔木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的有关论述是对邓小平的有关思想、中央决议、文件的观点的阐发,同时也有他自己的独到见解.他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认识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启示.     

论延安时期胡乔木的干部教育思想

胡乔木在延安时期曾亲身参与干部教育工作实践,并就在职干部教育、干部教育原则方向、学制、学校组织形态、课程改革等提出一系列新思想.回顾总结胡乔木的干部教育思想和实践,并对其作出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以期对当前干部教育工作有所借鉴和助益.     

建国前夕胡乔木对《人民日报》的领导

胡乔木是中国当代革命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宣传文化和历史编纂领域的重要领导人,被邓小平誉为"党内第一支笔"。1948年5月底,胡乔木担任新华社总编辑。1949年8月1,日《人民日报》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时,兼任《人民日报》社长。胡乔木在这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中担负领导职责,对《人民日报》的发展具有重要且深远的影响。     

胡乔木中共党史通史编撰范式的历史考察

中共党史通史编撰成果历来是衡量党史研究水平和党史学科建设的一项基础指标。若追根溯源，1951年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有关系统编撰党史通史的起点。胡乔木编撰党史通史著作的实践逻辑，是他在20世纪40年代间所参加的党史研究活动。其中，《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编撰范式主要有:开创了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史的先例；对重要党史事件和党的会议等作出了评析；奠定了党史分期的理论体系。在回顾党史通史编撰的历程时，学界要全面认知胡乔木开创的党史通史编撰范式对其后党史著述书写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斗争和教训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其中包括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通过这三次论战基本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界限,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从而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向前发展。     

胡乔木：体制内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

胡乔木是中国民主革命和中国当代历史上体制内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他身上兼具知识分子的一般特征和鲜明的体制内特征。对他的体制特征要从“文革”前与“文革”后两个不同阶段来考察。对胡乔木一生的评价，则依据他毕生所从事的意识形态工作。胡乔木参与起草的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1951年所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和主持起草的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既是评判中国革命意识形态的主要依据，也是分析胡乔木一生功过是非的重要文献。     

论胡乔木对新格律体诗的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

胡乔木同志提倡新格律体诗,既对其创作成败得失的教训、经验与启示等进行了科学的总结,也对其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理论探索,同时还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诗歌作品,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创作实践,故而从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两个方面,为新格律体诗的改革、发展和创新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艺术贡献。     

胡乔木：几本书同时看

中国共产党内一直有着读书的良好风气,热爱读书乃至成为藏书家的＂读书种子＂大有人在。胡乔木就是其中一位著名的＂书迷＂。据他的女儿胡木英回忆,胡乔木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他把看书当做了最大的乐趣,读书对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即＂父亲的生活很简单,不工作的时候就看书,各方面的书都看,历史、自然、哲学、文学,古今中外的书都看,还有政治方面的书也看。”至于读书方法，胡木英说，她父亲看书很快，挺厚的书没两天就看完了；也有看得慢的，比如思想史、哲学方面的；“有时候父亲是几本书同时看，比如在床头、桌头扣下来，折起来的，就是看到半截的。”     

胡乔木对建国十七年历史的评论

胡乔木对建国后十七年的历史进行过深刻的总结和反思。这些总结和反思包括：建国十七年绝大部分时间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1957至1965年社会主义探索中“两个趋势”的观点：用“二十年‘左’倾错误”的命题来审视1957年后的历史。这些观点对我们正确认识党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