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古礼学和礼制研究

中国古代的礼是传统礼学、庙堂礼典、乡里礼秩的综合。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古礼学和礼制研究成果丰硕。传统礼学中,中古从累积进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三礼义疏之学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庙堂礼典则经历了因不同背景的政权或同时林立,或此起彼伏而造成的一次次重构,这重构在曲折反复、内容变异的同时,也在丰富乃至改写着中古吉凶军宾嘉五礼的内涵,这方面成果迭出,个案累积丰富;乡里礼秩在中晚唐首先出现,出现了最初的"礼制下移"趋势,私家庙制、敦煌书仪、乡饮酒礼等均是此脉络中不同侧面的构成点,改革开放以来研究稳步推进。     

宗庙礼制与汉代政治

皇室宗庙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礼制建筑 ,其中的礼制设置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和政治局势密切相关。从西汉末年元帝时期开始的“庙制改革”入手 ,详细回顾了其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 ,并深入分析了其中的政治、思想、学术以及其他方面的制约因素     

三星堆与上古中国的青铜礼制

器用现象是上古中国青铜礼制的本质体现。三星堆文化器用现象可见“同形”“列器”“三件套”三种,这是该文化青铜礼制形态的基本特征。三星堆文化中“夏器”器用可能多遵循了“夏(列)器夏礼”,“夏器夏礼”在古蜀文明中的延续与绽放,是中原地区礼失而求诸野的又一例证。同形现象是商文化青铜礼制的特质,三星堆文化中的同形现象是“同形商礼”的体现,表明三星堆文化与商文化青铜礼制同频共振。三件套现象是三星堆文化青铜礼制的特质,是“蜀礼”的根本体现。三星堆青铜礼制形态与特质的揭示,首次从礼制角度表明了古蜀文明是上古中国大地上多种文明融合之产物,进一步证明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元朝与高丽政治关系中的重要人物--高丽忠宣王王璋

元朝通过在高丽扶植亲元势力、联姻、设立征东行省等手段牢牢控制着高丽政局.高丽忠宣王是元朝与高丽政治关系中的重要人物并遭遇了政治命运上的大起大落,高丽忠宣王一生的政治遭遇表明高丽王或世子在元朝政局中的地位和立场不论对其政治命运还是对于元丽政治关系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礼制改革与王莽代汉

礼制改革是整个王莽改制中的最重要的部分,这是王莽"文取天下"的关键所在。其将五等爵制与郊庙礼制制度化的过程就是实现政权和平转移的过程。由此可见,王莽之礼除了是对儒家古制的追求,更是为了达到禅汉目的。其中一些制度虽然在王莽一朝没有得到彻底实施,但却成为禅让"心法"传替了下去,并不断地被后来者补充完善,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和平演变的主要依据。     

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礼制及其演变

洪武时期多次作出祭祖方面的规定 ,《大明集礼》的规定具有仿照《家礼》和国家礼制象征的性质 ,《家礼》、《教民榜文》和胡秉中的主张在社会上更为流行 ,政府祭祖礼制的特点是认同朱熹《家礼》,这也反映了《家礼》被社会认同的现实。明代宗祠的建设与发展 ,是以《家礼》的普及和士大夫的推动为背景的。“议大礼”的推恩令导致的嘉靖十五年家庙及祭祖制度的改革 ,特别是允许庶民祭祀始祖 ,更在客观上为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 ,强化了宗祠的普及。     

北泉议礼及其成果——《中华民国礼制》

文章论述分析了其制定背景、过程及其主要内容,剖析了其进步性和局限性。在当时社会、政治活动需要及政要人物推动下,在《礼制草案》的基础上,经过礼制谈话会和北泉议礼,制定了《中华民国礼制》。由于当时种种原因的影响,该礼制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有迷信、繁琐、不合时宜的弊端,等级思想严重等。但是其进步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其内容对礼仪名目、仪节进行了简化,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吸收了西方的礼仪,呈现与国际接轨的趋向,具有较强的系统性、条理性。     

隋炀帝三征高丽的背景

隋炀帝三征高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在地缘构成上的特别关系,乃是三征高丽的内在驱动力;征讨高丽乃是隋文帝时代就已经确定的政策;东都洛阳的成功营造并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大运河的胜利开通,以及因突厥、吐谷浑等族被压平所带来的隋帝国西北边防压力的减轻,标志着对高丽决战条件已经成熟。因此,隋炀帝三征高丽并非好大喜功之举,亦非亡国之主要原因,而是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政治决策。     

试论庆源李氏家族与高丽贵族政治的关系

高丽中期是贵族政治达到鼎盛时期,门阀贵族势力膨胀,庆源李氏家族是最典型的代表,在百年间国家大小事件都离不开庆源李氏一族。剖析庆源李氏一族兴衰史,了解庆源李氏一族发达与高丽贵族政治关系,利于我们理解把握高丽贵族政治兴衰。     

秦都城中礼制建筑研究

秦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 ,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其都城中的礼制建筑也是一样 ,既有对周文化的继承 ,又有自己的创造。秦国早期的礼制建筑在其都城建设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到后期特别是建都咸阳后 ,作为供帝王居住的宫殿的地位高于礼制建筑 ,礼制建筑营建于宫殿周围。这种宫殿与宗庙的结构一直延续到中国封建社会末期。     

高丽汉诗对宋诗之接受研究

高丽与宋朝并存三百多年,其文学也深受宋代文学影响.就高丽汉诗而言,其对宋诗的接受,主要包括文本的接受、作家的接受以及诗学观点的接受等.通过梳理高丽诗人阅读的宋人诗集,分析他们对宋诗接受的方式,并深入了解宋代诗学观念对高丽汉诗的影响,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掌握高丽汉诗的发展特点.     

礼制背后的政治诉求解读——以北宋官方礼书制作为中心

北宋前期礼制的政治诉求是从文化传统上确立赵宋王朝的合法性。中期礼制核心则在于从制度上防范女主专权．井确立一代政权的规范典则。后期的礼制则在于贯彻神宗以来的政治改革路线,同时规范失范的社会秩序。     

宋代官方礼制实施情况考述——以《宋史·礼志》为中心

《宋史·礼志》所载宋代官方礼制的实施情况,包括官方礼制实施的前提、依据和实施情况三方面。其中,官方礼制实施的前提有稳定的政局、一定的财力等,官方礼制实施的依据有祖宗旧制、前代之制等．而官方礼制实施的情况则主要有礼制与实施条件吻合、部分吻合和不吻合三种情形。     

元代高丽贡宦制度与高丽宦官势力

高丽贡宦制度是 13— 14世纪伴随蒙元帝国同高丽王国之间宗属关系逐渐确立而形成的一种特殊国家行为关系 ,是中韩文化交流史上在特定历史阶段所产生的一种特殊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高丽王国定期向蒙元帝国献纳宦官 ,使得元朝出现了一个高丽宦官政治势力集团 ,对元朝和高丽王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均产生了非常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浅谈司马迁的礼制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不遗余力地抨击暴政,讴歌正义,后人们对司马迁形成这样的认识:司马迁就是平民的大众的史学家,他和统治者是对立的.确实,司马迁曾无数次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摇旗呐喊,但是不要忘了这焦灼的呼喊有一半忧的是汉家天下.司马迁写<史记>,就是要从宏观上为大一统的汉朝构建与之相应的文化层面的政治伦理秩序.<礼书第一>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了解司马迁的思想和价值观.     

两汉礼制发展之比较

在中国礼制史上,两汉礼制虽然比较粗糙,但开辟了礼制建设的新时期,奠定了其后近2000年以礼治国的基础.两汉历史上有过3次制礼高峰,但每次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汉武帝时期制礼重在郊祀、宗庙等祭祀鬼神的礼仪,西汉末年托古改制量在国家制度的制定,东汉初期的制礼重在仪礼等社会成员名分的维护.在两汉礼制同中有异发展的背后,隐含着大一统帝国的真正形成.     

高丽王朝与辽、宋政治关系之比较

高丽王朝与辽朝、宋朝之政治关系复杂而微妙,通过高丽王朝对宋、辽派遣使节的频率、内容、地位及高丽对这两个王朝的外交政策等方面的比较,可以发现高丽王朝处理与中国关系的基本理念,即高丽始终奉行"以小事大"的外交原则,在辽朝的武力征服和威胁下不得不向其称臣;同时高丽对中原文明怀有深刻的文化认同感,但这种文化认同感又必须服从于实力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