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山雅集文人群体文学观念的重新定位

玉山雅集诗酒唱和活动构成了元末文人绵延十余年的诗学盛举,根据玉山主人盛情邀请众多台阁著名文人为其题写匾额,参与雅集唱和与题写诗集序言的举措,可以看出其具有借重台阁文人以提高雅集声誉的动机。而玉山雅集的唱和主体乃是汇集于此的元末各地之隐逸文人,无论是他们雅集的目的还是诗歌创作的思想情感倾向,均以追求愉悦快适为主要内涵。由此玉山雅集文学观念的基本特征乃是台阁文人与隐逸文人两种不同群体诗学思想的巧妙组合,显示了以儒家雅正诗学理论为口号,而实则以求乐自适为内涵的独特架构。     

邓汉仪与王士禛、孔尚任交游考

著名诗人、评论家、出版家邓汉仪为清初诗坛旗手之一,他与当时许多诗人交游唱和,谈诗论学。其晚年与王士禛、孔尚任的交游酬唱具有典型意义。这种交游酬唱是新贵与遗民之间的接触,透视了清初文网的宽松和自由。同时这种交游酬唱又使邓汉仪与王、孔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客观上也推动了清初诗学的发展。     

少年记忆与《秋柳》诗之微旨

王士禛《秋柳》诗四首的主旨,后人的解释不外于“主吊明”和“主寄怀美人”二说,究无确据.王士禛少年生活于明清易代之际,家庭屡更丧乱,八岁遭“壬午之难”,十岁历“甲申之变”,亲眼目睹多位亲人殉国罹难,血腥惨烈的场面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创伤性记忆,构成了他睹物兴情的心理基调,致使他在《秋柳》诗中浸润了浓厚的丧亡、世变感.顺治十四年八月的大明湖秋柳社,是父祖辈都经历了晚明政治倾轧,自身也遭际农民起义军逼杀崇祯帝、清军入关肆掠的惨痛世乱的一群年轻人的雅集.他们赋《秋柳》诗,有着难以显言的伤心处.王士禛兄弟在清初的真正志向是猎取功名,晋身仕途,以期重振门楣,因此,说《秋柳》诗立意在“吊明亡”或“寄刺南渡之亡”,都不符合王士禛的真实心态.     

论清初新城王氏与益都赵氏家族文学上的交叉影响

新城王氏家族与益都赵氏家族均为明清时期山东著名的青箱世家,在文学创作上存在着世系间的交叉影响。赵进美清真绝俗的诗风以及创新求变的诗论,影响了王士禛神韵诗风的形成。赵进美词作中以诗为词的雅化倾向,亦是王士禛所追求的。王士禛的诗论及创作又影响了赵执端与赵执信;赵执端其诗继承王士禛清空一脉;赵执信诗中有人、诗外有事的诗论则是对诗坛神韵流弊的修正。这一文学现象在家族文学与地域文学研究中十分独特,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津门风雅水西遗——《癸酉展重阳水西庄酬唱集》研究

水西庄是天津历史上著名的私家园林,上世纪30年代严智怡组织津门文人在其故址举行展重阳雅集之会.参加此次雅集的津门文人俯仰古今,感慨水西庄之历史变迁,赞赏谋求重建水西庄之雅人名士,创作出或感慨深沉,或意兴遄飞的诗词作品.这些作品被集成<癸酉展重阳水西庄酬唱集>一书,是天津文人接续津门风雅的明证.     

王士禛五载扬州的文学活动与成绩

王士禛是清初神韵派的领袖，被奉为“一代正宗”，扬　州五载是其辉煌艺术人生的起点。他“在广陵，昼了公事，夜接词人”，结交遗民隐逸，举　行大型酬唱活动，创作了大量的含蓄深婉、富有言外之意的神韵诗，为诗学开辟了新境界，　受到钱谦益、吴伟业等诗坛大老的赏识援引。扬州的文学活动与成绩在其一生中具有决定性　的意义。     

典范的视距：王士禛与清初诗、记文体的并行创作

文学家的典范意识与文学实践密不可分,“典范的视距”影响具体的创作过程。清初王士禛的《蜀道集》与《蜀道驿程记》采用诗、记文体并行创作的方式,具有强烈的典范意识：接续远典范的意图与树立新典范的渴望。从纵向来看,王士禛基于“为我所用”的征引策略,通过“行记作者”“诗人”“诗论者”的三重身份来重构作品与远典范的关系,凸显创作能动性并消解了远典范的部分压力。从横向来看,王士禛的诗歌和行记注重时代特征,合力表现清初蜀地的社会风貌和“世变”之感,两种文体功能互补与主题一致的联动构成了有机的文学整体。王士禛对表达方式和内容的自觉追求塑造了近视距的新典范,深刻影响到清初诗、记二体并行创作的风气。     

晚唐洛阳文人群体的城市生活范式及其影响

晚唐洛阳文人群体在城市之中将日常生活诗化和雅化,并相互影响而形成一种生活风尚,其精神气质与心态特征则表现为疏狂与忘世,他们对仕隐关系亦进行了新的思考。这种城市生活范式的形成与洛阳优美的山水胜景、晚唐分司官员职务的闲散性质以及洛阳文人雅集唱和传统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城市生活范式对宋代洛阳文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并逐渐成为洛阳的一种极具标志性的城市生活方式。     

宋代山水诗中的生态意识与生态美韵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昌盛时期,文人士大夫们普遍具有较高的哲学修养和文化素质。在"林泉之志"与"民胞物与"思想的感召下,文人们走进自然,与山水交友,山水吟咏变得更为普遍化和日常化。这与前代文人倾心自然的精神文化传统有关,更与宋代哲学繁荣的社会背景有着直接的联系。从现代生态学的角度看,宋代文人向往自然的"林泉之志"、与物为友的"物与"情怀以及渴望身心自由的"野性"之咏,皆体现出一种朴素的生态意识,而在此思想基础上大量涌现的山水诗作亦呈现出生机之美、纯净之美、和谐之美等种种生态美韵。     

郑孝胥和晚清文人的文化遗民情结

晚清遗民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民".同以往"易代"不同,清王朝的崩溃对文人而言已不再只具有政治含义,而更富于文化含义.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面临着空前的挑战,文化失落的痛苦使他们具有一种共通的"文化遗民情结",他们的所有言行几乎都与这种"情结"相联系.从文化遗民的意义上,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矛盾、复杂的郑孝胥,更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     

金代遗民词刍论——以民族文化融合为视角

金代遗民词人面对金元易代的现实,心怀家国倾覆之痛,在创作中吟唱着黍离之悲与沧桑之感。而另一方面,遗民词还具亲近山水自然、追求隐逸自适的情感特质。在艺术风格上,遗民词则具有豪迈悲怆与疏逸高旷的风格,这既是对金词审美风格的总结,也体现了金词风格的多样化和丰富性。论其缘由,实是金代120年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结果。正是此种语境下,遗民词在书写故国之感的同时,又包含了描山摹水之理性达观的情感倾向。而词家不凡的汉文化修养,又使得遗民词兼具豪健与疏逸风格。同时,遗民词的俚俗风格与隐逸内容,也是民族文化融汇的结晶,而这正是元曲的主要文体特征。     

论党争漩涡里文人退隐心态——关于元祐苏门汴京题山水画诗唱和

在北宋元祐诗坛,以苏轼、苏辙为宗主的苏门诗人群题画诗唱和现象十分突出。而综观此期苏门题画诗唱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山水画的题咏。考察元祐苏门汴京题山水画诗创作,可以发现诗人们在诗歌中反复高歌的主题是"归去",由此可见当时党争环境下苏门文人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犹如一种精神解压剂,赏画题诗给苏门文人带来的是苦闷时的泄导和排遣,使他们暂时放弃沉重的现实关怀而沉入青山绿水的怀想,虽不能治本,但毕竟有效。     

宋末元初江南遗民群体的崛起、分化及原因寻绎

宋末元初江南遗民群体迅速崛起,可依据生存姿态及方式的不同划分为坚决不仕者、屈身就仕者及游走于二类之间者三个阶层.而宋元易代所导致的文化和文人地位的巨大转变,以及"华夷之辩"思想的勃兴则可视为这一群体繁盛的三大原因.     

论元代的诗派及其宗唐复古倾向

“遗民诗派”、“雪堂雅集诗派”、“延事占诗派”与“铁崖乐府诗派”,是活跃在元代诗坛上的四大诗派。“遗民诗派”由金遗民诗人与宋遗民诗人两大诗人群体组成,他们一方面于宗唐中讨生活。一方面则反复吟咏着亡国之恨与遗民之哀。“雪堂雅集诗派”与“延祐诗派”为元代中期诗坛的中坚．在“转而学唐”方面,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就。元末以杨维桢为首的“铁崖乐府诗派”,以“力复唐音”与“宗唐复古”为己任,使得“古乐府”的创作在当时成了一种风气,并于明初诗坛产生着深远影响。     

再论金谷雅集

西晋石崇等人组织的金谷雅集可以说是文学史上第一次严格意义上的文人自发组织的雅集活动。在这样的集会中,文人名士无拘无束地游玩、饮酒、赋诗,并将集会所创作的作品编集,是文学史上一次较早的、可信的有结集产生的文人文学活动。同时,它还为后世的雅集活动提供了一个模式。由于研究资料的缺乏,学界对这一重要雅集活动的研究稍嫌不足,本文再次尝试考察金谷雅集的面貌及意义。     

论王士禛的诗歌创作

在清代诗坛上,王士禛被誉为“一代正宗”(《随园诗话》)。宋荦在《蚕尾集序》中说:“予以谓先生在本朝卓然为一大家亡疑,如东坡、山谷之在宋,遗山、道园之在元。”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四说:渔洋少岁即见重于牧斋尚书,后学殖日富,声威日高,宇内尊为诗坛圭臬,突过黄初,经其身无异辞。”《四库全书总目》卷173在评价王士禛的《精华录》时说:“当康熙中,其声望奔走天下,凡刊刻诗集无不称渔洋山人评点者,无不冠以渔洋山人序者,下至委巷小说,如     

论南宋酬赠唱和词的文人化倾向

酬赠唱和是中国传统诗词创作的重要形式,在宋词中亦多有表现.从词体发展来看,酬赠唱和之作在南宋,尤其是孝宗时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风格更为开阔多样.从互动方式看,南宋文人以词酬唱主要集中在即席、临别、异地寄赠这三种情况下.与北宋相比,南宋酬赠唱和词在主题、功能、艺术形式上都呈现出新特色：传统的艳情题材有所退减,家国情怀大为增加,词中的脂粉气与感伤气明显减弱;词体功能从尊前娱乐更多转向文人抒情言志,词甚至充当起了书信的功能;次韵的艺术形式极为突出,文人气息更加浓郁.     

王士禛的诗歌创作与理论

王士禛诗歌创作与理论的特点有二:一是有意识与现实生活保持一定距离。士禛提出“远”的概念,其含义是既反映现实,但又将现实放在远离自己的时空中进行观照,与现实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状态。他的诗之所以显得朦胧虚幻、情韵淡远,正是“距离”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二是寻求物我对应。士禛主张以禅悟诗,提倡感悟,即在创作过程中平求主客体的对应。当主体与客体不期而遇时,对应便产生了,它表现为突然的发现与领悟。他的诗多系兴会神到的偶然之作,这正是物我对应的结果。     

顾瑛的多面人格和多变诗风

顾瑛是元末诗坛的风云人物。他的家庭和人生经历造就了他的多面人格,这种多面人格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让他在不同人生境遇和环境中、或是与不同人交往唱和时表现出不同的人格与诗风。顾瑛所主持的玉山雅集吸引了众多的元末文人,他们纷纷来到玉山,与顾瑛诗酒唱和。顾瑛和他的玉山雅集只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是主导性价值观弱化、文人观念趋向多元化、人格追求走向多样化的结果,是明清两代对文人思想桎梏重新加强之后只能追慕而不能复制的奇迹。     

元代作家的民族、遗民身份及文学叙事扩张和抒情自由

元代的文人构成具有一些特点,从横向共时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民族性问题。民族性主导下的元代文人具有了民族差别特性,而元代文学也具有异族征候。从纵向历时的视角来看,则涉及遗民身份及其所主导的遗民文学。元代文人的身份差别构成了别具特色的身份文学。而关于元代的整体文学风貌,也具有一些特色:一是基于叙事抒情的杂糅多体性,这以元曲为代表,表现为叙事的介入和抒情的自由解放;二是诗文这样的正统文学样式中的抒情呈现出自由之势,并相应地有了个性的突出和心态的平和,平易正大和奇崛的文风都是文人相对自由的存在状态所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