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户口减半”考实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人口多次出现大起大落的变化。即使在同一朝代之内,人口数也可能有剧烈变动。但由于史籍记载过于简略,又缺乏其他参考数据,加上封建时代户籍制度的弊病造成的虚假失实,使这些变化的真实情况难于稽考,汉武帝时“户口减半”的记载即是一例。袁祖亮同志在《西汉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初探》一文中认为,“武帝末年的人口并非减半”,且有所增加,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现拟将汉武帝时期的人口变化事实作一考订,以就正于袁同志及史学界。     

范仲淹“庆历新政”行废考实

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能够突破因循保守、提倡革新的杰出政治家和文学家。他在宋仁宗时期,主持了改革弊政的“庆历新政”,虽然这次改革历时不久,但他的遗志在十多年后,即在王安石和宋神宗主持的变法中得到实现,他的爱国胸怀、苦学精神、廉洁操守、宏伟抱负,永远值得人们景仰和学习。近年来,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颇受史学界的重视,出现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但在庆历新政各项措施的行废问题上,各种著作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使读者莫衷一是。本文试图对庆历新政各项措施的实行和废罢进行专门的探讨,以期找到比较符合史实的结论。     

明代田赋“折征”到“征银”的转变

明代田赋之征从“折色”制到“征银”制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各项税收都逐步实现了用银征收,从而对明代白银的货币化进程、粮食价格波动和海外贸易都造成影响.田赋征银增强白银的货币本位地位,促进了国家税收商品化、国家财政市场化,因而明代商业、市场、外贸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国家财政和税收政策连为一体.税收征银从属于国家的政治和军事需要,在客观上能够节约仓储及管理费用,在增加明代财政收入的同时还节约了统治和管理成本.     

春秋“舆人”考辨

在春秋历史舞台上,舆人的活动颇为频繁。据《左传》、《国语》等史籍记载,春秋列国中涉及到舆人的国家有周、晋、郑、秦、齐、楚、宋、陈、吴等,说明舆人是春秋时期广泛存在的一个阶层。过去的经学家多将舆人释为“众人”。本世纪５０年代,一些古史研究者围绕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对舆人的身份进行过探讨,一种意见认为他们是奴隶①,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国人②。童书业先生在其遗著《春秋左传研究》中对奥人亦作过考证③,他的观点比较接近于第二种意见。总的来看,史学界对舆人的研究是很不够的,过去的观点亦有可商榷之处。一、春秋…     

春秋“五霸”辨

春秋“五霸”到底是哪五位?说者不一。《白虎通·号篇》云:“或曰:‘五霸谓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也。’……或曰:‘五霸谓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也’。”这两个说法,自东汉起,为后人所沿袭(直至今天,还有不少人采此两说)。但究其实,两说都是不准确的。     

“春秋五霸”辨

<正> 关于“春秋五霸”所指,向来异说纷歧,莫衷一是。五霸的迭兴构成了春秋时期列国兼并的骨干,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历史问题澄清真相,辨明事实。一、五霸之称有两种首先需要考察的是,“五霸”之称出现于何时?检索史乘和诸子的结果,《春秋》及《公羊传》、《谷梁传》,《国语》、《老子》、《论语》、《墨子》,均无“五霸”之称。这一称号最早见于《左传》,至战国中期以后则大量出现于诸子著作中:《庄子》中一见,《孟子》凡七见,《荀子》和《韩非子》各八见,《吕氏春秋》凡九见。但是,五霸之称却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三代五霸,一是指春秋五霸。关于三代五霸,最早的记载见于《国语》,《国语·郑语》载周太史史伯答郑桓公云:“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当周未有”。其时当春秋初年,还只有昆吾、大彭、豕韦三霸的传     

好太王碑中的“平壤城”考实

好太王碑碑文中镌有"下平壤"和"平壤城"。这是一南一北两个地方。下平壤在鸭绿江左岸,平壤城在鸭绿江右岸。鸭绿江右岸的平壤城不是国内城及其石城内的土城,而是"国之东北大镇"的新城,地处集安良民,为东川王所筑、故国原王增筑。     

春秋“流亡婚姻”考述

据统计,春秋"流亡婚姻"共10起,涉及11国28人次,其成因分为流亡者流亡和与流亡者通婚两个方面。前者是君权和公子及卿大夫集团的矛盾,后者是要利用流亡者为本国利益服务,其结局分为"返国为君"、"定居为仕"、"赋闲定居"和"最终被杀"四个类型。通婚对流亡者的政治前途有重要影响是其显著特征,"流亡婚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春秋时期民族融合、婚制以及妇女地位等状况。     

“春秋决狱”研究述评

文章对学术界关于“春秋决狱”的研究状况进行综述,概括为六种不同的观点,即“应用习惯”说、“判例法”说、“否定”说、“肯定”说、“轻刑”说、“衡平”说等。文章赞成“否定”说,并详述了理由。同时认为,“应用习惯”说、“判例法”说、“轻刑”说等也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值得重视。     

“《春秋》笔削义法”新说——突破“春秋学”千年误区新探

孔子“笔削《春秋》义法”是两千年《春秋》研究的核心问题,一直扑朔迷离,奥妙莫测。自汉代董仲舒“公羊学”盛兴,标榜孑L圣人作“经”,从中生发无数穿凿附会,矛盾百出的“微言大义”,从此将《春秋》研究引入误区。考先秦至汉初典籍,凡称名皆“孔子作《春秋》”,而所征引《春秋》皆出自《左传》。《左传》乃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而成,它与左丘明所撰《国语》思想倾向、语言风格皆截然不同。显然,《左传》主体即“孔子史记”,也就是孔子所“笔削”的《春秋》。“《春秋》笔削义法”存在于《左传》之中(而不存于“经”中),笔者不揣浅陋,抛砖引玉,希望把“春秋学”引出千年误区。     

刘基“春秋学”论析

明代开国文臣刘基是素被后人仰慕的“树开国之勋业,而兼传世之文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1465页中华书局本)的杰出人物。刘基熟谙群科,其思想内容十分丰赡,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基哲学思想的主体是什么?从五十年代开始就曾引起一场颇具规模的争论。分歧的根源,一方面是由于对同一材料的不同分析角度引出的不同结论,另一方面则是分析刘基思想所依据的材料有别,因为刘基作品中各部分的思想确实略有不同。唐宇元先生在他的论文《刘基思想论析》(载《浙江学刊》1985年第3期)中认为刘基更象     

欧阳修籍贯考实

欧阳修的籍贯 ,《醉翁亭记》结尾已明言为“庐陵” ,《宋史》本传也说他是“庐陵人”。但一具体化 ,问题就来了 :一说为“吉安” ,如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 ;又一说为“吉水” ,如《辞海》 ;还有一说为“永丰” ,如《历代名篇选读》(上海古籍出版社 )。究竟哪种说法正确 ,还是     

曹魏田制考实

曹魏田制,渊源两汉,而重点不同。西晋的占田制和课田制,就是曹魏田制的继续。后来北魏到唐的均田制,又和西晋田制有因袭关系。可以说,从汉末到唐中叶六百年间,土地制度大的改变开始于曹操。但在曹操评价的讨论中,一般只重视曹魏的屯田制,而未注意占田制之存在于曹魏。这正是曹魏田制的主要方面,它下开西晋、北魏正在于此。因作此篇,以为补苴,并供商讨。     

“中国历代人口土地田赋统计”一书已脱稿

数达80多万字的“中国历代入口土地田赋统计”一书,系中山大学教授梁方仲先生和他的助手们多年精心编著的巨作。该书广泛搜集了我国自西汉到清末约二千多年间有关户口、田地及田赋数字,制成统计表213张。全书分为正编、附编、别编等三篇。正编按内容分为甲、乙两篇:甲编主要是关于全国户口、田地的总情况和历代户口在地域     

明初户口升降考实

<正> 长期以来,史学家们每每以明初的户口上升来证明当时生产的发展。但只要认真地研究一下有关资料就可以发现,其实明初的户口虽曾迅速的上升,不久却转化为长期的停滞。若以不同的地区而论,当时既有大幅度的上升,又有大幅度的下降。笼统地谈论     

沙陀名号考实

沙陀因居地有沙漠而得名,因受唐廷重用而发展壮大并入主中原。沙陀这个来自西域的部族最终融合于汉族,反映了唐五代时期民族融合趋势和民族认同心理。     

春秋“志”、“语”及其文化意蕴

西周至春秋时期,社会上流传两种重要文献——“志”与“语”.它们先口耳相传,而后“书于竹帛”,是先秦社会中重要的“语”类文献.在经典文献结集的时候,成为《左传》、《国语》的素材,得以流传至今.在西周至春秋社会,它们承载社会的理性价值判断,成为当时重要的话语资源,是前诸子时代的精神资源.     

关于春秋典籍中的“人”与“民”

一九七六年二月,《论语新探》(以下简称(《新探》)经过该书作者进行了所谓“根本修改”再次出版。既名“新探”,又是七十年代修订出版的著作,人们会以为是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对《论语》的研究有什么突破。然而,它不过是对几组普通词语进行了一番特别的考证,其中最主要的一组就是“人”和“民”。据作者说,他“发现了一件颇为有趣亦相当重大的事实,即孔门所说的‘人’‘民’,是指春秋时期相互对立的两个阶级。”作者断言:《论语》中的“人”专指统治阶级即奴隶主,“民”专指被统治阶级即奴     

太平天国田赋制度的变革

太平天国田赋制度的变革刘秋霞马克思指出：“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态。”①在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决定了传统的田赋制度是“业户完粮，佃户交租”、“粮从租出”。历代封建法典及社会观念都极力维护这种经济关系。发生在１９世纪５０年代...     

三娘子画像考实

解放后不久,我在北京琉璃厂一家画店买到一幅三娘子画像(见图).当时,同样的作品有两幅,我则挑选了有金兆蕃题诗的一幅,都是从名藏书家傅增湘的后人那里散出的(另一幅为陈缘督所临摹).盖傅氏死后,善本书归了北京图书馆,普通书斥卖给中国书店,字画文物则散落在市场上(友人徐宗元则得了罗振玉贺傅六十生辰的楷书诗轴一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