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佛经语言中的“V＋于＋O”结构

汉译佛经文献中，“V＋于＋O”结构非常普遍，即在及物动词和直接宾语之间加“于”字。这种特殊的结构可能是早期译经师对上古汉语中固有“V＋于＋O”结构的模仿，或者是对这种结构的误读所致，这都可能导源于早期译师们对汉语的不太熟练的掌握。后世的佛经译师或有意或无意地套用这种句式，客观上推广了这种句式。     

《阿含经》"V+(O)+CV"格式中的"已"

从汉译佛经《长阿含经》与《中阿含经》入手 ,描写“已”在“V +(O) +CV(完成动词 )”格式中作补语的情况 ,分析它的语法功能 ,对汉语史的研究 ,很有意义。而且 ,佛经中的“已”在“V +(O) +CV”中表示一种先于主句所表达的主要行为的行为 ,与主句行为者相同 ,根本原因是其性质和来源不一     

浅析“V得/不C”结构中的“V”

"V得/不C"结构是现代汉语中常见的表达"能性"意义的结构之一。通过讨论"V得/不C"结构中"V"的特点,认为能够进入到"V得/不C"结构的动词多是单音节动词,而且具有比较突出的[+行为]语义特征;能够进入到"V得/不C"结构中的形容词数量不多,一般进入"V得/不C"结构的形容词都具有比较突出的[+状态]语义特征。     

“守财奴”源流考证

"守财奴"系列词语源于汉译佛经,义为"(因为)守财,(所以如)奴"《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的释义应当修正;在表达"讥讽富而吝啬之人"这个意义时,"守财奴"比"财奴"具有优势,更有生命力。考察"守财奴"这类佛源往往被忽略的词语,不仅具有汉语史的意义,也可为阐释佛教中国化的轨迹提供切实的语言证据。     

东汉译经中所见的语法成分

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所收录的东汉汉译佛经材料中,已经出现的几种比较特殊的语法现象,诸如范围副词“都”,引进动作涉及对象的介词“共”,同义连用总括范围副词,同义连用助动词,句未有“不”的疑问句等,都早于同时代的其它文献材料。汉译佛经使用的是通俗化、口语化的语言材料,从汉语文研究的角度看,汉译佛经中保存了大量的口语,对汉语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被+non-passives”结构的认知语用阐释

"被就业"、"被自杀"类"被+non-passives"结构是通过整合多表示"不如意"的常规"被+pas sives"结构与通常不用于被动的"非被动词"类(non-passives)而生成的,整合的结果是产生了强烈的主观"移情"义——同情受事、谴责施事。这种主观"移情"义的产生是语言使用者顺应自身心理世界的结果,而选择"被+non-passives"这种不合常规的语言结构则是语言使用者顺应社交世界、物理世界与汉语现有语言系统的结果。     

佛经故事与中韩两国的“高僧与美女故事”

佛典汉译是中国文学、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汉译佛经给东方文化及文学带来巨大的影响.佛教的传播借助于佛经的翻译,而佛经中又包含着大量的故事,"高僧与美女"故事,就是佛经中重要的故事类型之一.探讨中韩两国"高僧与美女故事"的佛经渊源,并阐释佛经故事与中韩两国民间故事的关联,这对梳理和探索佛经文学,以及研究佛经对中朝两国民间故事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V＋O＋下去＂格式演变的历时考察——兼谈＂V＋O＋复合趋向动词＂格式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少见的原因

"V O 复合趋向动词"格式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较少见。文章以"下去"为例,以"V"为突破口,通过对"V O 下去"格式演变的历时考察发现:与古代汉语相比,现代汉语中能进入此格式中的"V"的范围更小。因此,"V"使用范围的缩小是导致"V O 下去"格式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少见的关键原因。     

汉译佛经中的“比喻造词”

汉译佛经中的比喻十分丰富,本文从词汇学的角度对其中的比喻连词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文章分“本体+喻体式造词”和“借喻造词”两个部分对汉译佛经的比喻造词法进行了归纳分析,并阐述了这些形象化造词法在传播佛教教义方面的效用及其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城/乡”之于“心灵”的意味

文学是人类的心灵呈现出来的其所感知的世界的样态,小说的书写则是对于现代世界的一种特定的"心灵赋形"活动。基于中国"城/乡"结构形态的特殊性,汉语的现代小说在空间维度上主要呈现为"移植性"摹仿的都市叙事形态与融入自然的乡土叙事形态两相并置的形式样态,"乡土"小说叙事是现代中国文学贡献于世界文学的最富有独特意义的"空间形式"范本。但在"心灵-世界-形式"的一般结构模型中,现代中国小说还远没有达到真正成熟的程度,中国文学自身的创造性活力仍然有待于更深层面的激发。     

上古至近代汉语“上”、“下”的语法化

"上"、"下"的语法化经历了语法演变(由动词虚化为补语)和语义演变(由趋向性演变为动相标记)。"上"、"下"语法化的动因包括:人类认知方式及规律;语法位置的变化;语义的泛化;语用推理;汉语双音化趋势与表意精确性的影响。语法化的机制包括:重新分析;类推机制;泛化机制;转喻和隐喻机制;主观化机制。     

《聊斋俚曲》“V+(一)个+VP”结构研究

清初山东中西部方言的代表作品《聊斋俚曲》,是明清山东方言研究的重要资料,其"V+(一)个+VP"结构中"个"为量词,"V+(一)个+VP"为述宾结构,VP或为受事宾语,或为表情状、程度及结果的宾语,而只有当V不带时态助词"了","个"前"一"脱落,且VP为表示反复进行的"否定副词+动词","V+个+VP"固化为四字格时,"个"才虚化为助词,VP为表动量的补语。这一结构所表现的特点,代表了其时山东方言的某些重要演变。     

论名量词“所”的历时演变

名量词"所"由处所词"所"变化而来,学界以往对名量词"所"的历史缺乏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对量词"所"的源形式及其变化机制的认识也比较模糊。量词"所"最早产生于秦代,但仅指称瘢痕、印迹单位,指建筑物单位到汉代才出现。从南北朝时期开始,量词"所"的指称功能趋于泛化。唐代以后,量词"所"又倾向于专门表示建筑物的计数单位,呈现出专职化的特点。量词"所"并非来源于指称建筑物的名词"所",而是来源于表示处所的"所",即由具体事物占据的空间处所而转指事物的单位,发生转指变化的机制是认知转喻(metonymy)。转喻是汉语量词形成的重要机制。     

韵律构词与问数词“许多”的形成

明清时期,汉语里出现了与问数词"多少"功能相似的询问数量的"许多",这个"许多"虽然与表示多量的"许多"同形,但两者的意义、功能和来源都不相同。问数词"许多"的来源形式是询问数量的"几许+多"结构式,由于汉语构词的韵律操作使得"几许+多"结构式删除疑问语素"几",从而变化为问数词"许多",这是汉语历时演变过程中韵律构词促动的演变。由相关结构式变化为问数词"许多",也涉及结构式认知"完形"(gestalt)的因素。     

“只要”的历时考及演变机制

现代汉语中的"只要"一般用作条件连词,表示充分条件关系。"只要"最早出现在唐代文献中,但其出现时仅是副词"只"和动词"要"的临时组合。随着语言的发展,由于社会历史因素和语言内部因素——语位、语用、语义、语音等影响,"只要"逐渐虚化成条件连词。     

“的”字职业称谓语的语用特征与演变动因

现代汉语中的称谓体系十分复杂,各种称谓语都有其特征和适用范围,人们在语言交际中应根据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称谓语。本文探讨现代汉语中"的"字短语作为职业称谓语的使用情况,而对这种"的"字职业称谓形式的语用特征及其演变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职业称谓语的社会心理内涵。     

佛教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以“猿猴盗妇”母题为个案的研究

从宋代以来,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的写作动机被说成是时人诽谤欧阳询之作。时至今日仍从此说。实则不然,从小说情节的构建来看,《补江总白猿传》应该是写作者在中国古而有之的"猳玃盗妇"传说基础上嫁接汉译佛经中的罗摩故事创作而成。宋元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的具体内容虽然与佛经中"罗摩故事"原型已相去甚远,但从主要情节的构建以及功能上(劝教)的一致性仍能折射出对印度佛经文学的摄取与承袭。通过小说文本与佛经的比较,体现出"猿猴盗妇"故事类型与佛经故事的关系,也可见小说的主要情节结构是受了佛经叙事文学的影响。     

浅析《围城》中第三人称代词的翻译

翻译是一种双语言艺术,它是译者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原文作者思想的过程。好的翻译不仅要"形似",更要"神似"。但由于汉语和英语本身语言系统存在的差异性,翻译不可能做到字对字、句对句的完全工整。代词作为语言的重要的一部分,小说文学语言表达中有着指称衔接的重要作用,因此在翻译及两种语言的对比中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通过汉英对照阅读《围城》发现,汉语中的人称代词多使用"零回指"的衔接手段,与译文中人称代词的使用截然不同。而译者在汉译时灵活处理英汉人称代词的不同使用习惯,使得译文语言规范,清晰易懂。     

关于“汉语热”的冷思考

与世界掀起的＂汉语热＂相比,汉语在国内引不起足够的重视。英语是强势的,汉语在全球化条件下仍处于弱势。只有意识到语言是主权、语言无优劣、语言需规范等问题,汉语才可能有效应对当前的挑战。     

从“体”到“有机统一体”:“体”的转义与回归

"结构"是"文体"范畴的重要因素,但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其实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批评大多都很重视作品的结构。在谈及作品的结构时,西方的文论家常常使用"organic unity"(有机统一体)这个观念,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则往往使用"体"这个范畴,并且两者都把作品的结构看成是如同人的身体、生命般的完整存在。可见"体"和"organic unity"在"结构"这一层面上可以沟通。尽管如此,"体"与"organic unity"仍然有着原初的分歧。"organic"经历了从工具、机械到生命、器官的词义演变,并且这整个过程一直都处在科学的、理性的视野之中;而"体"的源与流则始终贯注着盎然的生命力,充盈着"近取诸身"的原始诗性智慧。可见两者又可以相济互补。在这个意义上,"体"的内涵应该进行一次现代性的转换,亦即转向"结构"这一新义,并与西方文论中的"结构"观点以及"organic unity"概念相互赠答。而事实上,"体"的原始意涵本来就有"结构"之义,所以"体"的现代性转换其实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