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汉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素描

俄罗斯汉学具有自己特色,研究视野广阔,自成体系。出现了众多的汉学家,形成多家流派、研究中心和民间协会,为传播和研究中国文化、为世界汉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本文介绍了汉学在俄罗斯的起源和发展、汉学流派以及今天俄罗斯汉学的主要研究方向。     

当前法国儒学研究现状

法国汉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内容上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数学等方面。近二三十年以来,法国在儒学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有了较大的突破。于连、程艾蓝等知名汉学家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分别从思想、学术等层面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范式,同时对整个法国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旨在讨论几个主要代表人物的研究工作,并尽量顾及他们的最新成果及其互相关系,从而揭示法国汉学界在这个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     

河北与海外汉学研究

河北作为我国经济、人口和文化大省,历来是海外汉学关注的一个核心区域。河北与海外汉学关联密切,清末民初甚至成为法国在华汉学的两大研究中心之一;近代以来,国外学术体系对河北所进行的经济、社会研究成果丰硕,产生过重要的学术影响;河北大学的西文善本书收藏也极具研究价值。作为海外汉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并握有珍贵的研究资源,河北应该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     

汉学或“汉学主义”

广义的汉学与其说是一门学问或知识体系 ,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 ,包括虚构与想象 ,协调知识与权力。狭义的汉学学科的意识形态倾向被掩蔽在学科理论假设与建制中 ,隐秘而不易察觉。“中国研究”出现 ,汉学进入后学科阶段 ,从冷战意识形态到中国威胁论 ,汉学的汉学主义贯穿始终。汉学主义批判触发的知识合法性危机 ,威胁到汉学学科与中国目前的汉学译介研究 ,后者的“自我汉学化”可能在无意识中助成的“学术殖民” ,从一个侧面使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建设陷入虚幻。     

西方早期汉学试析

17-18世纪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和研究,在学术史上属于早期汉学时期.西方早期汉学大致可以1688年为界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以利玛窦为首的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儒生的帮助下,研习文化典籍,体察风俗习惯,使早期汉学一开始就处在较高的起点上.第二阶段,由于一系列的原因,早期汉学转入法国中心.西方的早期汉学为19世纪以后现代成熟的汉学搜集了多方面的原始资料,奠定了基本的研究领域.     

关于法国汉学与汉语教学学科建设的访谈

中法建交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白乐桑在访谈中指出,中法建交以及两国文化交流是他汉语人生的关键,也是法国汉学与汉语教学研究发展的基础。在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法国汉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内容与焦点话题,并不断延伸、突破;汉语第二语言教学学科在法国得以建立,并在法国汉语大纲编制、中欧汉语水平对标认定、汉字门槛等级设置、“字本位”教学理念等方面,不断结出硕果。白乐桑在访谈中重点指出,汉语已经拥有了国际性语言的身份,学习汉语的目的不止是交际,还有两个目标必不可少：一是培养汉语思维能力,二是培养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能力。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更不能丢弃汉字教学。     

试论汉学建构形象之功能——以19世纪法国文学中的“文化中国”形象为例

与18世纪法国的“中国热”和20世纪中国对法国文学的大规模引进相比，19世纪上半叶，中法文化关系实际上处于一个相对沉寂的阶段。而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起，中法关系更是发生了逆向转化：伴随着侵略者步伐陆续来华的法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从仰视一变而为俯瞰，法国报刊中随之充斥着对中国的负面报道。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就在这样恶劣的外部环境下，我们依然可以在法国著名作家笔下找到充满“诗情画意”的“文化中国”形象。如此悖论般的文学现象缘何产生？本文拟通过对雨果、戈蒂耶等著名作家作品的个案分析，厘清它们与生发于18世纪、形成于19世纪的法国汉学之间的关系，并由此进一步探讨汉学建构形象的功能。     

傅飞岚《二十四治和早期天师道的空间与科仪结构》书后

本文介绍和分析法国汉学家傅飞岚先生一篇探讨早期道教空间和科仪结构的文章,用回到具体的空间并追溯文献的办法,可以看到汉学家的研究过程、发现不足和新的可供研究的问题。从这篇道教研究的文章中也可以窥见力图以道教研究展示法国汉学研究的学理和过程。     

汉学主义的历史批判

汉学主义作为一个新的理论范畴和批评话语已经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但是欲将汉学主义构建成一个可行的研究范式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其中包括研究汉学主义的产生、兴起、历史演变和内在逻辑.汉学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通过审视汉学主义在演变过程中的关键时期,分析历史上一些主要的思想家和学者们撰写的有关中国的学术论著,批判对形成中国学术研究的方式产生显著影响的学术思想,可以获得一个宽泛的汉学主义演变的历史形成脉络,把握其作为中国知识生产的一种体系在形成过程中的关键点,并了解其性质和主要特征,从而对最终演化为内在逻辑的一些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进行定位.因此,对汉学主义的历史回顾其实是探讨其基本原则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批判性审视.     

汉学与汉学主义:中国研究之批判

汉学是一门几乎与中国研究同名的学问,本文提出的汉学主义却不是汉学的一种形式,而是一个相关而又不同的概念性范畴,该范畴总揽了西方长期以来试图将中国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动机、逻辑、原因、认识论、方法论及其特点。本文试图对中国研究的一些方面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其主旨不是要修正谬误和偏见,而是要探讨支配汉学主义的认识论核心和工作逻辑。本文的具体目标有:构想和定义汉学主义,分析其理论框架和范式形成,描绘其在中国研究领域的一些表现,探讨其工作原理和逻辑,指出其带有东方主义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及族群中心主义的观点、见解、信念和实践,最终目标是为构想出新的、更好的中国知识生产的途径而铺路。     

论西方汉学杂志《通报》及其对中国科技的关注

创办于1890年的《通报》是国际性权威汉学杂志之一,是法国为汉学界所做的一个重大贡献。本文对早期《通报》(1890—1944年)的创办背景、栏目内容等方面作了简要的介绍,通过分析早期《通报》关于中国科技的论文,探讨当时西方汉学界对中国科技史的介绍和研究,以期对人们了解和研究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有所帮助。     

对新世纪汉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海外中国学也好,海外汉学也好,是一个学科领域,而不是一个学科。这个学术领域包括了若干个各种各样的学科和专业。因此,没有谁可以说囊括中国研究的所有领域。但是,随着学科的发展越来越精细,政治介入学术越来越深,海外汉学的研究领域扩张了很多。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成分越来越大。因此,需要在汉学研究的目的和基本方法、汉学的意识和理念、汉学研究与中国文化的重建、汉学的实际研究效应几方面做具体的探讨。     

“汉学主义”理论与实践问题再辨析——走向自觉反思、尽可能客观公正的知识生产

"汉学主义"的理论自提出以后,在国内外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在诸多评论"汉学主义"的学者中,基本上有三种看法。第一种认为提出"汉学主义"是有意义和价值的,应该赞扬和鼓励。第二种认为"汉学主义"虽然有意义和价值,但问题也不少,应该质疑批评以促使其进一步完善。第三种认为"汉学主义"是东方主义的翻版,既然已有后殖民理论,就没有必要提出名目虽新却没有创意的什么"主义",而且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本身也问题不少,"汉学主义"以有问题的理论作为理论基础难以成立。通过回应以张西平和赵稀方二位先生为代表的后两种批评意见,可以更深入理解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和后殖民理论,澄清一些对"汉学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误解,并回答对汉学研究、中西研究和跨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几个问题:"汉学主义"理论是不是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跨文化研究在全球化的今天是否还有价值?中西研究和中国知识生产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理论范式?     

民国学者视野中的美国汉学研究

在民国学者看来,美国汉学显然无法同法德日等国的汉学相提并论,但美国汉学界稍有影响的汉学新著出版后,即有民国学者撰著书评进行引介和评述。考察这些书评,不难发现在民国学者看来,美国汉学存在诸如研究者的中文修养薄弱、解释和译注史料时常存误解误译、材料搜集和材料审别难以博雅以及观点或结论常如隔雾看花,难求其情真理得等局限。美国汉学固然存在不少缺陷,但在民国学者看来仍有可取之处,如公开合作之精神、新颖之视角和方法、重视组织结构与系统性、冷僻领域和材料之注意等。面对海外汉学著述,民国学者坚持一种批判研究的态度,在充分注意其局限之同时,尽可能挖掘有助于中国学术之可取处。民国学者对待美国汉学的这种批判研究的态度及其所撰书评,对当下中国学界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剂清醒剂。     

王先谦汉学研究与书院传播

王先谦是晚清一位重要的汉学大师。受道光以后晚来湖湘汉学之风和督学江南时江浙考据学派的影响 ,王先谦的治学呈现明显的汉学倾向 ;在湖湘理学传统和晚清经世思潮的影响下 ,王先谦的汉学又不同于传统的乾嘉汉学 ,已走出纯粹的考据而呈现出既趋重经史考据 ,又能调和汉宋、兼采古今、求实致用的多途取向。王先谦一生治学讲学 ,始终没有离开过书院。正是借由如南菁、思贤、城南、岳麓等书院 ,王先谦为传播汉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晚清汉学的荟萃与实录——桂文灿的《经学博采录》

晚清学者桂文灿编撰的《经学博采录》,是清代重要的经学史著作,长期以来,该书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始终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文章由"其人与其书"、"荟萃与实录"、"汉学与宋学"三部分组成,作者认为该书作为学案体的经学史著作,收录了乾、嘉、道、咸四朝的汉学传习活动,较之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内容更为详实丰富,全面地展示了晚清汉学研究的延伸与演变的基本脉络。该书既是晚清学术语境中的集中体现,也是他归依汉学的真正祈向所在。桂氏的某些见解未免失之偏宕,有欠圆通,但是都显示出桂氏对传统经学的人文关怀,有利于现在的学者进一步了解晚清经学研究的实态。     

汉学主义的“超越”与“内在超越”——余英时和列文森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比较

西方汉学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有着类似于赛义德使用的“东方主义”的“汉学主义”的特征,这种特征有时表现得非常隐蔽。将列文森和余英时这一中一西两位学者对中国思想文化研究进行比较,发现“汉学主义”对他们学术研究的影响,及他们自身对所处“汉学主义”环境的“内在超越”和“超越”。     

新时期海外汉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影响

改革开放30年海外汉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影响甚大,主要表现在：第一,海外汉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散佚资料的搜集、整理作出了巨大贡献,某些海外汉学著作本身就是极具参考价值的重要文献;第二,海外汉学促进了大陆文学评判标准的改变;第三,海外汉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拓宽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空间。     

国内政治学视野中的海外新汉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成就与政治发展使得中国本身成为西方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其中政治学视角的中国研究的迅猛发展是传统汉学走向新汉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对这一趋势,国内政治学界一直予以密切关注,从引进、评介到批判式研究,已经形成了大量成果。基于文献计量学及其可视化研究方法,可以遴选出路克利等高产作者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产机构;同时借助于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可以发现,海外中国研究中关于政党、意识形态、农村和城市基层治理、公民社会和政治参与、人大制度和法治建设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更受国内学者关注。对于新汉学成果,国内政治学界大体持有质疑与建构两种视角。从21世纪新汉学的发展来看,中国这个大样本的方方面面都已经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对象。因此,在面对新汉学时,每一个学科都不能缺位,政治学更是如此。关于未来对新汉学的再研究,如何自觉地克服我们自身的先入为主之成见,又有效地应对其中隐含的"社会科学的自负",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海外郭沫若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访中国郭沫若研究会执行会长蔡震

在海外汉学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 郭沫若无疑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日本是海外郭沫若研究的重镇, 他们研究郭沫若的学者比较多, 而且持续、扎实地进行郭沫若研究, 并定期开展学术活动, 出版会刊, 研究水平总体上比较高。中日两国的学者在做学问的路数上有所不同, 当然也就各有长短。不过,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不同, 两国的郭沫若研究才可以有很好的交流和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