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史那弥射考

阿史那弥射是唐初西突厥将领。弥射其人是唐代西域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贞观十三年(639),阿史那弥射降唐;十九年,随唐太宗征高丽;显庆二年(657),以右卫大将军任流沙安抚大使,随苏定方参加了平定阿史那贺鲁的战争,因功被封为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管辖西突厥五咄陆诸部,在唐朝统治西域的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弄清阿史那弥射的生平,对研究西突厥史和唐代西域史都不无裨益。薛宗正先生《阿史那弥射生平析疑》一文,读后很受启发,兹就阿史那弥射生平有关问题提出一些不同看法,敬祈指正。     

清代“站人”婚配考

清代初期,康熙皇帝评定“三藩之乱”以后,将其“三藩”所部之人发配到东北各地驿路边台充当“站丁”、“台丁”。史载: “台丁站丁云南人,系康熙年间平定逆藩吴三桂俘虏编管盛京兵部拨往边台驿站,充当莆差。” 三百年前,从茂兴、古鲁、卜奎、宁年、墨尔根一直到瑷珲十九个台站的千里驿路上,都是这些苦役人。人们称这些人为“站人”。“站人”并非族称,而是由于专事驿道传送公文而形成的人们群体,也是较早来黑龙江地区的汉族和南方少数民族。他们虽然是朝廷的罪     

“墟”考

“虚”,本是荒坡土丘、遗址故城之义,可在我国的某一特定区域,它却是一个特指名词:集市。北宋人吴处厚《青箱杂记》说: 岭南谓村市为虚。柳子厚《童区寄传》云:‘之虚所卖之。’又诗云:‘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即此也。盖市之所在,有人则满,无人则虚,而岭南虚市满时少,虚时多,谓之虚不亦宜乎?吴氏之文,不仅指出了“虚”作为集市名称的使用范围,而且提出了“虚”之所以为“虚”的     

“狼”考

(一) 此文讨论的对象“狼”,既不是古人所谓“参东有火星日狼”的“狼”,也不是犬科动物的害兽“狼”及其引申义,而是我国明清时期汉文书载对今为壮族中的某一群体的指称。人而“狼”之,固系汉族封建统治者的“非我族类”皆“夷”之的沙文主义心习所使然,亦缘于其人历史上曾经存在过音呼近于“狼”的某一指称。人而“狼”之固不足道,可其人何以有类于“狼”一音的称谓却徒然令人生惑。许多学人为了涤其迷雾探真谛曾做过有益的尝试,为后之来者拓开了新的思维角度。关于“狼”称由来的考释,封建时代的官家文人皆是望汉字而生义,不是律从于其     

“壮”考

“壮”作为汉字,凝势定位为一个人类共同体的名称,肇于一九六五年。它是由“僮”转化而来的,是“僮”的同音假借字;而“僮”作为族称,源自南宋时见之载籍的“撞”。以“僮”代“撞”,就汉字而论本为会意,非袭音声,因“僮”字古今仅止toη~2一音,没有“oη~6”读者,平空赋以oη~6音,人多一如既往,不管是“僮族”还是“僮僕”,均以“toη~2”律之,从而惹生了一些不必要的误会。今以“壮”代“僮”,则免了可能出现的是非。“撞”,是南宋时书载对广西某一人类群团的称谓,元蒙明初仍一以贯之,随着它     

“断发文身”考

“断发文身”是我国古代百越族富有代表性的一种习俗。自古以来,每当人们谈论越人时,往往喜以“断发文身”为其文化和习俗的重要标志。这种风俗习惯无疑是原始社会的古老遗风,它与中原地区华夏族的蓄发冠笄习俗显然不同。春秋以来,中原人对这种习俗已难理解,只当作异俗和奇闻在史书中留下部分记载。汉唐学者为这些记载作了注释,其中虽然保存了不少史料,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一重要问题。近代以来,随着     

“吐蕃”考

一、问题的提出 “吐蕃”是唐朝时期汉文史志中对藏族的称谓。至今国外仍沿用“吐蕃”一词的译音tibet。关于“吐蕃”一词是怎么来的?有人说可能来源于藏语,有人说来源于汉语,有人说来源于突厥语。已故学者牙含章先生说:“唐朝人在‘蕃’字前为什么又加了一个‘吐’字,到现在还弄不清楚。因为从藏文的古今史书中,查不出在‘蕃’字前加‘吐’音的任何     

“神川”考

公元七世纪,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势力开始向唐的西南域扩张。永隆元年(公元(?)80年)吐蕃军攻破西川安戎城后,唐“断吐蕃通蛮之路”的战略破灭,于是西洱河诸蛮也相继被吐蕃所征服(见《新唐书·南蛮传》和《旧唐书·吐蕃传》)。为了加强和扩大在西洱河地区的势力,吐蕃不惜花大力气在今滇西北中旬县五境乡与维西县塔城乡之间的金沙江上架起了一座雄伟的铁索桥,史称“吐蕃铁桥力,并在铁桥以西设置吐蕃铁桥节度府。于是唐樊绰的《蛮书》里便有了“神川都督”一词。人们把“神川”与“铁桥”联系起来称“神川铁桥”。于是后人推断:“神川铁桥”架于金沙江上,因而“神川”便是“金沙江”。如《读史方舆纪要》曰:“金沙江源出丽江军民府西北旄牛微     

“邛笼”考

在川西、北地区的许多村寨、大、小金川以及雅砻江两岸,特别是岷江上游及茂汶羌族自治县一带的羌寨,保留了一些似塔非塔,远看去像现代化工厂的烟囱一样,直刺青天,矗立在河岸、山坡或村落中,这就是我国古代有名的少数民族的建筑——“邛笼”。     

“粟栗”与“栗粟”考

我国傈僳族古代史的研究,因汉文献记载甚少,建国以来,多以间接取证探索。由于研究困难,涉足以此的学人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傈僳族志》、《中国少数民族·傈僳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傈僳族》、《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傈僳语简志》;以及事涉傈僳族古代史考校专著《云南志校释》等,七八种国家级的有关傈僳族史志方面的重要著作,均将唐代傈僳族称谓“粟栗”倒误讹夺为后世之“栗     

康区被称作“人区”考——兼对藏文史籍中“黑头人”概念的考察

在藏族卫藏、安多、康区三大传统区域中,康区被称作人区。对这一称呼的内涵及缘起,学界尚缺乏系统研究。称康区为人区始见于《汉藏史集》,人区实为黑头人区的简称。文章对藏文文献中3种有关黑头人的记载进行梳理和研究后认为,康区被称作黑头人区应与藏文文献中的黑头矮人概念及四氏族、六氏族起源传说密切相关,因为传说中的四氏族、六氏族大多分布于康区。康区被作为黑头人区的说法也反映出了13-14世纪藏地三区在文化整合及民族和地域认同上已达到一个新的阶段。     

“托里图”所在考

天聪九年(1635)多尔衮等在托里图地方俘获了林丹汗的继承者——额哲孔果尔,标志着察哈尔蒙古被彻底征服和北元政权的最终灭亡。但是通常人们认为托里图应当在鄂尔多斯境内或附近。笔者对此观点,不敢苟同。在此笔者通过对史料和事实分析认为托里图应当在甘肃青海交界托勒南山附近。     

“丹玛”史地杂考

“丹玛”一词在藏文史籍和《格萨尔王传》中有三种不同的藏文形式：清代以来的汉文译名又作“邓柯”、“登科”等。作为地名,《九世达赖喇嘛隆朵嘉措传》中把丹玛定义为“多康下部的金沙江流域,以隆塘度母寺为中心的地区”。近代的地理区划中把丹玛分为东西或上下两部,以金沙江为界,江西为上丹玛（西邓柯）,江东为下丹玛（东邓柯）,西邓柯现属西藏自治区昌都专区江达县,东邓柯于宣统元年（1909年）经改上归流后设边北道邓科府,民国二年（1913年）政府为县,1978年撤县,并入四Ill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石渠县和德格县,即今石渠县的洛…     

“犹太”汉语译名考

尤太民族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汉语中称呼尤太民族的译名也多种多样。不同的汉语译名,是不同时代的反映。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一直通行"犹太"这个译名;现在,"尤太"这个新的译名脱颖而出。新译名的出现,反映了人们对尤太民族新的认识。     

藏文“元版”考

长期以来对于元代是否有藏文雕版印刷,后世的相关研究论著中提法不一,颇有争议.文章以新发现的几部藏文元版为根据,为这一争议第一次找到了实物根据.文章还根据这些文献的题款及发愿文,对主持这些文献的编修、资助印施、刻印、校对人员的名字、地位、社会关系等均作了相关考证.     

西么罗人“考”女婿

男子结婚必须先入赘到女方家,生活若干年接受磨炼和考验后,方可携妻子儿女返回自己家里或分出另立门户。这就是滇南绿春县的西么罗人“考”女婿的传统习俗。 西么罗属哈尼族支系,在绿春县主要聚居于半坡乡许多山寨。西么罗人很少有开始就把新娘接到丈夫家成婚的惯例。男青年经过定亲喝上门喜酒后,即可到女方家与之生活居住、     

“吐蕃别馆”正名考

学界目前对唐蕃古道上的重要馆驿“吐蕃别馆”之地理位置基本确定,但对其确切名称尚未深入探究。通过对比解读吕温不同版本出使吐蕃期间的诗文,辨析唐蕃古道赤岭西南道诸驿词汇之特点、考察唐使入蕃事件中关于“列驿”之记载,以及探讨吕温诗作之内在思理等,可以确定“吐蕃别馆”本名为“吐蕃列馆”,即唐蕃古道之“列驿”,而吕温诗文中的“吐蕃别馆”实为“吐蕃列馆”之讹误。     

清初东北流人参军考

清初东北流人参军考任嘉禾在清代，山海关外的东北地区，是清政府流放“犯人”的地方。被流放的“犯人”称为“流人”。康熙年间，在东北边境，山于沙俄哥萨克人入侵，曾经发生过“流人参军”（边将“释放”流人，强迫他们参军）的事情。俄、中双方某些历史学家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