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巾舞长袖舞向着歌舞戏发展的演变态势

汉代巾舞、长袖舞作为舞蹈艺术的艺术表演中融入了"稽戏"、"伴唱"、"抃歌"等艺术表演形式,为原本属于"形体叙述"的巾舞、长袖舞增添了"歌诗叙述"和"角色叙事"的手段和功能。"歌诗叙述"的出现,既丰富了巾舞、长袖舞的情感表现能力,又为巾舞、长袖舞以"形体叙述"而演绎"故事情节"创造了条件,从而使得"形体叙述"的"角色化"转变成为可能。"戏楼"的"前台"和"后台"的设计,为演员在表演空间上的转化提供可能,作为"专业性"的"表演舞台"意味着舞台条件的成熟。东汉中晚期巾舞、长袖舞艺术表演形式,已经具备了向"歌舞戏"发展的必备条件,其发展演变的态势已然出现。     

古汉语“宪法”无根本法之义

汪太贤在《现代法学》2012年第6期撰文认为,古汉语"宪法"是"宪"的一个衍生语词,二者词义有很大程度的同一性。古人训"宪"为"法",多直解其义,未能尽疏其意。他们用"宪"称"法",初为特指先王之法或旧典,意为恒常有效、世代遵之法。后词义扩展,"宪"多泛指各种法律,成为对"法"的一种尊称。在先秦,"宪法"有两种构词:一是"宪"与"法"同义连缀,泛指国法;二是"宪法"是"显法"或"常法"之义,但无"根本大法"或"最高法律"之义。秦汉以降,"宪法"皆属同义联合语词,泛指"国法"、"王法"、"法制"、"刑法",有     

试析《庄子·大宗师》篇的"真知"

《大宗师》篇的"真知"是"真人"才能达到的一种境界。有"真人"才会有"真知"。"真人"与道同体,天人合一。"真知"也就是"知道"。要知道"道"乃是化生万物之根本,人的生死为"道"之所化,死生存亡本为一体,而"得道"则是一个不断剥离物欲的过程。要想获得"真知"必须打破对生死的迷执,必须摆脱仁义是非的束缚,还要经过"坐忘"的过程,最终达到"不知之知"的境界。"安命"是获得"真知"后的无奈的选择,但正是因为"命"对人的限制才促使人们不断对"道"进行追寻与探索。只有"道"才能引领人们找到心灵的安顿之所,才能找到真正的回家的路。     

后税时代乡村干部关系及冲突

后税时代乡村干部关系从"保护"、"逆保护"关系发展到"冲突"关系。具体来讲,税费时期乡干部充当了村干部的保护者,反过来,村干部对乡干部实行逆保护。税费取消以后乡村干部不再存在保护关系,乡村干部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为"与"不作为"的冲突也端倪初露。这种逆转性变化源自乡村干部之间目标取向的分异。展开来说,就是乡干部"疏农民"、"维稳定"与"竞升迁"的目标,与村干部"亲村民"、"促发展"与"保连任"目标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冲突。其矛盾化解也被非制度化。     

史书“故事”的文体衍化与秦汉子书的叙事传统

汉代史书中多有"故事"记载,原有"旧事"、"先例"、"旧业"之义。这在秦汉子书中也多有记载。汉代的"故事",除了严肃意义上的"先例",还有"滑稽"意义上的"旧事",前者是"成例",是文学题材中被引用之"典故"。后者具有一定的"叙事"色彩,非常接近后世的"小说"。另外,作为"旧例"、"典章制度"之义的"故事",也没有消亡,而是逐渐与汉代应用文体如诏书等发生了关联。     

璀璨星空与绚丽诗国:“为政以德”的天人象——《论语·为政》开篇释义

"为政以德"开宗明义指出了政治以实现正义为圭臬。政治的正义品质依据自然法则。"为政"卷开篇给出了两个自然,第一是"譬如"句作为明喻揭示的宇宙的自然,其运行依据"道";第二是第二章作为暗喻描述的社会的自然,其运行依据"德"。"道"与"德"都是正义的体现,然而"为政以德"却有两种情形,即第三章所展示的"德""礼"之治和"政""刑"之治。"德""礼"之治是"礼治","政""刑"之治是"法治",两者都是"德治"。"德治"本质上是一种民主政治。     

"不比"句多义性动因考察

"不比"句从形式上看是"比"字句的否定形式,但在意义上是不是"比"字句的否定式,众说纷纭。本文认为"不比"句不仅从形式上看是"比"字句的否定式,同时从意义上看也是"比"字句的否定式。"差比"本身包含"胜过"和"不及"两个意义空间,"不比"句在否定"胜过"义时必然留下两个意义空间:"等同"和"不及";在否定"不及"义时也必然留下两个意义空间:"等同"和"胜过"。这是造成"不比"句多义性的根本动因。"没有"句的功能是表示"不及"义,是从"不及"的角度去说X、Y之间的差比关系,因此,严格地说它不是"比"字句的否定式,不具有否定功能。     

歌唱艺术中情与气的功能性研究

"情"和"气"在传统唱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具有特殊的功能。情是"音"的本源,气是"声"的本源,音乐是"音"与"声"的统一,歌唱是"情"与"气"的统一。因此,处理好"情"与"气"的关系是决定歌唱艺术效果的关键所在。     

“名”以言“道”:老子“道体”的逻辑构建

"道"的本义无他,唯"名"而已。"名"的有无,构成了道的体系,"无名"以言道本,万物之始的状态;"有名"以言道功,万物由生的功用。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抽象地涵盖了天地无极,万物皆在无名与有名间出入往复,而其中妙理,可见于"欲"字。"无名"即无私、无欲;"有名"即有私、有欲。"恒无欲"与"恒有欲"对应的主体非体道之人,而是"无名"与"有名"。观欲而知欲之所由,于无欲中体"无名"之妙,道法即在这个"欲"的有无中隐藏,因此为"众妙之门"。老子道义的确立,是一个严密的逻辑过程,而"名"的概念是这个逻辑过程的关键。"名"非人为命名之名,表示的是事物的内在属性,"无名"、"有名"是贯穿老子思想体系的逻辑元素,知"名"才知"道"。     

建构“帝王之学”的信仰体系——真德秀《大学衍义》“诚意正心之要”解析

宋代理学家建构起一套以"天理"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天理"即是信仰的"本体","诚"的境界与"天理"本体是同一的。因而"诚意"不是知识体系中的问题,而是信仰体系中的问题。"诚"很难体会和把握,学者只能由"敬"以通"诚"。"敬"是"敬畏"之意,即对于神圣之物的畏惧。真德秀在《大学衍义》一书中讨论"诚意正心"问题,重在"崇敬畏"和"戒逸欲",其本质上乃是建构"帝王之学"的信仰体系。     

熊十力对王阳明“四句教”的解读和批评

耿宁先生在《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中,以王阳明的"致良知"为主题,深入剖析了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并梳理了其后学在"致良知"问题上对"心体"、"意念"、"良知"和"工夫"之间关系的看法。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在对王阳明"四句教"的解读中,在"致良知"及"格物"问题上对王阳明及其后学提出了批评,认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立了本,但在"格物"方面的"遗物"导致阳明后学丢弃实学。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说,阐发了辩物析理的思想。熊十力认为,这两者应该结合在一起,即见证本体后不可废量智,一切格物之事皆以致良知为本,方能达到他所期待的"内圣外王"。     

情范畴是正确理解孟子性善论的关键

中国传统心性思想的主流是"性善"论,对孟子"性善"论,前贤多从先验、天赋的维度来理解。但此类论证有一致命缺陷,是"一种推论"而非实际内容。随着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入,先秦儒家心性思想的另一重要范畴"情"受到关注。"情"是中国哲学、先秦儒家重要范畴之一,理解孟子"性善"论的"性"就必须把"情"作为基点。孟子是从情感的维度来看待人之本然,作为人之本然的"情"为善,率"情"而发,扩而充之,则"性"为善。"性善"之"性"由"情"所构,由"情"所生,这正是理解孟子"性善"论的关键之处。     

论国产动画片创作选材所存在的问题及因应

选材是动画创作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最重要的创作环节,关系到动画创作的成败。国产动画难出精品,主要问题是选材不好,难以逃脱"虚"、"神"、"远"与"旧"的选材窠臼,且处理方法不当,造成"只见神话,不见生活"。国产动画片应当艺术化地处理"虚"、"神"、"远"、"旧"等题材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贴近生活,关注生活,才可能走出成功之路。     

“礼仪”与“礼义”考辨——兼谈当前礼仪教学与培训中对礼仪之“仪”的误解与误用

"礼"与"仪"原本不分的。"礼"是通过特定形式体现的特殊意义,"仪"是体现特殊意义的特定形式。形式与意义合二而一,形式本身就是意义,意义本身就是形式。"仪"就是"礼","礼"就是"仪"。当"仪"与"义"与"礼"相结合时,"礼仪"与"礼义"二词具有极大的相合之处,而不是今天人们所说的"仪"是形式,"义"是内含。一旦"仪"脱离了"礼",甚至背离了礼之义,即"礼"的基本精神,"仪"就褪变为虚伪的形式。所以在礼的本质方面,我们强调"以仁释礼";在礼的作用方面,我们强调"成人"——"成仁";在礼的特征方面,我们强调礼的无限性。这样,我们就把"礼仪"这一概念与当前学术界、特别是当前礼仪教学与培训方面所讲的"礼仪"完全区别开来。     

孔孟“士”说同异论

儒家的"自我认同",在先秦是藉"士"说来表达的。孔孟都以"固穷而守义"来揭示"士"的本质特征,并强调"士"欲保持与体现其本质,当志于道,以践"仁"为己任;但孟子的"士"说,在对"士"之自我认同之主体意识、"士"之身份特征与社会地位、"士"之存在价值以及"士"之使命等的论述上,都可谓丰富与超越了孔子"士"说,成为原始儒家"自我认同"说的代表性学说。     

孟子的智德思想探析

孟子认为"智"的含义为"聪明"与"智慧",从"仁且智"作为孟子思想理想人格,可以看到孟子和孔子在智德方面的相似之处。孟子把"智"作为与仁、义、礼并举的"四德"之一,可以看出孟子智德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其创新之处。孟子指出"是非之心"虽为天之所与,本性固有,智德仍需藉由"扩充"与"存养"两种工夫而保有。孟子智德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强调"仁"德为首德的同时,也重视智德的辅助之效,并第一次将"良知"与"智德"两者关联起来。     

轻松一刻

潜力精明的商人让儿子小明去买瓶酒,告诉他不管老板开价多少一律杀一半价钱,小明点头去了。小明:"这酒多少钱?"老板:"80元。"小明:"不行,40元。"老板:"60元吧。"小明:"不行,30元。"老板:"那就40元吧。"小明:"不行,20元。"老板:"30元总可以了吧!"小明:"不行,15元!"老板生气了:"干脆白送给你算了!"小明:"不行,得送两瓶。"     

从"形而上学"到"行而上学":康德哲学哥白尼式革命的实质

从"知识"以"对象"为转移到"对象"以"知识"为转移的这种所谓康德"哥白尼式革命"并非单纯地是一种认识论的革命,而是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态度的确立。"旧形而上学""旧"就"旧"在"自然的认识方式"上,误以为"形而上学"是一种超验的"知识论";新的哲学思维态度,知道"知识"的限度,使"超验的"知识成为不可能,而使"超越的"实践成为可能,在这一限度内,才为"信仰"留了地盘。这种信仰其实就是对实践理性之自由的信仰。因此,新的哲学态度下的Metaphysik不再是按照"自然倾向"去认识的"形而上学",而是以道德实践之自由(道德行动)为目的的"行而上学",这才是康德哲学所实现的"哥白尼式革命"的实质。     

梁启超的“功利”说

梁启超的"功利"说,是"功利主义在中国"的最完美的表现形式。基于与西方功利主义发展不同的时代背景,梁启超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中,用他的功利思想对传统的利义之辨作了新的理解。他的"功利"说的基石是边沁的功利主义,他充分肯定了"乐利"是人的本性和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原则,并结合墨子的实利主义,对功利思想加以创新,墨子的"天下之利","利人就是爱人"的思想,把功利主义的利己主义引向了利他主义。从接受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利己"目的,到提倡墨子学说,转变为"利他"目的,梁启超完成了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转化,也为他的"民德"理论奠定了解释的基础。"利他"就是"利己"。人有着"自利"的本性,单单提"利他"是不可取的,但如果能让人们把"利他"和"利己"相联系,才能给人的"利他"行为一定的动力。所以,"道德"就是"利群",给于道德以利益原则的解释。道德不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的,关系利益的,这在道德学说中可谓是迈进了一大步。但相比于西方的"为个人利益找到道德依据"的功利主义来说,梁启超的"功利"只是建设新道德的基础,却不是新道德的全部内容。所以,梁启超的功利说就是实现德性的一种功利的原则,远远还没有上升到"主义",只能是一种关于"功利"的学说罢了。     

《马氏文通》“句读之别”再认识

《马氏文通》非常重视区别"读"和"句",反复进行论说,还先后对17个段落和3篇短文进行"读"和"句"的分析,示范"读"句"区别,很费了一番气力。后人批评《马氏文通》"读"句"界限不清,其实只是一种误解。关键在于"读"与"句"在结构上相同,只在语气上有区别,而语气是不怎么容易分辨的。不过,仔细领会《马氏文通》区分"读"与"句"的理论,它们的区别还是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