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

秦始皇攻灭六国之后,按照“大一统”的思想全面推行了以郡县制为基本制度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体制,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秦汉时期,分封制和郡县制之间的斗争依然存在,并左右着西汉王朝国家政体的构建。经过西汉初年的“郡国并行制”和汉文帝之后诸帝的削藩,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成为中央治理地方的根本体制。郡县制及其不断发展,在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对后来中国政治制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实现政治统一并不断发展、巩固、维护统一成为历代中央王朝的最高奋斗目标和最终价值取向。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

亚细亚生产方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关系到中国历史的性质与未来走向,涉及到无产阶级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对它们的思考与回答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与理论意义。亚细亚生产方式又分为原生形态与次生形态,两者因土地归属不同而各有特点,前者民主,后者专制。结合古代历史,得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发展脉络,即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封建制——更完备的次生形态;被广泛接受的秦汉至明清的"封建"社会亦属广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第一种人类社会形态的亚细亚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继而实现共产主义。     

“读懂”马克思——马克思“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范畴

俄苏模式所谓“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社会形态”一词,有违马克思原著文本“社会形态”范畴的本义;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经济的社会形态”范畴的舛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抗形式”‘‘社会形态”的“经济的社会形态”范畴,不等于“社会形态”范畴.     

论中国“封建主义”问题——对中国前现代社会性质和发展的重新认识与评价

对"封建主义"的重新论述,并不是仅仅对这个长期以来未被质疑的概念的使用范围进行重新界定,或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分期及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问题进行重新论述,而是从这个问题出发,通过对中国历史进程中封建主义和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历史悖论及其原因的探讨,用马克思的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重新对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性质和发展作新的认识与评价。     

荀子明分使群的社会控制论

荀子认为人类以“群”作为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存在方式 ,它是以一定的秩序化状态而存在的。他以人之性恶为理论根据 ,论证“义”即礼法不仅是人类群自我实现秩序化的手段和改造人性的标准 ,而且又是维护“分”即现实社会不同阶层的职业分工和等级差别的决定因素。确立和维持“分” ,就可消除现实社会战乱纷争 ,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人际关系的和谐 ,达到“明分使群”。他从人性本恶出发 ,以义———分———群作为其构建社会秩序化的因果逻辑链环 ,环环紧扣 ,步步演进 ,构成了荀子社会控制论的逻辑体系     

国家建构的社会逻辑:从权力结构的均衡考察——兼论哈贝马斯交往权力对社会权力的制约

国家建构不仅是政治权力集中和渗透的过程,也是一个获得社会认同的过程,前者强调政治性权力载体的建构,后者侧重政治性权力和社会性权力的均衡、互相转换和制约关系。由于社会性权力的形成和运作深刻关联着社会资源的配置状况,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受到交往权力制约的社会性权力才具有合法性,才能与政治性权力形成均衡的制约关系。按照权力结构的均衡要求,国家建构既是政治性权力集中与分散的合理化过程,也是社会性权力实现公平配置并获得认同的公民社会的形成过程。     

“大政府与小社会”——街区权力组织建构解析

社区组织建构的宗旨是“小政府与大社会”，即社区整合与社区发展的现代化。而我国目前街区组织建构的任务是承载社会分化的大量社会性职能以及带有问题转嫁性质的政府行政职能，街区权力组织要在“单位制”趋于瓦解的情况下，重新整合基层政权，政治性目标优于社会性目标，成了“大政府与小社会”，其直接后果是社区的“虚拟整合”与社会形象发展现代化目标的难以实现。     

规训权力与规训社会——福柯权力理论新探

权力理论是福柯思想的核心,福柯对于疯癫、监狱、性、身体、惩罚、真理与知识等问题的研究并非只是单个问题的研究,而是通过对这些看似边缘问题的深入研究来揭露现代规训社会的本质。在现代规训社会,统治阶级运用规训权力对身体进行监视与规训,针对身体的微观物理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福柯认为,现代权力体制的运作离不开性,性是所有的权力都规训、监视的目标。权力不是压制性的,而是生产性的,权力生产知识、生产真理,知识、真理又为权力效力,知识与权力的结盟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     

论成吉思汗时代蒙古社会的性质与特点

本文认为成吉思汗时代蒙古社会的性质与特点表明它处于过渡时期。蒙古社会制度自 10世纪后经过了早期奴隶制 ,但在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 ,便跃进式进入了封建领主制 ,而成吉思汗蒙古国时期的社会制度是奴隶制与封建领主制两种制度并存的过渡时期。文章还论证了蒙古社会这类跃进式发展特征与过渡时期现象是马克思未及充分论证的关于农村公社存在复杂的次生形态在东方游牧社会中的典型表现形式之一。     

权力的合理化与规训权力时代的自由

权力的合理化,是欧洲现代化过程中伴随着经济领域的合理化而出现的重要现象。作为从权力视角解读现代化历史的重要思想家,福柯从权力的合理化角度,考察了规训权力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分析了规训权力的特点和社会功能。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彻底被以监视权力为代表的规训权力所攻占,但是,福柯并不认为自由的空间已被彻底剥夺。福柯肯定了权力关系网络之中权力与作为权力的阻力的自由的共生关系,在这种意义上,福柯的权力观是一种积极的权力观。     

大众传播时代的多元化传播格局——传播学视野下的手机媒体影响力分析

手机媒介的普及,不仅对社会的生产关系、信息资源和技术等重新分配颇具影响,也涉及原有传播格局的重构及社会话语权力的争夺,进而削弱了大众传媒的垄断地位。为了应对传播媒介多元化格局,应积极改进传播管理政策、提高新闻媒介职业责任感,并大力推动媒介素养教育。     

经济的社会形态——《资本论》的社会形态分析与当代意义

经济的社会形态是我们认识、理解和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最有力工具,它是指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被另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代替的过程。《资本论》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研究的集大成巨著。《资本论》不仅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横截面上从生产关系的总和研究资本主义这一特定的经济的社会形态,而且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从资本积累的规律考察资本主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不说明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就无法研究生产关系是如何决定经济的社会形态性质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都和商品生产有关,都采取了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形式。一个社会的全部生产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集中地体现在所有制关系上,分析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必然要落实到所有制关系上。《资本论》考察资本主义这一特定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及其演进规律的论述,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重大判断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

社会发展理论作为马克思整个哲学体系的核心,对中共党史学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它规范着党史研究的构架并引导其发展方向.中共党史学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框架下,深入阐释党的历史发展的动力、主体、阶段、本质和趋势,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论断.新时期党史研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要求以辩证、整体的观点进行理解和把握,反对把它归结或导向为“经济决定论”“单一模式论”甚至“理论假说”,代之以其他理论标准解释党的历史发展;要求深入分析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正确看待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问题和挑战,警惕西方社会错误思潮对我国社会发展道路性质和方向的歪曲、异化.     

信息网络技术与"网络社会"的崛起

吴元梁研究员认为,只有既分析了当代科技革命对利益性社会结构的影响,又分析了当代科技革命对功能性社会结构的影响,我们才能对当代科技革命的社会影响作出全面的判断.丰子义教授指出,应从纵、横两个维度看待社会形态及其发展规律,从"世界历史"的整体看待社会形态,用"普照之光"看待社会形态,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总潮流来看待社会形态和历史时代.陈新夏教授强调,时代背景的变化,特别要求在研究模式上超越对社会形态单一的理解,承认社会形态的多样性;应以当今的时代特征为参照,对经济社会形态和人的发展层面的社会形态作出新的合理的解释.叶险明教授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发展的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特别是"五形态论",而不是要抛弃"五形态论",试图用"全球化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或"信息经济时代"等来代替作为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主体的"五形态论"是不妥当的.肖峰教授从技术形态和经济形态相整合的视角,分析了当代社会形态中的"信息资本主义"和"信息社会主义"问题.孙伟平副研究员指出,由于"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的出现,当代社会形态的外延与内涵都正在发生某种变迁,研究社会形态理论的方法也应该相应地有所改变.     

商品生产与现代社会的时间性变迁——从马克思到列斐伏尔的时间性思考

在时间性问题上,马克思聚焦社会的时间性而非个体的时间性,并从生产关系而非观念秩序的视角分析社会的时间性。现代社会的时间性与商品生产的发展息息相关。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商品生产所推动的时间性变迁,一方面表现为逐渐成熟起来的新社会的物质存在条件,另一方面表现为逐渐临近的现代社会的界限。为延缓现代社会的时间性界限,商品生产转而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开辟向内发展的空间,与之相伴随的则是现代社会的时间性张力的衰退。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斐伏尔基于马克思哲学的视角,通过回溯与拓展商品生产的历史叙事,指认现代社会的时间性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徘徊在“坍塌”的临界点上,他试图在日常生活批判中发现社会时间性变革的可能性。在思考未来社会的可能性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要关注直接的生产领域,而且要关注涉及劳动力再生产的日常生活领域,谨防资本所推动的商品生产在日常生活领域野蛮生长而使社会陷入封闭的时间性中。     

权力、结构与社会再生产——安东尼·吉登斯专访

2009年10月23日，应吉登斯先生的邀请，郭忠华博士对他进行了深度访谈。本次访谈主要围绕其结构化理论展开，吉登斯重点阐明了结构化理论的知识基础，尤其是他与西美尔、列维-施特劳斯、欧文·戈夫曼、塔尔科特·帕森斯等人的知识关联。     

建构反思技术形态的社会理想——论技术时代哲学的价值

通过分析技术时代的社会精神症候,导出社会理想的话题,提出对当代社会理想的重新理解和诠释是哲学在技术时代的一项重要任务和价值所在。在技术时代,哲学的价值内涵在于对以下过程的解释和描述：通过理解力与想象力,形成对当代社会理想的重构与诠释;意识形态与技术形态的内容演化,使社会理想对当代社会形成了表达的超越。     

大数据与微时代： 虚拟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双重建构

大数据与微时代引发了虚拟社会的多重变革,新的服务理念和服务模式呼之欲出,虚拟社会公共服务的走向、模式、内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但是受到推送途径、参与机制、数据基础、保障措施等因素的制约,虚拟社会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相对有限,其体系面临着解构与重构。大数据与微时代是当前虚拟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通过培育公共服务精神、推进虚拟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强化多元参与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完善虚拟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构秩序等途径,科学、合理地对其加以运用,将会有效助推虚拟社会公众服务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论社会资本与社会民主的建构

人类政治存在于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两个领域,可以分为国家政治和社会政治,而社会民主是社会政治发展的目标。社会民主的建构包括三个条件,即民主国家的建构、有机的公共生活的建构和公民社会自身的建构。民主国家的建构是社会民主建构的外部环境,公共领域是社会自身制约国家的途径,而市民社会则是社会民主建构的主要内容。公民社会的建构,则是以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为基础的。社会资本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利于信任的增强。因此,社会资本是社会民主建构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