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西方话语冲击下的中国史学理论

在古代中国,出于对官修史学种种弊端的不满,一些以私人身份撰史的历史学家提出了成为良史的标准,并对历史撰述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修辞与真实的关系、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价值中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进而形成了他们特有的历史观念。近代以来,出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中国历史学家开始大量引入西方历史理论,以创建一种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新史学,但同时也使中国史学处于与西方理论的紧张关系之中。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理论指导地位的形成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理论选择的多样化,并没有减轻中国历史学家面对西方理论时的焦虑感,即在运用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撰写历史和研究历史的同时,也逐渐意识到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有时并不能纳入到西方理论的普遍性框架中。对中国历史学家来说,既不必将中国当前的理论状况看作西方理论的延伸,也不必因为强调中国历史的特殊经验而将西方理论搁置一旁。理论的混杂性、与生俱来的旅行特征及其在穿越不同历史文化语境时所表现出的可变性和适应性,为中国历史学家吸收、借鉴西方理论,进而创建自己的史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关于深化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西方历史学有着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自古希腊发端至今已走过了漫长的历程,而西方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科自身的关注则始于16世纪文艺复兴的全盛时代。从20世纪初年以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也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与变化。从方法上来讲,研究西方史学史应注重对西方史学遗产及时代趋向作出动态考察,注重开展中西史学之间互动关系的比较研究,以期深化我们对于西方史学、西方社会的了解与反思,更从整体上推动我国历史学科的发展。     

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论纲

无论中外古今,无论宫廷与民间,无论主流与非主流,史学大多具有参与意识。历史学家应该积极地参与现实生活,但历史学家参与现实社会生活,主要是以史学来参与而非其他。因此,历史学家如要积极参与现实生活,首先必须积极参与历史生活,亦即走进历史,理解历史,把自己重新体验并赋予生命的真正历史奉献给人类。百对当代人类文明重物质轻精神的严重缺失,历史学家不应该保持沉默,更不应该无所作为。必须和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广大科技专家中的有识之士一起,共同纠正现今文明的缺失,并且用自己的学术精品,用自己的智慧与热情,营造健康向上的使人类免于继续沉沦的精神文明。     

人类学视角的引入对历史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从20世纪新史学倡导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以来,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进行了广泛的对话与交流,中国学者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并形成了21世纪新史学的发展方向之一。从编史学的角度入手,结合当前中国史学界在这一对话中的努力,以及学者们的实际研究成果,可以从理论上来论述人类学方法以及视角的引入对于历史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包括观念的更新,方法的改变以及研究领域的扩展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可以发现编史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认识论、史学功能与本土经验——关于历史学方法论的几个问题

历史学的实质就是在研究者的价值关联与客观历史事实之间构建特定关系,史实是客观基础,价值关联是研究工作的主观原因,两者缺一不可。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的危机,主要不是方法论的危机,而是脱离了社会实践而产生的危机。历史研究者可以从条件、手段、价值三个方面向历史学提问,但不应该试图从历史研究中直接导出社会行动的目标,否则就可能使历史学带有“目的论”的色彩。由于历史经验的不同,套用西方的历史发展模式来解决中国的本土经验,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概念进行抽象和重新定义的基础之上加以借鉴,不但是可能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论吴玉章的历史观与史学思想

吴玉章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是较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历史问题的历史学家之一。分析研究吴玉章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史学思想,对于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史具有一定的意义,予我们今天亦不无借鉴和启示。     

史学批评范畴研究的理论价值

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基本范畴.它们既是对客观事物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同时也规定着各门学科的研究类型和学术规范.目前,中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对自身范畴的研究相对薄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科自身的深化和提高.加强史学批评范畴研究,不仅对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具有学科建设意义,而且对于整个历史学的发展具有理论价值.     

歧路彷徨:历史与文学之间

作为对过去的再现方式,历史和文学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当代西方的历史学研究中,人们已经越来越重视文学材料的历史用途,越来越注意到历史材料的"文本"性质及历史书写的文学性质.但历史学家还是应该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工作与文学家的工作区别开来,其著述本来就是要以求真和传世为目的,而不是以吸引更多的读者为关怀,凭借一时的风云际会拥有很多读者的史著,未必能传之久远.     

职业历史学家必须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由回答什么是历史、历史的真相、历史的客观性以及历史学的功能等问题而构成的知识论预设 ,是 19世纪以来历史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础 ,而这一切都遭到后现代主义的无情摧毁 ,并业已危及历史学的生存。对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作出积极回应 ,不仅是史学理论研究专家的任务 ,而且是职业历史学家的职责。职业历史学家有从事历史研究的实际经验 ,可以而且应该为这场辩论作出自己的重大贡献。     

后现代史学在中国——一种新历史空间的生成

后现代史学是过去三十年来在历史思维领域注入的最具活力、持续时间最长的西方思潮,它在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等方面所催化的结构性变化,堪称一场未易旗帜的革命。在后现代史学的影响下,历史学的基本观念在变动,中国史学的方向也在转换。作为后现代史学代言人,"新社会史"风头正盛,成为目前最令人注目的史学实践。随着微观史、下层民众的历史、身体史、疾病史、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在东方语境的勃兴,后现代史学已经在中国构筑了自己的历史空间。由于后现代史学的引进正值改革开放后过去那种"革命史叙事"和"现代化叙事"模式日益显现其在史学方法论上的穷困和捉襟见肘的时期,因此颇有几分吊诡的是,在西方主要是展现其破坏性的后现代史学,在东方语境下却更多地被赋予了建设性的意义。学术界应该实事求是看待后现代史学对历史学的挑战,后现代史学完全可以也应该和包括现代史学在内的其他各种取向并存而竞争。     

概念推理与真实再现——哲学和历史学的对比

哲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差异表现为：哲学是一种凭借概念而展开的推理过程,在它的叙述过程中,实例和说明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历史学的任务是重现过去的历史事件,具体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在它的叙述中占有本质重要的地位。由于哲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差异,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总是相互攻讦,哲学家认为历史学家过于重视具体的历史事件而忽视理性,历史学家认为哲学家把自己的发明和先天的虚构放在了历史当中。虽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相互攻讦,但是他们都不否认哲学与历史学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二者融合的观点（以克罗齐为代表）。文章最后分析了建构历史哲学的可能性以及它的理论架构。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实践路径刍议——以生命史学为中心

近年来，中国式现代化日渐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目前已有部分学者对于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展开了探讨，但大多为一般理论性的探讨，缺乏结合具体案例而展开的实践路径的探讨。以生命史学概念和理论的建构为例，探讨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可能性和实践路径，可以发现，现实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和吸纳古今中外优秀精华的现代历史学学科的创建以及中国丰厚的史学传统，都为当代中国构建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可能。生命史学这一具有范式性的概念以及理论和方法的建构实践表明，只要我们拥有开拓创新的勇气和信心，主动感知时代脉搏和需求，破除学科壁垒，立足中国实际，从构建原创性的概念体系入手，开展理论和方法创新，以恒心和耐心，持续发力，就完全有可能构建有生命力的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     

历史学应该有自己的理论

今年五月五日至十日,在安徽歙县召开的全国史学理论学术讨论会上,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就深入研讨历史学理论问题强调了各门基础学科都应该有自己的理论,历史学是一门基础学科,也应该有自己的理论。以往多用历史唯物主义来代替历史学理论,国外也有这个情况。其实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历史学的理论,凡是以人类社会活动为对象的学科探讨,历史唯物主义都是适用的。把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学专门理论等同起来,一方面会把历史唯物主义看得太狭窄了,缩小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会误会似乎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学的具体理论研究就不要了。历史学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各门学科的研究必须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历史学理论的研究也必须联系历史学的实际,队史学本身的实际出发去研究。     

后现代主义理论与历史学述评

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以来 ,历史学的研究范型就经历了许多方向性的转变 ,后现代史学理论在近 30年的兴起给传统历史学的思想和观念、特别是其所主张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已经对历史学的思想与实践提出了重要的修正 ,其比较激烈的主张甚至威胁到了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基础 ,这就引起一些史家的批评和反弹。不过 ,不管是赞成或是反对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历史学的影响还是在日益扩大 ,不容我们视而不见 ,我们应该既接受它的挑战和批判 ,为我所用 ,同时也要对其偏激之处提出质疑 ,抵制其负面影响     

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的理论建树:科学与求真精神

五四时期是现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开始阶段.因崇尚科学而从方法论层面对"科学方法"的提倡,实际上是逆向回答了历史学的性质问题.史学"求真",具有斩除"思想荆棘"的作用,也是强化学科独立意识的自然反应,对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探讨完全处于一个新的起点或层面上.五四时期是有规模引进西方史学和有意识融汇中西史学的首次尝试,对西方史学发展的了解有限、判别西方史学价值的能力微弱等都成为制约中国史学借鉴西方史学的因素,知识层面的碰撞与交流还需摒弃某种先入为主的成见.     

为历史主观性而辩(上)

本文认为 ,历史主观性的真正问题并不是指伦理和政治标准的引入造成了对过去真正如何的整个的歪曲 ;恰恰相反 ,历史实在与历史学家的伦理的和政治的价值可能经常是彼此非常地接近 ,以至于根本无法区分。本文证明了 ,伦理的和政治的标准由于与历史学家的主题具有天然的密切关系 ,因此 ,它们对于理解过去是有帮助的 ,而不是一种障碍。并且 ,我们能够真正让历史学家承担起从令人反感的道德和政治价值中分辨其精华的这一最重要和最需要责任的任务 ,这也是历史学唯一能够充分履行的职责。     

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再审视

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充分吸收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的基础上所促成的一种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其特点是把重心放在对历史语言的研究上,通过对历史著述的话语分析来展示历史的文本性、叙事性和修辞性,并由此认为历史是一种文学制品或想象之物。辩证地看待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对于我们建构一种新的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谢·米·索洛维约夫与19世纪下半叶俄国史学的特征

俄国国家学派历史学家谢·米·索洛维约夫以《远古以来俄国史》的学术研究实践,影响并例证了 19世纪下半叶俄国史学的四个基本特征:从史料出发建构历史解释;以历史学为中心吸收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世界历史背景下,以融合东方与西方的视角建构俄国立场的世界历史解释;从时代出发开展世界历史研究.谢·米·索洛维约夫的历史学实践推动了19世纪下半叶俄国史学职业化的发展历程,成为凝聚俄国国家学派的中心,缔造了一个独特的俄国史学发展景观.     

从"历史理论"到"史学理论"--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领域理论研究的演化大势是由历史理论逐渐向史学理论过渡。其变迁和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同时,中国学者也一直不断地贡献着自己的思考。这些创获,记录着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前进的真实足迹。今后,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多元化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将协调发展。     

李大钊对建构中国自主历史学知识体系的贡献——纪念《史学要论》出版100周年

李大钊在100年前推出的《史学要论》是中国学者探索建构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开端。在该书中,他广泛吸收中外学者的探讨成果,以唯物史观为指引论述了历史学理论的诸多基本问题,提出了建构新的历史学体系的很多有益构想。时至今日,他对这个体系的构想,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价值。在讨论建构中国自主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当下,重温李大钊的那些鲜活思想,可以使我们得到许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