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山西银号——兼谈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是晋商衰亡的直接原因

银号是明清时期伴随着金属货币白银的流通使用而产生并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的金融组织机构。它的产生比票号早,消亡却比票号晚。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商业贸易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过去由于史料的缺乏和对票号、钱庄、当铺研究的重视,一直未对银号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以致对晋商银号的研究,特别是晋商的衰亡时间产生了一些误解。例如,黄鉴辉先生认为"清末还有部分钱庄和银号仍在经营货币兑换业务,清度支部就把它们改称为银钱兑换所,到了民国初年,这些银钱兑换所或停业或转业也就不存在了。这样,延续400多年的货币兑换商最后在中国历史上就消失了"[1]109。事实上,到民国初年,这些银钱兑换所还存在,银号仍在营业,除了一部分票号改营银号外,太原、晋中、长治、晋城、大同等地仍有二百多家银号,直到抗战爆发的20世纪40年代,由于日军侵略破坏,晋商和银号才陆续消亡,延续500多年的晋商最后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消失。结合大量史料,通过对银号这一在晋商兴衰过程中产生过重大影响和作用的金融组织进行探究,可以论证出明清晋商衰亡不在清末民初而在日寇全面侵华时期。     

山西票号业务结构

汇兑、存款、放款构成了票号的基本业务。因票号的创办者及主要经营者为山西人,所以习惯上被称为山西票号。票号曾长期经营官款,有关其资本属性的界定与此密切相关。广义上讲,票号的服务对象亦是其业务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详尽的量化分析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异地汇兑为票号的主营业务;官款业务在其总业务中仅处于从属地位;而为广大工商客户提供信用支持才是票号业的主要职责。     

清代山西的商业市镇,平遥——以平遥市楼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平遥是晋中著名商业城镇,清乾隆以降,商业贸易逐步进入鼎盛时期,随着票号的创办,逐渐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由晋中商品集散市场渐渐成为中国金融中心。从现存于平遥古城市楼的一批碑刻资料进行的分析和研究中,可以具体看出平遥城内当时的商业面貌。     

明清时代边地贸易与对外贸易中的晋商

晋商崛起于明而鼎盛于清。明中叶九边防御体系的建立,九镇军需供应的扩大以及蒙汉私市贸易和马市贸易的出现,为晋商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清代晋商的壮大是与清王朝统一中国版图、平息西北叛乱同步进行的,清政府的鼎力支持是晋商地位显赫的重要原因。晋商不仅在开发蒙、满地区,发展边地贸易方面成绩卓著,而且在中俄恰克图贸易和中日长崎贸易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晚清票号的出现促进了商业经营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密切结合,将传统的中国商业资本运动推向最高峰。山西票号不仅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外贸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

晋商称雄500年的原因:一是票号资本的二重性适应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经济环境,二是与清廷有牢固的结托关系,三是把握商机、充当清廷的财政工具,四是有严谨的经营作风和引进创新的金融制度。19世纪80年代晋商走向急剧衰落,原因是国势衰微,百业凋敝的生存环境,近代银行的兴起与外资银行的挤压,以及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与剩余资本投向单一。     

山西票号在广东

晚清时期,山西票号在广东所设分号共有15家,大多在广州和汕头两口岸。山西票号在广东的主要活动包括汇兑和存放款,其汇兑活动除帮助清政府上解各种饷项以解决财政危机外,更主要的是国内南北商业贸易汇兑和对外贸易汇兑,体现了晚清中国金融业从内陆向沿海延伸,从国内商业资本的汇兑走向对外贸易的投资这一新趋势;其存放款活动主要是针对广东地方政府和官员,可见山西票号与广东地方政府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依赖关系之密切。此外,山西票号在广东还从事商业贸易和发行银两票的活动,促进了当时广东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     

试论山西票号的经营模式

山西票号的创建,揭开了以汇兑进行结算的新时代。山西票号全部是由总号和分号组成的中小型金融机构,此即山西票号的经营模式,它的基本特点就是本小、利厚、快速高效。由于这种经营模式特别能够适应金融市场复杂多变的需要,所以奇迹般地创造了山西票号的辉煌业绩。     

中国零售银行的制度变迁和发展路径研究

中国零售银行经历了从初始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发展变迁,典当、钱庄和票号等构成了中国零售银行的初始形态.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零售银行经历了曲折的制度变迁过程,合作金融、邮政金融等几经废立.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不断探索新时期适合中国国情的零售银行发展模式,积极推动零售银行制度改革和创新,包括改革合作金融体制,成立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推动城市商业银行改制上市,为发展城乡社区型零售银行创造条件,同时改革邮政金融体制,成立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为我国大型零售银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零售银行制度在变迁中不断向前发展.我国零售银行的发展路径应该是组建社区型零售银行以及建立跨地域大型零售银行,实现对零售金融市场的全覆盖.     

山西票号的发展对解决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启示

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不仅是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重大难题 ,也是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 ,是当前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通过对中国金融业的鼻祖———山西票号发展的研究 ,对比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状及成因 ,山西票号在政企关系、经营意识、市场构建以及管理创新等方面的经营经验 ,对解决这一难题会有所启示     

创新与固守：山西票号发展路径的两重选择

在山西票号的百余年发展中,创新与固守是其发展路径的双重选择。因地理环境和气候的特殊、政治及历史因素的偶合、创新型商业人才的蕴育等因素而促成经济文化创新,如对传统重农抑商观念的改铸、商铺改组票号、厚德重行人才培养模式和独具特色经营管理制度的开创等。然而,长期浸润于传统文化之下的票号经营者,因摆脱不了官本位和封建皇权及与生俱来的保守和排外,终使票号在固守中走向衰落。山西票号的兴衰说明,企业长期繁荣的基础是知识和创新。     

李宏龄与山西票号

山西票号衰败的原因 ,既有客观因素 ,亦有人为因素。李宏龄曾长期担任尉丰厚票号的分号经理 ,他的改革举措因各种原因归于失败 ,从中我们不难体味“人事”对山西票号转型的阻碍作用。     

山西票号中前期顺利经营的制度性因素

山西票号是中国银行业的开山鼻祖 ,曾执中国近代金融业之牛耳近一个世纪之久。它之所以有这样的业绩 ,应归因其较完备的制度性因素 ,即顶人身股理念的应用、严格的人事管理制度及灵活的经营管理策略 ,等等     

清代山西的商业城镇——太谷

太谷自古就是山西著名的商业城镇,清代至民国时期商业发展到鼎盛,城内店铺林立,商业贸易活动繁盛。清代中叶,随着票号的创办,太谷县城逐渐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从现存于太谷县城外净信寺的一批碑刻资料入手进行分析和研究,可以还原清代及民国时期太谷城内的商业面貌,并考察出太谷籍商人的行商地域范围。     

中国东盟区域金融合作：背景、进程与发展趋势

中国东盟区域金融合作是区域经济集团发展的必然趋势 ,已取得一定进展 ,对东盟与中日韩的区域金融合作并最终实现东亚金融合作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中国东盟的金融合作与其他区域金融合作相比 ,仍处于初步合作阶段。文章主要阐述中国东盟区域金融合作的背景、进程、存在的问题、遇到的困难以及发展趋势等     

中国式金融分权:文献综述与研究展望

中国式金融分权是中国式分权的重要内容,与财政分权共同促成中国经济增长奇迹.随着中国金融自由化的推进、地方金融的发展以及区域金融风险的增强,金融分权问题日益凸显.然而既有文献对于金融分权研究的深度和系统性不足.鉴于此,本文结合中国的经济实践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式金融分权的研究脉络和成果,以期推动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和系统化,并为...     

金融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一个文献回顾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保证。金融发展理论及其跨国经验研究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全要素生产率与金融发展有着重要的联系。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同时经历了经济增长和以银行中介为主体的金融发展过程。已有中国经验研究文献表明,加快银行体系改革、推动金融发展应该成为中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战略选择。     

中国民间金融的兴起与发展前景:温州案例

"温州案例"的研究表明,随着以温州为代表的民间金融在中国的兴起,内生于中国体制外经济发展中的民间金融制度已成为中国金融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事件.民间金融是在中国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经济制度变迁中的诱致性融资制度变迁,它作为一种市场化融资制度安排为中国的渐进式经济改革提供了强大的体制外金融资源支持.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参入WTO后中国金融业面临竞争格局的变化,民间金融必将以其制度优势及强大的制度示范、扩散效应,对中国国有银行的制度创新乃至中国金融制度的变迁产生积极的影响.     

农村合作金融异化的经济法反思

农村合作金融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旧有的合作金融组织不断向商业化方向演化,新的合作金融组织在不断地产生,是农村合作金融发展必然要遵循的规律.面对农村合作金融这一发展规律,对经济法的本质、经济法价值、经济法的功能进行必要的反思,对于进一步把握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的改革思路、明确新时期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洋务派的金融活动

一鸦片战争前,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没有银行,只有钱庄与票号;鸦片战争后,外国银行侵入,中国自己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没有银行。马克思曾把银行称之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精巧和最发达的产物”,我们这里谈金融活动首先就从银行谈起。洋务派首脑李鸿章提出拟设官银行的节略是在1885年。他在叙述了办银行的必要的理由之后说,“若由户部及外省委员开设,恐信从者少,资本尤缺,须纠合中外众商之力,着实办理,可期经久。”他在奏请清政府设立银行时,附呈了英国人克锡格和密克两人所拟的章程和计划。1886年,美国有一个叫米     

金融发展理论的历史沿革及对中国改革的启示

伴随着金融的产生、发展和创新,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争论不止,并最终形成了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金融发展理论主要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新视角出发,探索发展中国家为促进经济发展所应采取的金融政策,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政策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