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的两种维度：事功之德与人道之德

本文通过对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揭示了“德治”所包含的两种意义———以德治事和以德治心。进而指出 :在“德治”问题上 ,应当区分两种不同意义的“德”———事功之德与人道之德。在现实的道德建设中 ,对属于不同范畴的道德问题 ,应该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解决办法 ,在坚持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并重原则的前提下 ,尤其应当注意在两种不同意义上开展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在今天 ,特别要重视事功之德的建设。     

浅议“德治”与“法治”的互补性

江泽民同志指出 :“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依法治国 ,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 ,法治与德治 ,从来都是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的 ,二者缺一不可 ,也不可偏废。”① 认真领会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 ,对于我们加深理解这一治国方略的深刻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1.依法治国强调法律的他律作用 ,以德治国着重强调思想道德的自律作用。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的体现 ,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     

论法治社会形势下的道德定位

德治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弘扬的,对于当前的道德定位问题实际上需要解答德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而且要辨析当前中国社会环境下推行"德治",是一种道德的教化,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德治。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上看,法治具有一定的功利性,法律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一种体现,法治的最终根本目的是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目前我国已经形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各项社会行为与活动几乎都纳入到法律的轨道中,但是在社会生活中依然存在诸多的行为是难以通过法治予以规制,需要从社会道德的角度进行规范,然而道德的规范是一种内在的约束,从当今民众的社会信仰的现状上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难以有效的规范一些社会现象,如碰瓷、故意摔倒老人的讹诈、公路散落物品被村民哄抢等。因此在法治的社会形势下如何对道德治理进行准确的定位,真正发挥与弘扬道德在规范与约束民众行为的作用,道德治理社会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等,对法理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治国方略的根本转变及其日趋完备

治国方略是决定国家政治走向的根本大计。江泽民提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共同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标志着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法律是道德的最基本体现，道德是法律的精神基础；法治需要以德治为基础，德治也需要法治作保障，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互为补充，才能成为完整的治国方略。法德并举，既要加强教育，也要健全制度，更要领导率先垂范。     

试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科学认识 ,是由法律和道德的不同特点决定的 ,是法律和道德的不同性质所要求的 ;是由“法治”和“德治”的关系所决定的。必须把“法治”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与“德治”的说服力和劝导力结合起来 ,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 ,管理好社会     

德治与法治结合并举的学理依据和现实根据

无论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都是单方面的、不完整的治国方略。法律和道德都是调节社会人群相互关系以及行为的规范 ,但二者又各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功能。对制约人们的行为来说 ,道德是内在的“自律” ,法律是外在的“他律” ;道德治“本” ,法律治“标” ;道德“教人为善” ,法律“禁人为恶”。法治和德治各有其局限性 ,法治必须以德治为思想基础 ,德治必须以法治为现实保证 ,二者相互结合、相互补充 ,共同构成完整的治国方略。     

重新认识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

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是孔子总结和发展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孔子的用意在于为风雨飘摇中的统治者寻找一种可以参考的统治模式,但这种统治模式直到荀子时代做了彻底的改造德治思想遂成为统治阶级“治安策”中的内容。先秦儒家德治思想也没有被统治者采用,原因是无论孔子或者孟子都没有找到这种思想与现实统治者的切合点;到战国末期,荀子对传统德治思想彻底的改造,德治思想遂成为统治阶级“治安策”中的内容。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有九项内容,这些内容在一程度上体现了民众的利益,但它们不过都是为了统治阶级能够长治久安而释放的怀柔声音罢了,统治阶级或者它们的代言人都不可能站在民众的角度发展这种思想,更不可能把这种思想推向民主的结局。     

董仲舒“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体系

董仲舒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是儒家学派在汉代的著名代表。在汉武帝举行贤良策问时,他上奏“天人三策”,提出了巩固封建制度和维护封建秩序的以“德主刑辅”为核心的政治法律思想体系。 “德主刑辅”法律思想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 “德主刑辅”是儒家的传统立场,“德治”是儒学的要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儒家学说也在不断发展,各个时期代表人物的主张也有所不同。     

中国古代“德治”发微

中国古代社会的“德治”原初意蕴是以德代暴,主张仁者贤者主政,以解决治者与被治者之间可能的紧张与冲突。然而,这种原初意蕴的德治后来却嬗变为人治。将政治伦理化,重治者之主观而轻制度之客观,以德代法,化法为德,是其重要缺陷。     

周公“德治”、“礼治”思想的法文化启蒙意义

通常我们在谈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礼治”思想的产生时,会将其归功于孔子。然而,经研究发现,“礼治”思想的主体来源于周公。周公“制礼作乐”不仅开创了中国礼乐文化之先河,也为中国儒家“礼治”法律思想奠定了基础。此外,周公确立的“德”以及“仁德政治”之观念亦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德治”思想的起源。因而本文将着重介绍周公“德治”和“礼治”独创思想之产生,以昭示其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启蒙意义。     

论新时代法德结合共治之道

法德相互结合与法德兼治、共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的治国理政之道。法治与德治虽然都是国家的治理方式,但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作用与功能,二者各存其局限性。只有把法律与道德各自的功能有机结合起来,以法律调整人的外在行为,以道德教化人的内心,二者相互辅助、相辅相成,才能相得益彰,做到内外兼治,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和社会。从历史和实践维度观之,法德结合共治既是中外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价值。要真正实现法德结合共治,方法与有效路径有三：第一,发挥道德教化的功能,使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相结合;第二,以法治承载道德,以法治保障道德;第三,强化领导干部在法治与德治中的关键作用。     

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德治建设的思路和要求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解决市场运行中出现的一些负面效应 ,已逐渐被人们所重视。那么如何对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德治建设提出新的要求。为此我们将从两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是从“以德治国”方略对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德治建设的指导意义上 ,提出对人们利益观、价值观、道德观的规定和引导 ,并从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在适应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上 ,提供具有精神动力支撑和道德调节的力量 ,从而为改变目前道德约束虚弱和无力的现状提供新的阐释和要求 ;二是把确立“道德责任法制化”作为德治建设的基本步骤 ,建立和完善以法律规范作为道德规范底线的市场约束机制 ,把提高国民整体道德认知水平作为发挥德治作用的基本条件 ,以民众对法律规范的自觉选择和对“行使自己的权利”感兴趣 ,作为加快国家法制现代化建设速度的道德基础。     

"德主刑辅”思想对我国治国方略的启示

”德主刑辅”思想是我国古代的治国方略,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它对完善我国治国方略有着深刻的启示反面的启示是要反对道德至上,坚持法律至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面的启示是要以德治促进法治,以法治保障德治,社会主义要德治与法治并举.     

关于"亲亲互隐"、"爱有差等"的争鸣

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在争论孔子论“父子互隐”和孟子论舜及“爱有差等”的问题。这一争论关涉到整个儒家伦理的历史和现代价值之评判。儒家伦理是一复杂的系统,仁与义、仁与礼、仁与智等德目之间是有张力的配合;儒家的仁、义、礼、忠、敬、信等德目都是社会性、公共性的,适用于公共生活及其秩序建构的;儒家一贯强调私恩与公义、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区别;儒家的“仁爱”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道德主体所涵道德法则(理、义)必然有绝对的普遍性,并且是“爱有差等”思想的本体论基础;“父子互隐”的思想及与之相应的法律制度,恰恰包含着对人权的尊重和维护。     

“无诉”法律思想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我国传统的“无诉”法律思想反映了古代统治阶级建立和谐社会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们重视道德教化以预防纠纷、重视调解以解决纠纷。另一方面,统治阶级轻视法律和诉讼,把诉讼与和谐社会对立起来。法律在化解社会纠纷,实现社会公正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当重视法制建设,充分发挥诉讼在解决社会纠纷方面的作用。     

法德并举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前不久,江泽民同志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法治”与“德治”并举．这是我们党在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坚持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体现了治表与治本的结合。贯彻法德并举治国思想．就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党员干部的政治道德建设,把反腐改斗争、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人类社会中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法律和道德这两种行为规范．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法律和道德是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最有效的两大手段．同时也是我们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进行…     

略论李大钊对传统道德观的批判与改造

李大钊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道德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它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又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在经济基础的变动中，必然经历批判、继承和创新的过程。对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批判与创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道德、政治、法律三位一体，从而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道德政治的统治模式。周秦以后的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强调以德治天下，把伦理道德作为维护封建宗法统治秩序必不可少的工具。西周初期著名的政治家周公（姬旦）就提出了“明德慎罚”等治理国家的思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为“德治”与“法治”相…     

论道德的辅助地位

“法治”与“德治”都是治国的方略 ,而且从功能上看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结合的。但从法律与道德在治国中的地位上来看 ,二者并非是平等的 ,有一个主次之分。目前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条件下 ,法律应处于主导地位 ,道德只能处于辅助地位。     

公民道德之于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

从历史上看,德治与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分别需要臣民道德和公民道德的支持。中国法治进程因遭遇臣民道德而面临“法律纸面化”、“法治表面化”的困境,而公民道德可在价值、规范和秩序三个层面提供支持,构成社会主义法治的道德保障。无论法律人之公民道德,还是普通民众之公民道德,都在法治建设中实现着自身的价值。     

关于法治基础的德治之浅见

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法律和道德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从一定意义上来看,法律重在惩罚已经违法犯罪的人,而道德建设则是重在教育那些尚未违法犯罪的人,前者靠国家机器和威严来起作用,后者靠人们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来起作用,二者殊途同归,其目的都是要达到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对于一个社会的健康运行,各自起着独特、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该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深入学习和领会“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思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把握其精神实质,是推动“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