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在反文化“围剿”斗争中的有关活动纪略

前言三十年代初期是我国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瞿秋白,正在此耐重返文学战线,和鲁迅等左翼作家一起,奋战于刀光剑影之中,为粉碎文化“围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参与了“左联”的实际领导工作,译介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文艺论著和社会主义苏联的文学作品,进行了科学的文化和文学批评,倡导了文艺大众化和汉字的改革,还写了许多尖锐、泼辣的杂文,从而卓有成效地加强了左翼文艺队伍的战斗力,巩固和扩大了左翼文艺的阵地。而且这一切,都是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干扰下取得的。这正如茅盾所说:“鲁迅与瞿秋白的亲密合作,产生了     

瞿秋白对创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贡献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领导人之一。一九三一年夏到一九三四年春,他在上海投身文艺战线上的斗争,和鲁迅并肩领导左翼文艺运动,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斗争中英勇作战,为推动左翼文艺运动向前发展,创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鸡鸣风雨 斗志弥坚——对鲁迅诗《秋夜有感》的理解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中,配合着更疯狂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反革命文化“围剿”。他们查禁书籍,设“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严密地控制革命书籍的出版,捣毁书店,捕杀作家,用“文力”和“武力”同时对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运动实行残酷的镇压。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明诛暗杀”,伟大的共     

“遵命文学”与现实主义

文艺为改革社会服务,这是我国进步文艺的一个优良传统。早在《诗经》产生的时代,人们就已经认识到文艺对于改革社会的巨大作用,并向它提出了功利目的的要求。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历代进步的文艺家都把文艺作为改革社会的一种特殊“器械”,“嘲讽世情,讥刺时病”,(《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显示出现实主义文艺积极战斗的巨大力量。     

关于《谈金圣叹》的写作背景

鲁迅《谈金圣叹》一文写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发表于同年七月《文学》创刊号,后由作者编入《南腔北调集》.这时期的阶级斗争形势,总的说来,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一方面是反革命的"围剿",一方面是革命的深入.从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二日到一九三三年二月,毛主席领导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农村革命进一步深入.在国民党统治区,蒋介石加紧反革命文化"围剿":查禁进步书刊;封闭进步书店;逮捕,杀害进步文化工作者.但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化工作者,坚持斗争,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使文化革命进一步深入.     

蒋介石第五次“围剿”新方略剖析

蒋介石为第五次“围剿”制定了一整套新方略,并得以系统全面(?)推行,使其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剖析该方略的由来、内容、措施和结果,对于进一步认识蒋介石的“剿共”行径,总结红军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无疑是有益的。     

試論《子夜》的社会意义

三十年代,是中国革命斗争最激烈的年代,也是战果辉煌的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三十年代也有着巨大的成就。毛主席对这一时期党领导的左翼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有过很高的评价,他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谈到这一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都惨败了时,指出:“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     

风云际会——陕甘边、陕北红军的一九三五年

1935年是陕甘边、陕北红军革命力量迅猛发展的一年。二月陕甘边、陕北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敌人对于两支红军和两块根据地的统一深感不安，故决定对陕北进行第二次“围剿”。在反“围剿”斗争中，红军一连解放六座县城，将陕甘边、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引起敌人更大恐慌，国民党蒋介石随之进行第三次“围剿”。这一年，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也在陕北恶性发展，并进一步发展为肃反运动。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及时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使陕北成为中共中央、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日后北上抗日的出发点。     

戏剧、狂欢与建构中共意识形态的叙事功能——刍议延安秧歌运动的兴起

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后,鲁艺“演大戏”的做法受到了质疑和批判。但是,戏剧运动并没有就此停止。当时中共领导下的延安及其抗日根据地是在抵御日本侵略和国民党围剿下创立起来的红色区域,毛泽东及其中共领导者,首先考虑的是文艺如何为艰苦卓绝的战争服务,如何为建构中共新的意识     

彭德怀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同军事冒险主义的抗争

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约一百万大军,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其中以五十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的新战略,重点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军民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为时一年的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以巨大的代价,给予国民党军队有力的打击。可是,由于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的”,致使第五次反“围剿”     

鲁迅与茅盾:左翼"两大台柱"的联手与贡献

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作为左翼“两大台柱”的鲁迅与茅盾,在联手批判“革命文学”初期创作理论,纠正“左倾”文学偏向,创办和支持进步文艺刊物,扩大左翼文化阵地,推动左翼文艺运动发展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挖掘分析鲁迅与茅盾联手推进左翼文艺事业的几个方面特点,对于全面、深入总结左翼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有着重要意义。     

第四次反“围剿”的英明指挥者——读《周恩来选集》上卷中的有关电报

在《周恩来选集》上卷中,收进了有关粉碎第四次“围剿”的一些电报,这是首次公布的周恩来同志指挥这次反“围剿”取得伟大历史性胜利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我党、我军历史的珍贵材料。这些文献,已经连同他本人的功绩载入中国现代革命史册中。学习、继承周恩来同志的光辉思想,对于努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们来说,无疑是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 粉碎国民党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是在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并排挤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在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排难解     

略论李德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兼驳李德对历史的歪曲和篡改

李德,德国人,原名叫奥托·布劳恩,在中国期间又名华夫。一九三二年春,李德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即由共产国际派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并于翌年九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的瑞金,直接参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战略、战役战术决策和军事指挥。李德对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负有直接的重大责任,他于一九三六年在陕北保安曾以反省和自责的口吻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承认:“西方的作战     

共产国际和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在中国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曾对我中央苏区发动了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前四次“围剿”都被我中央红军英勇地粉碎了,但第五次“围剿”却没有被粉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左联”中的“左”倾错误探析

在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左联”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在反“围剿”斗争和左翼文艺运动中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如片面强调无产阶级文学,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当作当时的行动纲领,有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倾向,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这些“左”倾错误给“左联”的工作带来了消极影响,但这并不能抹杀“左联”在左翼文艺运动中所取得的伟大功绩。     

创作不同形式和风格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品——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的观点,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总结了文艺、科学发展规律,明确地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毛主席在这里亲自为我们制定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     

抗战时期大后方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的斗争

抗战时期虽然实行国共合作，但国民党仍不放弃其专制统治，在文化上实行种种专制政策；颁布一系列反动法规；设置反动文化机构；制订反动的“文艺政策”；压迫和扼杀进步文化团体。为了放手发展抗日文化运动，中共领导进步文化界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进行坚决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表现在：强烈呼吁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深入批判国民党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文艺政策”；坚决抵制法西斯主义的书报审查制度；努力扩大文化统一战线队伍。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的斗争，是一场重要的文化思想、文艺理论的斗争，也是一场重要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时间长，范围广，规模大，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湘灵歌》的主题解得好

编辑同志: 贵刊一九七七年第四期谢鸣福同志对鲁迅《湘灵歌》主题思想的解释,不同意目前流行的看法。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论据、解释都有说服力。我认为是正确的。但其中对某些诗句的解说,还有些牵强,凭空添了一些联想附会的东西,却根据不足。总的说来,诗的前四句反映了反动派对革命势力“军事围剿”下的血染湘水,后四句反映的则是“文化围剿”下的“芳荃零落”。这也是对李立三“左倾”路线的有力批     

共产国际和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在中国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曾对我中央苏区发动了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前四次“围剿”都被我中央红军英勇地粉碎了,但第五次“围剿”却没有被粉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一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和中国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抛弃了毛泽东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而推行了与之相反的错误的军事路线。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军事理论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它包括红军的建军原则和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两个方面。建军原则主要是:红军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和全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必须担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这三项任务。     

毛泽东在“福建事变”期间是否提出过“间接配合”十九路军作战的战略性建议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正当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酣战之时,国民党驻福建的第十九路军发动了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这是国民党营垒内的一次重大分裂。蒋介石因此被迫从江西“剿共”前线抽调五至七个主力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