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与革命:中国左翼文学发生的审美之维

中国左翼文学发生的审美之维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和"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创作与理论论争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它有文艺的革命性与革命的文艺性两个最基本的向度,二者之间既有矛盾冲突也有相契合之处,且与新的伦理和认知维度绞缠在一起.具体而言:政治意义上的革命实践与具有先锋性的革命文学的艺术探索,均需要同样具有变革性的革命语言能够被民众所接受;中国革命文学蕴涵着一种流血的冲动与新伦理道德建构的理想寄寓;革命作家力图使文艺成为与物质或其他实践手段一样的助进社会改造的工具性力量;有着"Simple and Strong"等美学风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体现了革命文艺界发展新的文学形态乃至艺术本质的精神诉求;以"普罗"作家为主体的左翼知识界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创造未来文化的历史责任,他们强化的文艺阶级论和革命道德观打破了许多传统的审美惯例与接受者的心理秩序.文艺的革命性和革命的文艺性均是"带着镣铐和枷锁"的审美之维.     

左翼民族价值观与阶级价值观的整合——1936年春夏之交的“国防文学”论争

阶级正义和民族正义是中国左翼革命文学价值观念演变悖论性的两个方面。1936年左翼文学内部爆发的"国防文学"论争,涉及的主要有四方:周扬、鲁迅和中国托派以及冯雪峰等。周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主张泛民族统一战线;鲁迅则坚持革命者在抗战中的阶级斗争立场;中国托派则主张阶级的独立抗战,反对国防政府;而冯雪峰在个人主张上与鲁迅有着相似性,但基于自己特殊的身份,充当了周扬与鲁迅主张的调解者,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在阐释上向"国防文学"趋同。在论争中,他们彼此指责对方为"汉奸"、"内奸",而自命为"爱国者"、"革命者"。从总体上来说,这是左翼的阶级价值观与民族价值观的第一次冲突也是第一次整合。正是通过这次论争,民族价值观最终实现了与左翼阶级价值观的融合,也使得左翼革命文学单一的阶级价值发生了结构性嬗变,成为阶级—民族的双核结构。     

论20世纪中国的革命文学

20世纪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具有相对独立的美学趣味、风格与范式的文学形态,这一文学形态发展到"文革"时代,已经终结.建国以后,革命文学通过文学资源的清理与对各派文学力量的批判,建立起一体化的革命文学知识体系,革命文学成为文学界统一的规范力量.新的文学等级秩序关系的建立,摧毁了革命文学赖以存活的文学竞争机制,革命文学力量与其他文学力量的张力关系不复存在.革命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则在革命的"经典"化过程中,日益教条化和公式化.革命文学的终结也是20世纪急进主义文化思潮发生作用的结果.     

“四类分子”子女题材小说的价值困惑

阶级话语不但使"四类分子"们成为乡土社会的劣等人群,还迫使他们的子女们在成长过程中饱受苦难,形成他们的怨恨情结。虽然1979年之后国家取消了对四类分子子女们的政策歧视,但是怨恨情结使得他们寻求价值观和现实利益的双重补偿,某种程度上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如何叙述他们的怨恨情结,对文学构成了极大的挑战。怨恨叙述表面上是梳理阶级话语在当下社会的影响,实际上应该是反思阶级话语的价值与意义,为社会的整合提供思想资源,以文学的方式整合集体记忆,建构新的价值观。然而,由于人们长期受左翼文学以来僵化思维的影响,无形中把阶级话语与国家话语合二为一,不敢亦不能反省阶级话语的来龙去脉。在怨恨叙述中,我们看到作家或者受僵化思维的禁锢,以国家认同压抑了怨恨叙述的反省力度;或者为了避免前者的局限,以漠视国家话语和割裂历史的方式来叙述阶级话语带来的怨恨记忆,造成了社会伦理的混乱与个体道德的虚无化。这恰恰反映了文学在僵化思维的长期禁锢下因无法回答现实问题而形成的价值困惑。     

左翼文学创作中的马雅可夫斯基“情结”

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的外源性成因是前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准确地说,左翼文学在历史文化意识、艺术创作理念、主题话语诉求和审美精神气质上更多地受益于马雅可夫斯基及其创作。在作家的创作价值立场或身份认同、角色认定上,左翼作家群体与马雅可夫斯基具有明显的精神契合性;马雅可夫斯基诗作的主题话语是"革命",左翼文学所倡导的"革命文学"亦可视为马雅可夫斯基式"革命"文学的创造性重构;马雅可夫斯基作品的大众化取向是前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现代性信念"的审美转述,从文学大众化中寻求"现代性"精神也是左翼文学的基本创作诉求;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除了雄壮豪迈的主旋律之外,还存在着柔弱感伤的音调",左翼文学在为暴风骤雨的时代倾情歌唱的同时,也留下了知识分子自我"柔弱感伤的音调"的心灵记录。     

论鲁迅革命文学思想的现代生成

鲁迅的革命文学思想是他在域外革命文学思想和中国现实的主体体验中纠葛而成的,是他融会先进思想文化资源、积极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探求中华民族＂固有之血脉＂和追寻现代革命精神的结晶。鲁迅革命文学思想的发生标志着中国革命文学思想的现代生成,并与其创作、译品一起推进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进程,且使中国革命文化得到提升并成为世界左翼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概念的意义生成与辩析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特殊关联,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两个概念在主流文学史的阐释框架内被不断追加与重写,导致概念内涵不断扩容与泛化。从原初内涵看来:"革命文学"指的是左联成立之前未被组织化的革命作家在当时社会情境下对革命的一种自觉、主动的文学反应;"左翼文学"指左联成立至解散这个期间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及其同路人作家反抗国民党政权文化围剿的文学实践。这样的界定既考虑到了革命文学提倡的阶段性、复杂性,又指出了左翼文学的质的规定性,同时将其与延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文革文学等概念区别开来。对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概念的厘定不仅是为了推进左翼文学研究,也试图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概念定位提供一种可行的思路。     

“阶级大众”的话语营构和文学书写——30年代文学论争与创作中的“大众”身份建构

继五四启蒙模式之后,中国社会选择了以无产阶级革命为手段,建立民族国家的新方案,无产"大众"成为解放的主要对象和革命主力军。文学要参与社会发展的新路向设计,就要承载社会革命和解放大众的使命,教育引导大众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当时的文学论争中,左翼作家批判否定了"大众"认识和界定的多样性,营构了"大众"的无产阶级内涵。在"写大众"的文本中,作家依循无产阶级革命理念,将阶级"大众"叙述为社会变革的新主体。话语论争、理论引导和作家叙述共同建构了"阶级大众"的合法身份。     

朱光潜情感美学的场域伦理与知识启蒙

朱光潜情感美学建构起兼具中国审美传统和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的情感美学话语,完成了从语言、意象到文本的理论谱系生成。文章从文本形式观、道德关联两方面探究中西方文论资源给予朱光潜情感美学建构的学理资源,建构出较为全面的情感美学逻辑框架,厘清其情感美学本体所包含的场域伦理;从情感对抗和日常生活主体化两大维度论证朱光潜情感美学所彰显的知识启蒙色彩。     

作为能力的道德良知

道德良知问题在伦理学研究中意义重大,是伦理学史上讨论的重大问题之一。中西伦理学在这个问题的思考上,经常将"良知"等同于"良心",并不明确区分二者,这也反映了二者在概念内涵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是非善恶的认识与判断,从道德心理上说,是"良心";从道德认识上说,是"良知"。中西伦理思想家们在良知(良心)的起源、构成、价值判断和本质问题上提出种种不同见解。作为能力的道德良知,是主体对道德知识、原则、规范等道德现象的辨识能力;是主体以自我道德认识贯穿于行动之中的行动能力;更是主体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能坚持自我良知的同一能力。     

中国现代自由主文文学话语之建构

在思想层面,西方文化在“五四”时主要-是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精神重构了“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话语。白话除了在语言形式和思想思维方面参与建构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以外,从是否使用白话这方面我们也可看出“五四”时期文人学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相对于因救亡把文学当作武器的革命文学对于文学性本身的忽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更注重于文学本体、文学审美的追求。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除了对于创作主体自由和文学本身独立的要求外,自由原则与自由文学本身的位置和立场必然表现出对主流政治文化的疏离以及反抗和批判。本文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分为四种表现形态。此外,中国近现代自由空间没能强大和持续的原因是：中国的近现代民间发言场所是兴起于报纸杂志的,民间报纸杂志成为主流文化传播基地的角色转变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没能开创一个完善的批评空间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新青年》的激进传统使“五四”知识分子构造的文化空间容易被知识分子对于价值选择和文化选择的道德性、时效性所覆盖。本文是第一次试图从白话、文学独立意义、批评空间的开创三方面阐述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话语之建构。     

新兴群体和大学生群体伦理道德心理的调查分析

对新兴群体和青年大学生群体在遭遇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伦理诉求与传统伦理诉求、主流意识形态道德话语与边缘性道德话语之间的张力时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异动及其机制进行调查分析,对于审察现阶段伦理关系及其变迁以及道德生活世界的状况,建构一种"伦理和谐",有着显见的价值与意义.     

《文化批判》与新文学的话语革命

《文化批判》是后期创造社创办的一个重要刊物,也是倡导革命文学的重要阵地。它以“批判”的理论姿态展开对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的重新阐释,试图掀起另一场思想启蒙运动,重建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新文学意义的转变,促使新文学秩序发生了分化,实现了新文学的话语革命,尤其是对中国左翼文化和文学的生产产生了重要影响。     

知识传统批判与后知识话语之可能

后知识话语的建构首先必须面对合法化与伦理诉求问题,而这一切又无不与作为知识主体的知识分子的知识立场密切相关。如何谋求语用修辞、话语合法化以及知识主体的伦理立场的有效运作,是后知识话语建构的必要途径,也是后知识话语摒弃知识传统而建构自我所不可回避的挑战。     

论“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教育与伦理叙事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是深刻的政治、经济革命,而且是深刻的道德伦理革命。在"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中国农业社会以血缘、亲情为轴心的传统家庭伦理秩序被打破,人们的情感方式、道德意识、伦理观念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承担着"教育和改造人民"的历史使命,这一时期小说中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等显示着当代中国社会感情矛盾与伦理冲突的整合与转型,解读"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教育模式和伦理叙事方式对理解20世纪中国家庭伦理的"最后之觉悟"具有深刻的人文价值。     

新时期生态写作中的自然科学话语——兼论生态写作的本土化、现代化途径

大量自然科学话语的存在,构成新时期生态写作的文本特质:符号层的自然科学知识、术语直接镶嵌;结构层的自然科学思维特征等。自然科学话语的存在建构了生态伦理的现代维度,以此实现中国文学中生态伦理由古典伦理(天人合一的诗性伦理)向现代伦理(突出历史发展中主体精神的理性伦理)的转向;在实践论层面,自然科学话语对民间伦理的佐证,推动了生态伦理精神的本土化进程。新时期生态写作以"敬畏自然"的科学态度和对理性的张扬与强调,实现对五四以来"科学"精神的对接与修正。     

论革命文学转型背景下的左翼启蒙派

左翼启蒙派是指在五四启蒙思潮与鲁迅精神与创作影响下从事左翼文学活动的一批作家,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过程中仍然坚守五四启蒙话语,重视文学的社会批判和思想批判功能,显示出与左翼功利派文艺观念迥然不同的理论品格与创作倾向。这一派系在左联后期开始萌生,分别在1940年代的解放区和国统区形成气象,但随后在革命文学向工农兵文学全面转型的过程中遭到"规训与惩罚"而逐渐瓦解。     

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伦理省察

"致良知"是王阳明道德学说的一个核心范畴,挺立道德主体是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伦理精神,意即"我"作为一个完满自足的道德主体,能够成就自身德性,并将"我"之"灵明"融入万事万物,使其浸染"我"之道德精神,纳万物入"我"之道德世界;秉持慎独之功是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伦理特质,他尤为强调在"人所不知己所独知"之域用力,主张通过"省察克治"、"破心中贼"、"存养夜气"等一系列内在工夫杜绝恶念、塑造新我;至达中庸之道是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伦理归宿,他特别注重"喜怒哀乐之未发"、"勿忘勿助"、"无适无莫"作为"致良知"的重要内涵。     

耻感的向度与公民道德建构

耻感是一种道德感,是中华伦理文化的重要范畴.耻感包含着"向外看"和"向内看"两个向度,它们在道德建构中彼此连接、相互呼应.我国公民的耻感具有明显的社群取向、从众倾向,在社会转型期易表现为一种"向外看"的单向度耻感,这是对耻感的曲解和异化.公民道德建构要深入把握耻感的双向度与单向度问题,遵循由"他控"到"自律"、由"规范伦理"到"美德伦理"的路线.积极构建法制、道德、耻感组成的规范共同体,促进公民的外向型耻感转化为内向型耻感,是公民道德建构的合理路径.     

突出主体性:左翼启蒙派话语突围的一种尝试

突出文艺主体性是左翼启蒙派显著的理论特征,也是其理论建构的主要着力点之一.在政治话语压抑美学话语、个人话语的特定时代情境下,这批作家依然固守着某些"五四"启蒙文学观念,在尊重特定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凸现个人话语,并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展开对文艺主体性问题的探究,在文艺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中寻求一条有别于左翼功利派的文艺价值论路向,为在当时语境下展现意识形态话语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实际上,这是在艺术自主与政治他律之间寻求话语突围的一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