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与“贞观之治”

唐太宗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治世—“贞观之治”,向为史家所瞩目。举凡纳谏、取鉴、轻徭薄赋等均为贞观一世之美谈。然贞观治世政治,政策之由来却鲜为人谈,尤其是贞观治世的直接源头——武德政治、政策对其的影响,则更鲜有所论,应该说这是“贞观之治”完整认识中的一个缺憾。牛致功在《唐高祖与“贞观之治”》一文中,对此进行较深入的补充研究,谈来不无启发之感。     

论知识在实践中的作用

(一) 治世之本,惟在得人。这里的人,是指善于掌握和运用客观规律的能人,即具有丰富科学知识的人才。对于这一点,我国古代的一些政治家都是非常重视的。唐太宗李世民说:“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贞观政要》93页)汉高祖刘邦在总结他和项羽争夺天下的成败经验时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利,攻必败,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资治通鉴》375页)至于现代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更是不惜巨资搞“知识进口”,因为具有知识的人是生产力的先进部分,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这样的     

唐太宗为何要看起居注

唐太宗为何要看起居注?《资治通鉴》卷196记载,贞观十六年(642),“上(唐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尝白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泊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唐太宗要看起居注,在褚遂良那里碰了钉子,但他为何要看起居注,《通鉴》记载似不太清楚,《唐会要》对此则叙述较详,大宗碰壁后,又找到房玄龄,对房玄龄说“国史何因不令帝王观见?对曰:国史善恶必书,恐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不同,今欲看国史,若善事固不须论,若有恶事,亦砍以为鉴诫,卿可撰录进来。房玄龄遂删略国史。     

论《史记》的讽刺艺术及其对《儒林外史》的影响

一、“实录”精神与“刺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孔子的话说:“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代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明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王道之大者也。”(1)司马迁认为,孔子著《春秋》,其目的是要褒善贬恶,“明三代之道,辨人事之纪”;其方法则是不“徒立空言”,而要“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2)同时,司马迁在《自序》中还清楚地表明自己要继孔子而著史。我们从对     

选贤任能话太宗

唐太宗注重选贤任能,善于用人,在历史上是有名的。他自己也曾把“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的原因归之于选贤任能,并且系统地总结了五条经验。 第一条是“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唐太宗并不是一般的提出什么礼贤下士,敬贤重才,而是特别强调不嫉贤才,“见人之善,若己有之”,这是他选贤任能的突出优     

《贞观政要》中唐太宗治国与用人思想研究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政治清明,国家强盛,出现了治世之极的“贞观之治”。《贞观政要》为唐吴兢编撰,是记载唐太宗在位期间君臣讨论政事的政治文献。此书问世之后,唐及以后的历代都十分重视,对其推崇备至。书中记录的唐太宗治国和用人思想,这对我们当代仍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明中期后反对宋儒人性和理欲论思潮的发展

天理人欲不相容的观点,我国最早见于《礼记·乐记》。它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宋代程朱派理学家把天理人欲与伦理联系起来,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学说。 朱熹从客观唯心主义的理一元论出发谈到人性时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相感,凝结生聚,然后有所附着。”(《朱于语类》卷四)所谓“理”(“天理”)即天命之性”是至善的。“气”有“清”、“浊”,因而“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所谓明明德者,是就浊水中揩拭此珠也。(同上)“宝珠”、“明德”即“天理”,“清冷水”即“气之清”者,“浊水”即“气之浊”者。“揩拭此珠”即使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的“天理”复其本体之明,这就是“存天理、去人欲”。 朱熹进而论断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人才问题——《水浒传》的第二主题

明代杰出的思想家李贽认为,“《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盖自宋室不兢,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予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犹以小力缚人,而使大力者缚于人,其肯束手就缚而不辞乎?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则渭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忠义水浒传序》)第一次从人才角度对《水浒传》的丰富内容作了评价。虽然叶昼、金圣叹也对其中的人才问题发过一些精当的意见,可惜未引起今人的重视。     

帝王之家少肖子

古代圣王尧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遂形成禅让之局。至禹而传子,遂一变。秦始皇有肖子而弗克传。汉文帝时有吴楚七国之乱,为首者刘濞,刘邦异母弟也,应为中国封建史上宗支肇乱之始。 后汉不见宗支篡乱,而皇帝皆幼冲即位,母后临朝,母后“内倚宗党,外宠阉侍”,遂引起“外戚干政,家奴擅权”之弊。降及典尔,由八王之乱驯致五胡入侵,浸成华夷分割之局。及李唐建国,有“李亦胡姓”之说,似亦无据。王观堂先生诗云;“圣德神功古所难,千秋郅治想贞观。不知亦自唐申事,萼里如何对判官。”乃咏武德玄门之变,兄弟阋墙,不无惭德。至玄宗则杀三子,夺子妻,宫闱之丑极矣。     

武则天朝政治及其对官吏的影响

公元684年,武则天在派兵镇压了徐敬业扬州兵变后,一次在盛怒之下,召集群臣,告诉他们:“朕事先帝二十余年,忧天下至矣!公卿富贵,皆朕与之;……今为戎首,皆出于将相,群臣何负朕之深也!且卿辈有受遗老臣,倔将难制过裴炎者乎?有将门贵种能纠合亡命过徐敬业者乎?有握兵宿将,攻战必胜过程务挺者乎?此三人者,人望也,不利于朕,朕能戮之,卿等能有过此三者,当即为之;不然,须革心事朕,无为天下笑。”这段出自《唐统纪》的记载,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认为,“恐武后亦不至轻浅何此”,而不加采用①《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采取了这段文字,我认为,这段     

《贞观政要》中唐太宗治国与用人思想研究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政治清明,国家强盛,出现了治世之极的"贞观之治".<贞观政要>为唐吴兢编撰,是记载唐太宗在位期间君臣讨论政事的政治文献.此书问世之后,唐及以后的历代都十分重视,对其推崇备至.书中记录的唐太宗治国和用人思想,这对我们当代仍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孟子的“仁政”思想及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影响

本文打算就孟子的“仁政”思想作一点分析批判,而把对于这种思想历史影响的考察,局限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范围以内。管窥蠡测,聊供讨论。(一) 孟子在论及推行“仁政”的效用时说:“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孟子·梁惠王下》),以下引《孟子》只列篇名)又说:“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士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想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梁惠王上》)推行“仁政”,就能使民众归心于王,     

“自信有些见地,殊非时贤所及”——论李人的妇女个性解放观

“自信有些见地,殊非时贤所及”——论李人的妇女个性解放观李左人中国的封建伦理自古就是重理性而抑制情欲的。《礼记·曲礼上》说：“欲不可纵。”孔颖达解释道：“心所贪爱为欲,则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是世人皆有欲,但不得纵之也。”这就是说,人的天性七情六...     

唐太宗的用人艺术

唐太宗是封建社会一位励精图治的开明君主，在位23年，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当时，“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①。四五文钱就可以买到一斗米。到贞观十四年，唐朝的版图已“东极于海，西至言者，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唐朝大地一片太平盛世。宋代欧阳修誉之：“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自汉以来，未之有也。”贞观之治能取得成功，使唐初满目疮疾的局面得以迅速扭转，这应归功于唐太宗及其群臣的努力，其中…     

论唐太宗失政不自晚年始

近几年,论者对太宗晚年之失已有评述。一般所谓晚年,是指贞观十七年魏征死后。从此时起,太宗对内外施政颇多失误。然太宗之失,实不自十七年开始。《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六年十二月云:“帝与侍臣论安危之本。中书令温彦博曰:‘伏愿陛下常如贞观初,则善矣。’帝曰:‘朕比来怠于为政乎?’魏征曰:‘贞观之初,陛下志在节俭,求谏不倦。比来营缮微多,谏者颇有忤旨,此其所以异耳！’帝拊掌大笑曰:‘诚有是事。’”注     

唐律依法审判监督机制述论

初唐统治集团一直把准确地订击犯罪及预防和减少犯罪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目标来追求。唐统治者认为，对司法官吏必须进行法律监督，防止这些官吏因其职司而佝私枉法，如他们可以因为追求考核评比指标而不守法。为此，唐太宗于贞观元年曾说；“今法司核理一狱，必求深刻，欲其考课，今作何法，得使平允？”[1]贞观十六年又说：“夫作甲者欲其坚，恐人之伤；作箭者欲其锐，恐入不伤。何则？利在称职故也。”[2]为了对司法官吏的司法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唐统治者从两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是君臣上下确立以身作则，一断于法的思想，同时，在制度…     

试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

公元633年(贞观七年)农历十二月十五日,唐太宗陪其老子李渊置酒故汉未央宫。李渊别出心裁,命突厥可汗颉利起舞,又让南蛮酋长冯智戴詠诗。太上皇在得意兴奋之余,对贞观盛世的民族和好景象赞美不已:“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对此,后人多有褒贬。奇怪的是,明人李贽竟评之曰:“卖弄”。 这是不公允的。 纵观数千年中国古代文明史,哪一个朝代能做到“胡、越一家”！哪一个帝王敢于     

试论唐代中日往来诗

一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经济文化最发达的一个朝代。国势强盛,声威远震,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唐太宗不仅实行了均田制、文化开放等开明政策,还克服了“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的偏见。他极为重视兄弟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和邻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由于他对华夷一视同仁,“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太宗“如父母”。据《旧唐书·太宗纪》载:贞观四年,“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焉。”这就是被历史上所称道的“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贞观之治”。唐太宗在他的诗中也每每自诩这个政绩。他说:“指麾八荒定,怀柔万国夷。梯山咸(一作盛)入款,驾海亦来思”(《幸武功庆善宫》);“虽无舜禹迹,幸欣天地康。东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正日临朝》)。当时邻近各国,对唐朝莫不仰慕。其中最突出者为日本。他们首先派遣使者犬上御田锹等     

唐太宗“精简官员”说考辨

在评价唐太宗与“贞观之治”时,人们大都要提及贞观初年,唐太宗曾把中央政府机构的官员从原来的“二千多人”,精简为“六百多人”。比“隋朝、唐初和后来的开元年间的数字少四分之三”。甚至有人把这件事,誉为贞观时期的善政之“首”。但是,我认为,此说证据不足,很难使人首肯。     

漫谈《韩诗外传》中的举贤思想

我国自古有举贤的思想,《礼记·礼运》就提出“选贤与能”的主张。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的著作中多有这种思想。而西汉人韩婴的《韩诗外传》中,这种举贤任能思想最为突出。首先,他非常强调贤才的作用,举出禹兴桀亡、汤兴纣亡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故无常安之国,无恒治之民, 得贤则昌,失贤则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五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