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鲍照于齐梁之际的文学影响

<正> 鲍照"才秀人微,取湮当代"(钟嵘:《诗品》),然而他谢世后不久,其创作的"超丽"(虞炎:《鲍照集序》)就引起了齐代文学家们的注意;至梁,其影响则直侵凌谢、颜,构成了"师范宋集"(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的主流派,形成了风靡盛行的"鲍照热".齐梁的文论家们特别是梁的文论家们对此颇为惊奇乃至不满,故而多发批评之辞.因此,客观认识鲍照在齐梁的文学地位,正确揭示"鲍照热"盛起的原因,认真辨析文论家们对于鲍照的批评,这在鲍照研究中当是颇有意义.     

论钟嵘《诗品》对颜延之诗歌的评价

南朝刘宋文人颜延之在当时地位很高,时称“颜、谢”,即将他与谢灵运并推为刘宋文坛一代大家。后来又有元嘉三大家的说法,则在颜、谢之外再加上鲍照,将三人并举为元嘉(宋文帝年号)诗歌的代表。可见颜延之的诗歌本是元嘉诗歌乃至整个南朝诗歌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现存颜诗主要是五言诗。这些五言诗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抒写自己的情怀,或借咏古以自况的诗;另一类则是朝庙应制之作。前一类作品的思想感情厚实一些,后一类作品在语言形式上的讲究突出一些。前一类作品大都作于元嘉十一年他被迫屏居闾里之前,后一类作品则较多作于元嘉十一年之后。颜延之比较为人称道的多是前一类作品,而对当时人和后代诗人影响较大的多是后一类作品。当然,这种区分只是相对而言,作为元嘉时期鼎足而立的一个诗人,颜延之毕竟还是有自己的比较统一的诗风,可称之为颜延之体。无嘉十一年以后所作的那些朝庙应制之作,无疑最能体现颜体的特点。     

刘勰文学理论的折中倾向

我国古代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代。由于儒家思想对整个社会统治力量的削弱,文学创作不象汉代那样受到儒家的严重束缚,强调文学要为政治教化服务,而注意表现个人日常的生活和情志,注意追求形式的华美。自建安时代开始,中经西晋太康、刘宋元嘉以至南齐永明等几个时代,其主要代表作家曹植、王粲、陆机、潘岳、谢灵运、鲍照、沈约、谢眺等人,都显示出此种创作特色,形成此时期文学创作的主导倾向。对于此种创作倾向,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则分成反对、赞成和调和折中三种     

从刘宋朝帝王政策看鲍照乐府诗创作

由于在上者提倡 ,刘宋朝乐府文学兴盛。鲍照丰富多样的乐府创作与刘宋乐府发展潮流契合。宋文帝统治时期 ,鲍照乐府诗创作以模拟为主 ,尤以模拟汉魏文人乐府为多 ;孝武帝是刘宋乐府诗得以发展兴盛、创作风气获得新变的重要人物 ,他对民间流行音乐吴声、西曲大力提倡 ,使鲍照的乐府诗创作吸收了民间文学的因子 ,诗歌色彩较前期更为绚丽。     

蔡邕的碑铭文与唐代古文运动

蔡邕的碑铭文为后世作家确立了一种光辉的典范。唐代古文运动主要以恢复三代及西汉文风相号召,而蔡碑属于唐代古文家所师法的为数极少的东汉人的作品。这是因为蔡邕确立了碑文写作的“实录”原则,其文融化经典,合乎儒家雅正的标准,遵循褒贬劝诫的根本原则,而且构思精巧,辞藻丰富、典雅但无俚俗、华靡之弊,运用骈俪之语而能够恰如其分,不以辞害意,充分体现了高超的文学才能。     

刘宋儒学复兴与玄风淡化

刘宋儒学较之东晋有了较大恢复,社会地位上升,对文人及其创作的影响逐渐加强,促使典丽风格在文学中成为主导,纠正了玄言文风不讲文采的缺陷。而玄、儒两种思想的交替,使当时的文人在思想上出现不适应,主体观念重新得到重视,文学抒情特质得到恢复,从而改变了玄言文风枯燥之病。在儒学的帮助下,刘宋文学摆脱玄风的笼罩,具有了自己的特征。     

“气势美”和“辞藻美”的统一─—综论庾信作品的语言艺术

作为南北朝的文学殿军,应信的文学语言既具有“辞藻美”,又不乏“气势美”,这样的语言艺术是由他力主吟咏“性灵”的文学思想所造就的。应信在梁朝承平时期的作品因历经战火所存无几,对他这时期的创作,后人已习惯性地认为主要是状物写景吟咏艳情的“徐庆体”或“宫体”,认为他前期的文学语言只顾“辞藻美”,文风唯以给艳清靡精巧见长,这样的认识其实是片面的。从现存度信早期的诗赋铭等作品看,他在当时的创作确实以咏物写景抒情,讲究声色对仍事典等辞藻华美见长,但这并不影响他张扬自己豪迈刚健的气势。譬如他的《刀铭》三首,是…     

天才赡丽 华而不弱——论鲍照诗歌的色彩美

南北朝时期,文坛上对辞藻和声貌的追求已成为一种社会趋势,此时的鲍照也创作出许多或赡丽或清新的色彩鲜明的诗歌。本文拟就鲍照诗歌用色的浓、奇、清、新四个方面探析其诗歌的色彩美,以彰显鲍照对中国诗歌的杰出贡献。     

论鲍照文学特征的形成及其人生依附形态

鲍照文学创作的富艳华美和畅达遒劲两种风格特点的形成,实与鲍照“才秀”而“人微”的人生处境有关。为了进入仕途,鲍照不得不依附于门阀士族的提携和皇室的拔擢。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他以不同的文风来迎合士族和皇室截然相反的文学审美口味。因此,文学和政治才能的不得自由施展是鲍照激愤情感的主要心理来源。     

说“宫体所传,且变朝野”

我国古代诗歌步入南朝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刘宋时期,第二个阶段从齐初到梁中期,第三个阶段从梁中期到陈末。各阶段具有代表性的诗体,分别是元嘉体,永叨体和宫体。无嘉体的代表诗人是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他们的诗风各有特点,但都比较注意描绘山水,讲究辞藻和对偶;特别是谢灵运,创作了大量山水诗,从而完成了从玄盲到山水的转变,开出了一代风气。永明体的代表诗人是谢(月兆)、沈约和王融等人,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在理论上完成了声律说,并在创作实践中开始加以运用,从而为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开辟了近体诗发展的道路。宫体的代表诗人是梁简文帝萧纲、庾肩吾,庾信,徐摛、徐陵、陈后主,江总等人,其诗作主要以宫廷生活为表现对象,多写男女之情,有不少艳诗,同时有一部分写景咏物、吟诵佛理,奉和应诏之作。形式上追求声律,讲求对偶,雕琢辞藻,驰逐新巧,崇尚丽靡,形成了一种绮艳柔媚的风格。宫体严出,倾动朝野,时人纷纷仿效,顿时形成风气,并经陈、隋蔓延到唐初,主宰诗坛近二百年之久,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初三朝的崇文风气与文风的演进

宋初三朝的崇文风气与文风的演进程杰北宋诗文革新的历史起点可以追溯到宋初柳开、王禹等人的复古主张和实践，但就宋初文坛的整体情况而言，柳开、王禹等人代表的文学复古革新倾向却没有发展为文坛的主流。当时文坛最为壮观的是佑文政策刺激下崇文风气的形成与诗赋创作的...     

鲍照:刘宋时期著名的山水诗人——鲍照山水诗兼与二谢山水诗比较论

鲍照是刘宋时期的一位著名山水诗人.鲍照的山水诗现存50余首,其数量之多,居先唐诗人之最.就其题材言,鲍照的山水诗大致可分为庐山诗、都邑诗、长江诗、游宴诗四类,而风格深秀幽奇,描写精雕细刻,语言平实顺畅,则为其表现在艺术上的总的特点.因此.无论就其艺术抑或审美言,鲍照的山水诗,不仅可与谢灵运、谢胱的同类诗媲美,而且还对先唐山水诗的繁荣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南齐书·陆厥传》“永明体”内涵辨证

"永明体"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由古体向近体跃进的桥梁,历来成为诗学话语的重要命题。对"永明体"内涵的阐释一向歧见丛出,还原其历史真实是研究的基础。所谓"永明体",是南齐武帝永明后期,文学走向繁荣,以沈约、王融、谢朓等为代表的文人,将新辨清并定目的平上去入四声,有意运用到文学(主要指五言诗)创作中,回忌病犯,形成理想的诗歌声律模式,以追求诗歌的声音之美为目的而形成的一种诗歌体式。     

刘勰回避宋齐文学而带来的理论缺失

南朝宋齐时期是一个三吴地区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的经济中心,而文学进一步走向独立并取得了显著成果的时期。这个时期,以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眺等一批杰出诗人为代表的五言诗创作标志着诗歌走向成熟,从艺术上和诗学意义上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做了准备。然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却一定程度上对这个时期的文学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妨碍了他对文学新变做更客观、更深入的考察,因而在文学理论意义上和文学史意义上都给《文心雕龙》带来了一定的缺失,特别在对文学的艺术特性和社会功能的认识上这种缺失较为明显。刘勰的巨大理论成就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刘勰的理论缺失以及造成缺失的原因也应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刘勰“宗经”思想探析

＂经＂是以孔子为宗师的儒家所撰之书籍的通称,历代学者对＂经＂的解释主要有四种：五常说、专名说、通名说、文言说。刘勰本质上是一个儒生,他所宗的＂经＂是对汉人五常说的继承和发展。刘勰主张宗经的用意主要是为了纠正当时＂讹滥＂的空洞文风,以＂经＂义思想充入文章,营造一种辞采、风骨兼备的文学;此外,他宗经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与前人和时人相比,刘勰的宗经思想更进一步,也更为合理。刘勰的宗经思想在当时不被人所重视,但却对后世的文论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朱元璋与元末明初文风嬗变

明初文学,界于元末文学与盛明文学之间,作为过渡阶段,有着重教化而轻审美的特征,但其文学理论和创作都有一定历史贡献.开国帝王朱元璋在元末明初的文风嬗变中起到重要作用.他通过以儒治国、倡导质朴文风、改造士人精神风貌和自身创作垂范,有力促进明初雅正文风的回归,但其实行残酷文化专制,晚年偏爱颂世文风,阻断了元末人文复兴思潮,又导致文风出现向台阁体过渡倾向,他于元末明初文学可谓功过参半.     

颜延之诗歌风格论

南朝刘宋时代,政治上曾一度出现东晋以来未曾有过的繁荣气象。与此相辉映,诗坛上也产生了“千古文章于此一大变”的“元嘉之诗”,后人号之为元嘉体,尤以元嘉三大家最为引人注目。世移时易,人们对谢灵运和鲍照的创作给于愈来愈多的关注及研究。相反,对颜延之及其诗歌创作,研究者们或者缄口不言,或者语焉不详,以致这位颇有时誉的诗人的地位在后世文学史家们的眼光里一落千丈。如此便形成了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薄弱环节。我们知道,文学以其对整个社会全面观照的个性而有别于其他学科。反之,只有对社会现象进行总体观照才能使文学的功能得以实现。作为刘宋时代一位名重一时的诗人,颜延之及其     

鲍照乐府诗之潜文化素质研究

鲍照的乐府诗题材多样,思想内涵复杂但又井然有序。既自觉继承了民歌的言情风尚,又弘扬了汉魏之交文人诗家忧念治乱的政治情操。流行于刘宋时期的儒学、玄学和道教等多种文化在鲍照思想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而现实生活又引导着他进行文化选择与整合,并进而决定了他的乐府诗的文化素质。     

从《文心雕龙》的传播看刘勰身份定位的嬗变

对"刘勰是个什么家"的问题的不同回答,代表了不同时代学者对刘勰接受的不同结果,而这种结果又往往代表了不同时代学者对刘勰之文化成就特别是其流传于后世的代表作品的接受状况。因此,考察不同时代学者对"刘勰是个什么家"问题的回答,对我们认识《文心雕龙》在不同时代的传播与接受状况是非常有意义的。基于此,本文对齐梁、隋唐、宋元和明清等不同时期学者接受刘勰的情况进行了考察,指出刘勰在齐梁之时被接受为一位"佛学家",在隋唐宋元时期被接受为一位"文学家",而在明清时期则被接受为一位"文评家",这与今天我们赋予刘勰的"文学思想家"或"文学理论家"身份已经比较接近了。     

以比较的视野看刘勰的复古文学思想

本文以中西文化———美学通观的视野,在中国复古文学思想的整体观照中,对《文心雕龙》的复古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和阐释。刘勰以宗经反本、雅正体要为归宿的文学退化历史观,体现的是一种“古典主义”的处置模式,与严羽及其明代复古诗学隐含人类学—美学思路的诗史观,构成了迥然不同的话语系统。本文还对刘勰的“通变”观作了新的阐释,认为通变主张使刘勰的复古思想增添了一定的灵活性和有限的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