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中“主体与客体之说”的重新审视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学者提出了教育活动与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说”，即在教育教学中，教师和学生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的理论。这一理论被广泛地接受并且发展成了我国教育的基础理论。该理论把教师和学生二者对立起来，从二者中选择谁是“主体”，谁是“客体”，是对教育本质的曲解，是一大悖论。也正是这一“悖论”使我国当前教育出现了许多困惑和误区。只有彻底摒弃“教育中的主体和客体之说”，树立教师“服务者”，学生“学习者”的师生角色观，才能彻底挣脱这一“悖论”的影响和束缚，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的教育。     

园校合作中幼儿园主体地位的发挥——基于壁炉现象的启示

壁炉现象是校企合作中的一种“企业冷、学校热”的现象，其根源在于“学校单一主体”使然。园校合作中同样存在这一现象，“高校高、幼儿园低”的不平等地位以及“学校单一主体”的状况使得幼儿园在合作中主体地位不突出、所得效益不明显。因此，破解园校合作中的“壁炉现象”要以外部激励为辅、内部激发为主，创建“双主体”模式、发挥幼儿园的主体地位，让幼儿园从人、财、物方面获益。     

学生作为教育主体

在“教育主体”的问题上之所以会形成林林总总的不同意见 ,主要是没有区分好“教育主体”与“教育中的主体”以及“师生的主体性”这三个概念。本文通过对这些概念的辨析 ,认为学生是教育主体 ;通过将教育中的主客体关系分成三个层次、不同维度 ,从逻辑上指出了当前几种典型观点的错误之处     

论文学接受过程中的隔阻现象

分析了因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诸种差异性所造成的文学接受过程中的隔阻现象,其中视听感觉经验的不同,生命体验情感体验的差异,分属于不同的文化时空造成的不同的审美价值判断及接受主体的审美心理定势等等,是造成文学接受隔阻的主要原因。     

鲁迅对普列汉诺夫“唯物史观”的接受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普列汉诺夫等苏俄文论家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成为国内知识分子自觉的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的重要资源,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首先开始对普列汉诺夫的批评理论进行系统译介和研究工作的人便是鲁迅.作者从鲁迅与普列汉诺夫的学术缘分,普氏“唯物史观”对鲁迅“进化论”思想的重建、鲁迅的“硬译”原则等三方面分析鲁迅对普列汉诺夫“唯物史观”的接受这一问题;以阐释文化立场在译介对象的选择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论译者主体的内在结构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主体研究受到应有的重视,译者主体的作用也日益彰显。但也出现了有的译者以“创造”为名,行“背叛”之实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笔者从“需要—文化—心理”层面,对一个合格的译者应具备怎样的内在结构进行了探讨。     

歌唱者主体气质的张扬

歌唱是演唱者主体气质的展现和张扬。歌唱者的主体气质在演唱中呈“个性状态”、“共性状态”、“趋同性状态”。在演唱实践中 ,这几种状态交相辉映 ,使歌唱充满生命的活力。本文从歌唱者主体气质的形成以及在演唱中的张扬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分析。     

鲁迅 瞿秋白 巴金:主体人格的彰显、追寻和重获

鲁迅终其一生都表现出对主体人格的极力彰显与坚守,他以“立人”为奋斗目标。瞿秋白在临终前写的《多余的话》中解剖自我,极力追寻属于自己的生命主体性。巴金在经历文革劫难后,终于重新获得自己失落了的主体人格。如此说来,从鲁迅到瞿秋白再到巴金,20世纪的知识精英们走过了一条主体人格的彰显、追寻与重获的精神之旅。     

莫言小说与中国形象 ——以英语世界中的传播情况为例

鲁迅《摩罗诗力说》中的“拜伦”言说,成为后来在中国传播和接受拜伦的重要基础。它所建构的拜伦思想、精神、文本及意义,影响到中国对拜伦的言说及其价值评判。沿着鲁迅的思路,近百年来对“拜伦”的接受历经了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化,再回归到文学经典的过程。“拜伦”言说也受制于社会历史语境和言说主体的牵制。由此可见,鲁迅的“拜伦”言说及其被言说,隐含着当代中国学术向度与政治限度的博弈,拥有学术阐释史的意义。     

鲁迅瞿秋白巴金：主体人格的彰显、追寻和重获

鲁迅终其一生都表现出对主体人格的极力彰显与坚守，他以“立人”为奋斗目标。瞿秋白在临终前写的《多余的话》中解剖自我，极力追寻属于自己的生命主体性。巴金在经历文革劫难后，终于重新获得自己失落了的主体人格。如此说来，从鲁迅到瞿秋白再到巴金，20世纪的知识精英们走过了一条主体人格的彰显、追寻与重获的精神之旅。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兼谈鲁迅文学翻译思想的演变

从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维度研究鲁迅的文学翻译思想及翻译实践可以发现,在1903—1936年间,鲁迅完成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具体来说,1903-1926年间,鲁迅在外国文学译介中倾向于“文学革命”;在1927—1936年间,鲁迅的文学翻译观发生了质的飞跃,从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变。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鲁迅杰出的外国文学译介工作使他不愧为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界之战士”。     

对鲁迅中国小说史学的批判性研究--以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为中心

<中国小说史略>是鲁迅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份代表性成果.该书为中国古典小说正名添价,是第一部中国小说史.它对后来学者的影响很大.但同时具反讽意味的是,这种巨大影响又束缚了鲁迅之后的中国小说史家.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客观地思考鲁迅成就的一体两面.<中国小说史略>的成就与缺陷俱在,这些连同它们的意义,将在此一并给出.     

鲁迅，一个“肃然不笑的看客”——浅论鲁迅在“看客小说”中的参与方式

有很多文章在论述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其实现实中的鲁迅也是一个“看客”，只不过他是一个“肃然不笑的看客”。鲁迅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看客小说”的构造之中，无论是看“看客”，还是看“自我”，都能表现出他对于一般国人和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灵魂的痛苦解剖与深沉思考。     

“他者”眼中的鲁迅形象——以夏志清、司马长风、顾彬为考察中心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夏志清、司马长风、顾彬等人较具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中,建构了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类”形象。与传统文学史家不同,他们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立场和审美趣味。经过“他者”的多角度阐释,鲁迅形象得以不断增值,从而呈现出多副面孔。鲁迅形象的多样化描述,反映了鲁迅本体蕴涵着丰富的精神资源;同时,我们必须全面审视海外汉学的研究视角,以一种科学理性的态度来辨析其中的洞见和谬见,惟有如此,鲁迅研究才可能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     

不同版本现代文学史教材对鲁迅及其作品诠释的比较

文学史教学旨在培养学生“史”的思维与“文”的辨识，本文以鲁迅为例，着重分析不同版本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对鲁迅及其文学史地位的诠释策略及内容安排的异同。     

误读鲁迅:赞者的缺失——鲁迅《青年必读书》阅读札记

在鲁迅解读史上,《青年必读书》事实上成了所有试图全面解读鲁迅者必须面对的一个“结”。相较于反对《青年必读书》、反对鲁迅的观点而言,我们尤其应该警惕的是那种表面上对其表示赞同,实质上却滑向了反对者的泥潭的观点。这些赞同的理由由于对材料的隔膜、理解的偏差,等等,同样是对鲁迅及其《青年必读书》的误读。将《青年必读书》置于1925年的时代语境及鲁迅这一时期思想、文化观点的系统之中来进行读解,文章认为,鲁迅在文中所说的“要少——或者竞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不是一种策略化言辞,而是他生命中痛苦的文化体验的外化。     

心之灯与冰的火：－略谈鲁迅小说中的幽默与讽刺

讽刺和幽默虽然具有相同的喜剧品格,但在鲁迅的小说作品中,却体现着不尽相同的作用.鲁迅身为现代思想巨擘,在精神品格与思想境界等各个方面都呈现着超越性与先进性,因而也就具备了明敏地观察现实、透视人生的卓越思维,能够以个人的优越笔法,对社会作出超越性的看取,从而形成了幽默的行文,并内化为作者个人的标志性语体.而讽刺则被鲁迅推导至作品架构的前台,从三个矢向描述着现代社会的病态和不足,构筑成揭露黑暗的三种批判文本,并促使读者对造就病态的一切主客体原因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     

叙事学视野下《野草》的话语模式分析

鲁迅《野草》中包含了三种话语模式,即独白模式、对话模式和自由间接引语模式。这些具有不同表达效果的话语模式的运用,生动地展现了鲁迅对精神世界的探索和自我灵魂的剖析,表达了他复杂的情感体验和思想矛盾。     

鲁迅写酒

鲁迅本人长期饮酒,其对酒的认识也比别人深刻,付之笔端,便形成不少对酒的描写和论述。介绍鲁迅在其诗歌、小说、散文中有关酒的描写。     

论1927年以后鲁迅的"思路"

1927以后鲁迅看取社会和想象历史的“思路”发生了变化。作为一个知识者,鲁迅意识到阻挠革新的“大众”是一个难以切割的社会整体,而出于道德立场的选择他又以“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两相对立来划分社会。鲁迅视“大众的哑”为其漠视、反对革新以及屈服于被压迫之地位的根本原因;鲁迅寄托其历史理想于“无产阶级”之上,以其“开口”表达为构筑未来理想社会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