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献疑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虽经郭沫若质疑,但至今被奉为经典,一直是中学语文课本必选篇目。其实此诗"安得广厦"云云诚"措大想头",不足为贵;怒对"群童",事乖情违,格近鄙陋;又以意为诗,镵刻成僻,偏离了"感物吟志"的现实主义传统,遂开宋人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先河。所以历代颇有訾议,诗话中少有推重,金圣叹《杜诗解》、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也不选它。此诗无论在思想内涵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是一篇有严重瑕疵的作品,既不足为杜诗最高成就的代表,也不足称我国古代诗歌的优秀之作,应该从中学语文课本中撤下来。     

宋人用事境界的诗学阐释

用事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特色.宋代诗人以才学为诗,掀起用事高潮."浑然天成"、"水中着盐"、"系风捕影"等成为宋人进行诗歌用事境界阐释的独特话语,传达出宋人对用事"浑成"、"无迹"、"自然"之境的追求,是宋人在传统诗学背景下,澡雪涵泳前人文化积淀,又扣和当代诗学风潮而形成的独特阐释理念,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     

论理学思潮对宋代诗学的影响——以“以意为诗”论为例

宋代理学对诗学的影响在何种层面上发生一直众说纷纭。事实上,理学性、情观对宋人思想观念的影响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文人思想结构的改造,理学性、情观影响到诗人的创作思想。宋人“以意为诗”论中就渗透了理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它同时也铸就了宋人诗歌独特的美学风格。     

明清士子的科举考试活动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参加科考获取功名成为士子们的毕生追求。为了一朝高中,广大士子从蒙童时期就开始为科举考试作准备,学习方式枯燥,学习备考内容以儒家经典和时文坊刻为主。入闱考试是士子科举考试活动的关键时刻,不仅要经历赶考的行程之苦,入场还要经受搜身之辱,进入考场参加考试也会面临诸多艰辛。考试结束中式士子的欣喜与落第者的悲怆形成鲜明对照,反映了科举考试对士子的摧残。     

《诗经》兴体诗综考

在诗经学史上,对于"兴"这一概念,两千多年来的主流阐释是作为一种"诗的表现手法"来看待的。但这种解释并不符合《诗经》中"兴"的文本实际。正确的解读为:"兴"在《诗经》中是一种独特的抒情诗歌体裁。这种体裁的诗歌在现存《诗经》中共有46首之多。在题材类型上,兴体诗分别抒发了喜乐愉悦之情、忧愁感伤之情和思乡怀人之情;在艺术特点上,兴体诗惯于用第一人称直抒忧乐思念之情怀,重点使用借代、借喻、象征以及反复、应和的修辞手法,并在内部章节和语言运用上呈"连珠"型结构特征,从而使它与《诗经》中另外五种体裁的诗歌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和对照。     

“以诗取士”制度促进了“诗唐”的形成

汤燕君撰文《论以诗取士对"诗唐"形成的促进作用》指出,以诗取士是唐代统治者为了实现文德政治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其根本用意旨在以儒家文化来规范文学,并通过这种被规范化了的文学来塑造儒性人格、选拔录用诗儒型官员。伴随着以诗取士的推行,习诗研诗之风获得不断延展,诗歌开始广泛进入唐人生活,促进了"诗歌的"唐朝的形成;同时,     

关于“以议论入诗”

<正> 对宋诗的评价,多少年来一直是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争论的焦点,则是在于所谓“以议论入诗”。 “以议论入诗”,历来被视为宋诗的大病。早在南宋末年,严羽就提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见《沧浪诗话》)因此,他认为语虽工,却非古人之诗。明人屠隆则更进一步地说:“宋人好以诗发议论,夫以诗议论,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宋人又好为故实组织成诗,……用故实组织成诗,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见《由拳集》卷二十三《文论》)     

爱流涌动——以《再顾已倾城》为例兼论“诗缘情”

"诗缘情"是当代诗学界提倡的一种创作理念,也是诗歌创作发展的必然。该文着重谈了中国诗歌由"诗言志"到"诗缘情"发展演变过程;以《再顾已倾城》为例,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做到既言志又缘情的。     

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与"诗"性

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多以议论出之,"以议论为诗"是王安石诗歌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但他的议政诗是作"诗",而不是写政论,没有因政见的阐发而改变诗"带情韵以行"的审美特质。他在议政诗的创作中经常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强化"议"的情感力度,使其许多作品成为独具艺术风貌,诗歌艺术价值颇高的优秀诗篇。     

唐代"论"体新变及其文学史意义

作为"研精一理"的论辩类文体,论体文萌芽于先秦时期,成熟于魏晋南北朝,并繁盛于唐宋时期.唐代"论"体分类范畴在借鉴《文选》《文心雕龙》的分类基础上有所创新,《旧唐书》将《文选》"史论"类扩充为"杂论"类,而《唐文粹》于"论体"类下又新立了"辨析"类,这显示出唐代文人自觉的"论"体辨体意识.作为唐代科举考试的科场文体,唐代"论"体时文创作与文体嬗变的双重相生,将唐代的"论"体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进而催生出宋人"诗发议论""以议论入诗"的文体观,并对宋代"论学"传统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     

论张岱小品文的“以诗为文”——以《补孤山种梅序》为中心

张岱的小品文呈现出"以诗为文"的特点,诗歌对其小品文的渗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以《补孤山种梅序》为中心可看出其以诗为文表现为:以诗的形式为文,以诗的意象为文,以诗的抒情为文三个方面。其小品文具备"以诗为文"跟张岱的诗歌理论中将诗歌的高度概括化跟高度个性化的统一作为最高的审美标准以及其在高雅精美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学识修养气质有关。     

从《文苑英华》看王维诗歌成就

《文苑英华》是宋朝时编纂的一部诗文总集,其中十分之九是唐代作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人的文学观念及宋人对唐代众多诗人的接受情况。《文苑英华》所录王维诗歌大多为奉和应制诗,而最能代表其诗歌特色的山水田园诗所收甚少,特别是为后世广为称赞的《辋川集》一首未收。王维诗歌不仅影响了中晚唐众多诗人,亦对宋诗风格之形成起到关键作用,其山水田园诗的冲淡自然之风、浑然天成之气对后世影响深远。     

论宋人平淡诗观的特殊指向与内蕴

在宏观上,中国古典诗歌的平淡美,作为审美理想而确立于成熟的理论自觉之中,应该说,是自宋代开始的。这意味着,虽然宋人诗观远非平淡之说所能尽,但平淡诗观却不能不处于宋人诗说之重心。不仅如此,既然是成熟的理论自觉,就不能不具有以下两种特性:首先,它兼有对宋诗实践的指导性和超越性,唯其如此,宋诗之进境于平淡理想者固属当然,而宋诗之未能如此甚至与此相违者也不难理解,换言之,宋人平淡诗观与宋诗平淡美境,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次,它具有对相关的艺术现象和文化思潮的含纳性,唯其如此,对宋人平淡诗观之特殊指向与内蕴的探究,必将是一种多维视野之透视的汇聚,并且只有辩证的思维理性才能把握其精神所在。     

王夫之论抒情诗的核心问题

<正> 王夫之的诗论,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古代抒情诗歌,它探讨了抒情诗艺术的核心问题。王夫之说: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若齐梁绮语,宋人抟合成句之出处(宋人论诗,字字求出处。)役心向彼掇索,而不恤已情之所自发,此之谓小家数,总在圈缋中求活计也.这段话,提出了“以意为主”这个命题。关于“意”的含义,研究者有不同的解释,     

湖湘诗派与近代宋诗派之关系

作为近代诗坛上的两大诗歌流派,湖湘诗派主"诗缘情"说,以《骚》心《选》旨为宗;宋诗派好尚理趣,长于议论.然二派诗歌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咸丰、同治间,曾国藩好古尚雅,兼取魏晋之诗,并与王闿运等有过密切的交往;"同光体"诗人陈衍所谓的"荒寒之路"与王闿运"不关载道"之言相通,沈曾植破"三关"说又上及元嘉之诗;湖湘派诗人诗歌为求新奇,时发议论,也旁资考证,邓辅纶之学老杜诗、邓绎不废以文为诗、龙汝霖之好韩孟皆与宋诗相近.湖湘诗派与宋诗派在倾向上的接近,反映了近代诗歌逐渐走向融合的趋势.     

宋代鬼诗论析

鬼诗即鬼魂所作的诗歌。宋代文人士大夫喜欢听鬼故事,谈论鬼神,并由此大量创作、传播、书写、收集鬼诗。宋代鬼诗创作繁盛,这些诗歌以宋人笔记、小说、诗话为载体,由文人加工、润饰而成。宋代鬼诗在创作心态上表现出娱乐性、幽怨性、预卜性等特征。鬼诗在宋代之所以流行,与崇尚巫鬼的社会习气濡染、高压政治氛围下需借鬼以讽人、鬼能诗好诗成为宋代文人共识等原因密切相关。     

20世纪90年代较有创作实绩的诗人

20世纪90年代诗歌是在意识形态、市场经济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多重挤压中发声的,在争取感觉与想像自由的同时也承受着"自由"的涂抹与改写.其主要特点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中以"个人化"语言策略重建诗与世界关系.他们的诗体现了与过去时代非常不同的抒情观点和美学趣味:或是改变了对"古典主义"的沉迷,或是探讨新的历史与社会的承担方式,或是用想像的翅膀实现飞翔之梦,在很多方面丰富了当代中国诗歌的思想艺术内涵.     

论汉晋间“诗缘事”说的形成与消解

两汉诗论家在对以《诗经》为代表的上古民歌的总结中提出了"诗缘事"说,强调诗歌的叙事功能,并在汉魏之际成为有影响力的诗学主张。但在魏晋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缘事"说不断消解,"诗缘情"的诗学观念逐渐形成,伴随着创作实践和文论建构同步繁荣,最终形成了中国诗歌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的特征。     

邵雍“击壤体”的体式特征及其诗坛反响

“击壤体”及其诗派是客观历史存在,但“击壤体”并非在南宋末年才形成。作为重要的理学诗之诗歌范型,“击壤体”具有“达理”“闲适”“切理”等诗歌特征,其题材、内容及主题等非常丰富。“击壤体”诗作表达方式有多种构型,其诗歌形态亦有不受韵律、句式所限等属性特征。宋人在学习、模仿“击壤体”的重心及其取向上,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由此,“击壤体”在中国哲理诗发展史上具备了重要的诗歌范式价值和文学史地位。     

王夫之《诗广传》中的“性、情、理”思想探论

情理问题是中国思想史上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其牵涉了伦理学与美学等诸多领域,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解答体现了中国哲人对"美善统一"与"情理和谐"的价值追求。王夫之对于情理关系的论述可以说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本文对王夫之的诗经学著作《诗广传》一书进行解读,从王夫之对情的定义入手,进而分析"性、情、欲"三者的关系,最后揭示王夫之"情者性之情"与"天理人情原无二致"的情理统一思想,揭示了王夫之《诗广传》一书在诠释诗经时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讨论诗歌美学的诠释学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