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研究——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考察中国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变特点。在此基础上,运用地理空间效应的空间变系数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考察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文化因素、社会保障因素、生育政策等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识别各因素对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影响的地区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出生性别比在空间上具有集聚效应,表现为高-高和低-低类型,空间自相关结果表明采用传统最小二乘法估算将造成有偏估计;各个解释变量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在地区上存在空间差异;经济发展、文化因素与人口出生性别比之间具有倒"U"型关系,现阶段大部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已越过转折点,但文化程度尚未达到"阈值";当实际生育率高于政策生育率时,会出现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越严格、出生性别比失衡越严重现象。     

80年代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出生人口性别比与生育水平变化的历史回顾

本文以“四普”、“五普”数据为基础,采用人口间接估计技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水平和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化的历史过程进行回顾,探讨生育水平下降过程中,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趋势,并以蒙古族、回族和维吾尔族为例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当生育水平下降到较低水平时与出生人口性别比之间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基于空间数据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影响因素研究

以出生性别比升高机理为基础,应用空间计量技术分析2000年份地市横截面数据和地理空间数据,实证研究各因素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经济文化因素通过影响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进而引起出生性别比偏高,影响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各因素存在空间相互作用,其空间自相关属于高高-低低类型;传统文化、公共政策、城镇化水平以及良好的社会法制环境将抑制出生性别比升高;经济发展水平、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和医疗发展水平将促使出生性别比升高;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生育水平、性别偏好和出生性别比——兼论出生性别比的监测方法

本研究以马-冯-陈模型为定性基础,认为一定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受到生育水平的影响。当无性别偏好时,生育水平主要通过改变不同孩次占出生人口比例的方式影响出生性别比;当有性别偏好时,生育水平既影响不同孩次占总出生人口的比例,又影响不同孩次的出生性别比,从而对总出生性别比产生影响。对于没有性别偏好和性别选择行为的人口,生育水平变化是引起出生性别比波动的主要原因。有性别选择行为时,生育水平变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较小,性别选择行为是出生性别比异常的主要原因。监测以"曾生子女孩次和性别次序"为条件划分的人群,可以有效而便捷地判断出生性别比变化趋势。     

透过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看中国的社会性别现实

社会性别不平等是滋生＂男孩偏好＂的土壤,并从根本上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偏高态势被看作是第二次生育率转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伴随着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及以下并且持续走低而出现的。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动因既有与发达国家人口转变经历类似的,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人们对于小家庭规模的青睐和对生育数量的自发限制,也有来自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生育空间的相对挤压因素。然而,若没有＂性别偏好＂的前提,以及将＂性别偏好＂实现为＂性别选择＂的现代医学技术,人口转变并不会必然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相联系。     

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稳定低生育水平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和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     

建立完善法律体系 加强部门联合执法 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

人口性别均衡与否是关系社会稳定和未来发展的大事。长期以来,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大多数家庭以居家养老为主。受重男轻女、传宗接代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生育男性偏好是农村生育意愿的主流,现实中超生抢生都是为了生儿子,加之近年来医学设备的广泛使用,管理不到位,非医学需要选择出生人口性别等问题,形成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既影响低生育水平的稳定,又会造成社会问题。分析出生人口性别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     

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了出生性别比吗?——基于微观行为主体的考察

出生性别比偏高且逐渐走高是中国过去近30年最显著的人口结构变化之一,对于"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出生性别比"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在努力探索,也一直在争论。本文从微观行为主体的生育决策出发,试图理顺性别偏好、生育政策和性别选择技术可及性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重点考察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微观决策主体的生育行为,通过构建概率模型考察不同生育政策下的无选择生育和有选择生育的出生性别比,从理论上分析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微观家计调查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评估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如果存在性别偏好且生育选择技术可及,计划生育政策确实会影响生育行为,造成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具有性别倾向的一孩半生育政策反而加剧第二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问题;政策实施的严格程度显著影响出生性别比;生育性别选择的成功概率越高,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越严重。最后就生育政策的调整思路及如何有效地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提出建议。     

论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治理的有效性

伴随着由生育控制政策带来的低生育率水平以及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普及,中国自1980年以后出现了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态势。1986年,中国政府开始采取法律、法规等措施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进行治理。2000年以来,采取了更为综合性的手段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进行治理,查处＂两非＂的同时,运用利益导向等社会政策工具引导人们转变男孩偏好。然而,2005年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尽管出生人口性别比继续升高的态势稍有缓解,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下降的势头,但其总体偏高的态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状况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影响

文章提出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多层次影响因素模型,并运用分层模型来研究生育政策和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影响。研究发现,即使在控制妇女个人和家庭特征、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的情况下,生育政策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仍然有显著影响,生育政策越严格,出生性别比失衡越严重。研究还发现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对出生性别比失衡有缓解作用,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居民收入的增加都可以减缓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程度。不考虑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容易低估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加剧作用。     

农村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社会性别分析

近年来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已有的人口学研究,一般从经济发展水平、传统生育观念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分析性别比失衡的原因,忽视了男女不平等对性别比失衡的影响。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分析农村事实上的男女不平等对性别比失衡的重要影响,进而提出要想解决性别比失衡问题,社会必须更加关注女性的发展。     

中国乡城人口流动与城镇出生人口性别比——基于“五普”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以城镇区域人口为重点,定量分析了农村人口流动对城镇地区人口出生性别比,以及农村流入城镇人口子女性别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未流动人口、农村流入城镇人口和城镇非农村流入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均偏离了出生性别比的正常水平,农村人口流动影响了城镇地区生育性别,农村流入城镇人口相对较强的男孩偏好观念加剧了城镇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     

中国双生子出生性别比研究

人口自然出生性别比是分析和评价人口出生性别比偏离的重要指标,中国对人口自然出生性别比的研究一直比较缺乏。人的出生性别比正常范围为102～107,国内一般都是以其上限作为标准判断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程度。但是这种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利用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的双生子信息探讨双生子出生性别比特征。研究表明,中国1989年双生子出生性别比为104.87,在女性主要生育年龄阶段生育的双生子出生性别比是相当稳定的,比较接近自然状态下的出生性别比。相比较而言,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不仅普遍偏高,而且随女性生育年龄变化的模式也不相同。     

从"五普"地市数据看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和婴幼儿死亡率性别比的影响

以"五普"数据为基础,分析全国"地市"的出生性别比、婴儿死亡率性别比与生育政策的关系.本文的分析表明实行"第1个孩子为女孩,间隔几年允许生第2个孩子"生育政策的人口比例越高的地区,出生性别比和婴儿死亡性别比失常越严重;实行较为宽松生育政策的地区比较接近正常.实行较为宽松的生育政策有利于解决目前出生性别比严重失常和女婴死亡严重偏高的问题.     

育龄妇女生育率的下降和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上升——以广东省为例

从 8 0年代以来 ,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研究经历了发现、探索、深入的过程 ,目前对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领导层的关注。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将会带来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造成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原因分析 ,主要是 4个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 :重男轻女的文化环境 ;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 ;生育率下降的速度 ;人口工作的重点。近期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与”人口工作重点”相关 ,即与”人口政策和人口几乎全部集中于妇女生育子女数为代表的生育率下降”有关 (顾宝昌 ,1992 )。本文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广东省 1981- 2 0 0…     

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人口计生工作新路子

内蒙古包头市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围绕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这一主题,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全面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新机制建设,人口计生工作取得明显成效。2007年,全市人口出生率8.33‰,符合政策生育率97.29%,出生人口性别比104.72,已婚育龄妇女综合节育率90.97%,继续保持了低生育水平态势,为“ 建设经济强市、构建和谐包头”创造了良好的人口环境。     

“十字方针”有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

近年来,河北省元氏县在创新人口计划生育社会管理服务中,紧紧围绕稳定低生育水平、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均衡发展,坚持＂严打、防治、宣传、利导、协作＂十字方针,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取得了明显成效,全县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逐年下降的良好态势。     

湖北省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的情况分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生育政策的调整是适应人口形势发展变化、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它有利于减缓人口老龄化步伐,有利于缓解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问题,有利于改善人口生态和抵御家庭风险。因为生育水平过高、过低都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单独两孩”政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效应分析

如果生育控制政策会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那么"单独两孩"等生育调整政策必然会对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势头产生缓解效应。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本研究采用2014年各省(区、市)的最新数据来探讨单独两孩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结果发现,单独两孩政策对一胎出生性别比有缓解作用,但对二胎出生性别比可能存在恶化的效应。因为单独两孩政策实际上给了有男孩偏好的单独夫妇一次选择性生育的机会,客观上恶化了二孩出生性别比。因此,治理出生性别比的关键在于改变男孩生育偏好的生育文化。     

人口计生委关于贯彻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广泛开展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行动计划的意见

一、充分认识开展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重要意义 计划生育、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十五”时期，人口计生系统广泛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和关爱女孩行动，宣传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普及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知识，提高群众的自我保健意识和能力，对稳定低生育水平、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势头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群众生育意愿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仍存在矛盾，“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男尊女卑”等传统婚育观念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有些地方对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认识不到位，部门配合不力，忽视长效工作机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