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权主义反思学派的理论与方法

刘泽华先生是国内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大家,不仅提出了系统的王权主义批判理论,而且为中国学术界培育了一个王权主义反思学派。王权主义批判理论以"王权"和"王权主义"为核心概念,以"权力支配社会"为核心命题,以"在矛盾中陈述"的"阴阳组合命题研究法"和"实践的辩证法"为根本方法论,以强烈的历史批判意识和现实关怀为基本价值取向,为中国古代史以及传统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切实可用的宏观阐释框架和一套能够把文化观念、思想理论与社会现象融为一体的整体性研究方法。王权既是传统社会的结构形式,也是其组织和运作社会资源的机制,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价值系统之核心的王权主义是君主专制合法性论证的来源和依据。     

新文化运动之纲领——论陈独秀的《吾人最后之觉悟》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其<吾人最后之觉悟>是一篇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文献.文中以国人对西方文明由"学术"而"政治"而"伦理"之觉悟,反思了晚清以来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渐次演进的历史过程,进而揭示了新文化运动之伦理变革的时代主题.<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所阐述的唯文化论之启蒙主义、全民主义之民主理念、批判儒教之反传统主义,代表了新文化运动早期陈独秀启蒙思想的核心观点,具有独特的思想史价值,堪称新文化运动之纲领.     

东洋史中的“东洋”概念——以中日两国东洋史教科书为素材

在中日两国历史、文化诸多要素的制约之下,"东洋"概念几经移转,呈现出复杂的面貌。在日本,明治以降"东洋"所指的地理空间扩大,成为与意指欧洲的"西洋"一词相对应的概念,还意指包括日本、中国、朝鲜在内的"东方亚细亚"。在中国,"东洋"在19世纪中叶以后逐渐成为专指日本的地理概念。将模糊而多义的"东洋"概念从与"西洋"相对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放回复杂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可以为思考欧洲以外地区之"现代性"问题提供一个有用的视角。     

论陆九渊心学的思想史地位

中国思想史的启蒙时代应定位于宋明理学。启蒙是个外来概念,评判中国社会的启蒙须确立本土标志。以"睁开眼睛看世界"确定启蒙是以西方思想为判据;以本位立场看,中国思想的启蒙在于确立"凡事都须讲道理",因而宋儒树立天理概念当确认为启蒙标志。陆九渊心学是启蒙思潮重要一支。宋明理学释天命之性为天理,把先儒认定的天命之性贬低为气质之性,在理论上是有毛病的;然而其思想史意义很重要。其一,这个说法确认人与生俱来具备高贵性,从而为论证人的尊严奠定理论基础;其二,这个说法主张仁义礼智是人的存在组成部分,可解读为确认人之存在中有文化存在一维,这一发现在思想史上领先于西方思想。同为启蒙思想的理学、心学,心学独特贡献为良知返照。心体返照相当于西方哲学自身意识。"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是对《中庸》"未发之中"之主宰义的证成。参照德国古典哲学遂知,主宰,即道德主体,相当于抽象人格。陆九渊心学的历史意义在于开启了自身意识觉醒之路。     

梁启超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析论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梁启超启蒙思想的重要域外理论资源。梁启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源于严复的《天演论》和明治日本的进化论思潮,其中加藤弘之的强权主义进化论影响尤巨。梁启超深信进化论揭示了人类社会之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天演之公例"。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学说在东亚的跨文化传播中被严重曲解,进化论在日本和中国演变为一种主张"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主义更是成为强权主义的符号。在寻求富强的历史情境中,这种东亚版的进化论成为一种激发民族主义和改革意识的启蒙理论,而其在日本则蜕变成一种为军国主义张目的强权哲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游归来的梁启超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了全面的反思性批判,其对进化论的信仰亦随之动摇。梁启超思想深处的儒家天下主义情怀,使他最终没有追随其日本精神导师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从民族自由主义转向帝国主义,显示了中日启蒙思想家不同的思想归宿。     

学派与学术——关于“王权主义学派”及其思想的争鸣

<正>编者按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中国思想史的核心与重要组成部分,为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所关注,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将为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深化、政治发展与政治文明的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丰富的借鉴和有益的启示。我国著名学者刘泽华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形成了个性鲜明的学术理论体系,即从王权主义的角度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的历史,力图抓住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的核心和主题、主旨、主线,揭示中国传统社会运行的"玄机"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密码",清除阻碍中国现代性转型的暗礁巨垒。王权批判理论获     

同种同文?孙中山的亚洲主义话语

在其长达30年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使用"东方"、"亚洲"、"黄种"等词汇时,其含义和背景并非单纯。他并非是根据固定的原则,而是按照各国对中国革命的态度,极其灵活地选择了谋求支持的对象国家。故此,孙中山的对外宣传采取的修辞也是五花八门、千变万化,提倡了对方和自己能够共有的理念。对于苏俄人,他主张反帝国主义;对于英、美、法等西方人,他强调民主主义和基督教;对于日本人,他则根据"东/西"、"亚/欧"、"黄/白"等二分法高唱"同种同洲之亲",但在其他场合,却很少提到亚洲主义。亚洲"小国"(如朝鲜、越南等)的独立运动若不能直接有利于中国革命,则仅能作礼仪上、感情上的同情对象。     

"战国策派"民族主义史学在抗战期间的兴衰

抗日战争时期兴起的"战国策派"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学术团体,其主要成员雷海宗、林同济用所谓"历史形态学"来解释中国历史,批评中国柔性主义文化传统,主张恢复战国时期文武并重的文化,以适应激烈的民族竞争,并主张战时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它的历史观是有非理性倾向,它的激进民族主义主张及其可悲命运则具有思想史价值.     

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有一个特殊现象,即在西方学界思想史研究渐渐衰落时,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却仍然充满活力,这是由于中国的特殊背景使然,它也呈现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的趋向。回顾这些年来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种种争论,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而不是"日本的"或者"欧洲的"思想史?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到各个文化区域的思想与历史的差异,涉及到各个文化区域的政治、宗教、社会环境的差异,更涉及到的是,如果试图确立思想史研究的"中国性",必须思考这一思想史研究能否在历史讨论中保持对中国现实的针对性,能否在对传统观念的梳理中回应当下中国的思想问题。     

“理”与“理窟”——中日古代文论中的“理”范畴关联考论

日语及日本文学中有固有词汇“ことわり”（kotowari）,一直以来用汉字“理”加以训释,但作为哲学思想史之概念的“理”以及相关概念“道理”“义理”等,都是从汉语中引进的。先是引进汉语的“理”并套用“理”,然后或以“气”冲理,或以“事”排“理”,都是用日本固有的感性主义来排斥抽象的“理”、否定普遍的“理”,或以此批判“佛理”与儒学“理学”来宣扬日本国学。江户时代的文论家在和歌、汉诗、俳谐等各个领域都全面否定说理,更把“理”称为“理窟”,即道理的陷阱,主张对“理窟”加以规避。日本传统思想文化与文学中不讲“理”的唯情主义、事实主义、个别主义倾向,与日本人的“非合理主义”的思维方式有关。从中日范畴关联的角度对日本古代文论的“理”及“理窟”论做出考辨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传统文化与文学“不讲理”这一基本特点     

又一种“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由答周云龙质疑引出的反思

"跨文化形象学"之所以出现,与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有关。西方的中国形象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是"跨文化形象学"中国问题的起点。从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中中国形象的生成,到中国形象跨文化传播中西方的话语霸权,时隐时现的始终是西方现代性观念与制度中的某种致命因素,即深植于西方现代性精神核心同体异构、相互关联的两种力量——自我认同与异己分化。表面上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实际已被西方的中国形象程序所操控,这才是隐藏在全球主义中转移病变的最危险的东方主义因素。如果以专业的方式"解构"西方中国形象的文化霸权,那么,这种文化霸权既包括西方建构的,也包括跨文化移植的。就后者而言,俄罗斯、印度、日本这三个国家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相关。在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与它们的关系,构成21世纪中国最敏感也最危险的国际关系;而它们的中国形象,构成它们面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想象与国家战略背后最深层的文化动机,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和平崛起。风靡一时的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或许能"解构"西方文化霸权,并不一定能"解放"中国现代性思想主体。因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这一理论工具既未面对"中国问题",又未能解释"中国问题"。倘若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前提与方法下进行"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至多是一种"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它最终会误导"中国思想"迷失了"中国问题"。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再认识

本文在盛邦和教授《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大亚洲主义》一文的启发下 ,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大亚洲主义进行比较 ,认为 ,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大亚洲主义早期的“亚洲联盟”论和“中日连携”思想 ,以及由此演绎出的文化亚洲观基本近似 ,但对日本大亚洲主义最后异化为侵略主义理论则是排斥的。孙中山既是一个爱国者 ,又是一个世界和平主义者     

论民国思想史的几个特点

近年来,随着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民国史研究已渐成学术研究的热点,而民国思想史研究是民国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民国思想史,我们不能不对民国思想史的特点有一些了解。一民国思想史具有思想斗争异常激烈和复杂的特点,这一特点是由民国政治史的特点决定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多种思想文化并存。1840年之前,中国的思想文化比较单一。1840年后,由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单一的思想文化的存在格局被打破,除原有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外,又相继出现了外国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和本国资本主义思想文化。20世纪初,随…     

“批判佛教”的批判哲学

吕凯文指出,袴谷宪昭凸显"批判哲学"对抗"场所哲学"的意义,旨在遏止"西欧思想(场所哲学)流入日本",免使佛教"非佛教化"而不再具有公开的、客观的知识批判以及具有公义的社会实践能力。吴可为提出,松本史朗强调如来藏或本觉思想作为东亚大乘佛教的主流和基础,是一种非批判性的"界论"、一元论的基体主义、彻底的"我论"。其实,如来藏佛教不但不缺乏批判性,甚至可能提供一切佛教中最全面和最深刻的批判力;松本的解读基本上依照西方哲学的框架、角度和方法,隐含着一种理性主义和西方中心论的视角。刘宇光认为,"批判佛教"首度尝试把当代日本佛教中各种抵抗现代实体论的零碎的异议声音整合为一体,一方面在传统教义的论辩中凸现出代脉络中的新向度,另一方面又能把对现代实体的批判定为教义的必然要求;但是,他们存在着本质主义的倾向、论证与修辞上对各种"本土思想"的排他态度以及在方法论上自相矛盾等诸多问题。周贵华认为,"批判佛教"将佛教精神定为批判性,相当程度上是正确的,但佛教作为在漫长历史中由众多教派形成的复杂思想传统,不可能只有一种单面化的衡量与裁定,所以,"批判佛教"对佛教思想特质的归纳颇为片面;从历史与文献的角度看,其不少论断相当武断;其将日本社会的不平等状况、种族问题以及日本文化的弊端直接归咎于本觉思想,在逻辑上亦不可靠。     

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及其启示

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 ,特别关注思想史的社会环境、日常生活和常识世界的实际情况 ;注意“顺着看”而不是“倒着看” ,也就是注意从日本自身的资料和历史脉络来追溯思想史 ,而不是以某种后设的、现代的价值立场来描述思想史 ;同时他们也有很自觉的亚洲史视野 ,十分关注日本以外 ,特别是互为背景和资源的近代东亚尤其是中国和朝鲜的思想史。日本思想史学界的这种强烈的日本问题意识 ,值得中国思想史研究者深思。因为中国的思想史写作 ,一直以来基本上都是处在西方思维模式和叙述方式的强烈笼罩之下 ,而很少有明确的“他者”与“自我”意识 ,缺乏中国思想史的特别的问题意识。因此 ,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很有必要追问一下我们的思想史究竟是“谁的思想史 ?为谁写的思想史” ?     

王权主义历史观的有效性及其证成

<正>南开大学以刘泽华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群体,早已引起学界之关注,笔者也曾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为题,给他们写过评论1。但是,在看到他们集体撰著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出版的时候,还是再次激起了我的景仰之情。该著的出版,使"王权主义学派"有了更具标志性的成果,王权主义历史观的有效性也再次为更系统的思想史研究所证明。在该著出版之     

在中国发现宗教——日本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结社的研究

如何安置被称为"宗教"、"迷信"的民间信仰及其结社,是近代国家建设中每每出现的问题。通过对明治以来日本关于民间信仰话语的爬梳,可以确认近代日本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特别是信仰结社)认识的知识背景;从日本到中国的认识投影不是简单的复制,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出现交错,各种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的称呼——邪教、迷信、宗教、新宗教、类似宗教,可谓其表征。从这一考察中还可以看到,在"东洋学"或"支那学"之外存在着一个绵延不断的非主流的中国研究传统,它通过"道教"(通俗道教)这一言语装置表现出来。道教研究既来自对"东洋学"或"支那学"之批判,更受到了日本"民俗学"方法的影响。     

共谋的颠倒——考辩柄谷行人的“日本文学”与沟口雄三的“中国思想”

日本文学批评家柄谷行人以借助西方后现代思想进行文学批评与理论实践而著称,思想史家沟口雄三闻名于中国明清思想史研究界,由于他将“中国”作为方法而在我国学界声誉鹊起。柄谷与沟口都是极具批判精神的学者,他们拥有强烈的社会现实关切,并深谙历史乃复数之物,因为浸染在现代思想关注“语言”的大环境里,他们的写作实践均试图突破“文史哲”各自为战的局面。1980年,柄谷与沟口同时出版了各自的代表著作《现代日本文学的起源》与《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此一极为巧合的现象为我们理解曾经日本知识分子在权力规训与个体抗争的张力之下,如何回应“漫长战后”提供了与当下萎缩之态可资比较的视角,它同时揭示了20世纪西方思想在日本的投射与在亚洲地域的实践。     

“国学”原义断裂、跨语际挪移与流变性转换考察

"国学"这个语词经历了从中国到日本、再从日本返回中国的一个跨语际移植,以及从古至今的语义断裂及其流变性转换的历程,国学概念史可谓交织于历时性与共时性、语言史与事件史之间。"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在晚清之前其义一直是指国家的教育机构及其制度。日本人使用"国学"词始于江户时代,指日本固有之传统学问。近代"国学"概念主要可分为三种用法:遭遇西方文化冲击之前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与学术体系;以国学为传统文化的简称;近代以来以传统文化为对象的学术研究体系。新时期国学存在于全球化语境之中,在全球多元文化中进行重新定位,呈现出开放性、期待性与未来性特征,它融传承与创新于一体。     

国民观：从臣民观到公民观的桥梁——论中国近代的国民观

“国民”一词是清末知识分子从日本辗转假借而来的,其内涵深深地带着近代德国学派思想的痕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国民观念有机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思想、不同时期的西方近代思想和日本近代思想,注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并具有浓厚的道德主义和精英主义倾向。国民观念对清末时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促进了近代中国人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但民初宪政实践的失败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国民观进行反思。通过反思,他们认识到清末梁启超等人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只涉及到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层面,而未能对儒家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即“三纲五常”和家族主义思想进行批判,而这正是国民观念对民初乱局束手无策的根本原因。在对国民观的反思和对臣民观的更深入批判中,新文化知识分子萌生了对以个人为本位的公民观的向往。国民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地位也同此而奠定：国民观是从臣民观念到公民观念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