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事型”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机制与传播效应

蔡东藩、许啸天、陆律西等人的民国“时事型”历史演义小说,对民国历史进行及时迅速的“演义”,将琐碎零散的历史事件编织为精彩纷呈而又有因果序列的“故事”,在对这些历史的书写与阐释中,作者与读者围绕文本形成了一个亲密性的阅读共同体。这个阅读共同体的类型期待、趣味模式决定了小说的叙述成规与策略,如以史为鉴道德训诫立场下的忠奸善恶对立、寓教于乐中的传奇香艳等。另外,如何演绎历史时事文本,也受到政治环境、大众传媒的制约,这些民国演义小说既有批评空间开拓的努力,也有服从市场运作机制的媚俗倾向。     

中国当代小说中民国叙事的语境、演变、局限

小说是作家以自我经验为基础的特殊言说,这种言说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言说对象与言说语境,中国当代小说对民国时代的叙述也不例外。由于民国时代自身的多面性与含混性,由于中国当代作家所生活的历史文化空间的不断变易,以民国时期的社会风貌和生活状态为主体内容的小说,随着讲述时代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自独有的面貌,从而使艺术世界中的民国时代成为一张不断被重新涂写的羊皮纸。     

论世纪之交的民国叙事小说

世纪之交的民国叙事抛却展现社会风貌和历史图式的固定层次,而专注于展示与传递个体的存在状态:人是被历史拨弄的无能为力的对象。这样作家就把历史感作为一种纯粹的修辞手段,纳入自己的整个艺术框架,从而使民国时代在小说中的出现变成了一个美学上的问题。但这种转变也使民国时代的社会形态和精神特质从文本中悄然隐退。     

市场经济语境中民国史小说创作论

市场经济对民国史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消除了作家与普通大众的差别,作家只能以普通人的眼光看待现实、审视历史,从而发现了民国时代稳固、久远的日常生活及其历史延续性,即宗法组织、亲情伦理、封建等级等传统文化精神对人们的生活、行为的渗透与影响。另一方面市场规则的运作也使民国史小说强化了色情、暴力与神秘等内容,从而构成了另一种限制。     

五四小说文体新论

五四时代是文体自觉的时代。“杂异”是五四小说文体独特的审美形态。这种小说文体的建构，蕴含着颇为典型的文化精神和试验意义，深刻反映了中国文学、文体发展的内在要求。五四“杂异”体小说。为传统小说的现代化，为中国小说的世界化，所尽的那一份历史责任，是功不可没的，也是无可替代的。     

为什么关注“民国文学”？——在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演讲

“民国文学”是继“新文学”、“现代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后的又一个历史概念,与其他三种文学史概念比较,它更加突出具体的国家历史情境,倡导历史还原,返回历史现场,有助于克服其他几种描述脱离历史实际的某些弊端,赋予“现代”具体的内容。在今天,“民国文学”研究已经衍生出一系列更为具体的研究思路。如“民国史视角”、“民国机制”等等,回到“民国”,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复杂,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这样的研究不仅有利于真正跳脱数十年“阶级斗争”史观的束缚,也有助于摆脱我们目前对西方“现代性”知识话语亦步亦趋的追随,在对民国以来历史的还原和追求中建立我们自己的概念、范式和研究的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民国文学史”的研究绝不仅仅是历史书写的“命名”问题,不是研究活动的旗帜与口号,更意味着一系列新的文学研究命题的出现,意味着一系列新的洞见和历史细节的发现,当然,更意味着我们研究的当代性的凸显：不仅是用“民国”来概括一段过去的现象,而且是用特殊的历史记忆来反观、反思我们的今天,推动我们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批判。借助“民国文学”这一叙述角度,在中国大陆过去被遮蔽的文学现象、历史现象将重新提出,并引人深思。例如民国经济与文学的关系,法律形态与文学的关系等,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关于“经济与文学”的讨论就不可能是“旧题旧做”,甚至也不能用“旧题新做”来加以概括,在与民国经济相关的这一段文学史中,我们完全可以找到新鲜的“主题”和大量被遮蔽的史实。同样,在排除大量人为的预设之后,我们可以目睹现代法律与文学生产的诸多细节。     

论五四文学中的“狂人”形象

1918年春,鲁迅与钱玄同在北京绍兴会馆那场关于“铁屋子”的世纪性对话,催生了现代中国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催生了现代小说人物画廊中“狂人”家族的第一个典型。“狂人”形象的大量出现,是五四文学的一个独特景观,与现代中国的历史转型和人格现代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狂人”作为那个时代特殊的群体,不仅有很高的文学审美价值,也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20世纪初是一个需要“狂人”而又产生“狂人”的时代。诚如黎锦明在（大街的角落·序》中所说：“甘世纪是精神病倾向最明显的时代”。病理学告诉我们,一般精神病…     

论迟子建小说文本的新开拓

迟子建的小说文本钟情于历史,并吸纳了新的方法。尤其是有关“文革”史与伪满洲国历史的文学表达,作者擅长构建独特的人文视角,从日常生活写起,运用民间立场,书写平凡的生命个体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的真实感受,显示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书写策略。     

再谈“‘五四’文学革命”与“两个翅膀论”

以“鸳蝴派”为代表的民国旧小说表面上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衣钵,但从总体上说,它属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强驽之末,从形式到内容,它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的时代需要了。“五四”文学先驱所以要对它大力扫荡,正是基于这一点。而“五四”新文学所以能取而代之,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这是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至于以“两个翅膀”之名来攻击“五四”文学革命,给“五四”文学革命抹黑,就更是螳臂当车了。     

《天真时代》的叙事策略简论——兼谈作品中女性人物的权力意识

小说《天真时代》是美国现代小说家伊迪丝·华顿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曾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华顿以其独特的叙事艺术表现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禁锢与压制这一主题。文章认为,“可视化”人物塑造、省略和重复等叙事手法的综合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作品的艺术效果并深化了小说的女性主义内涵。     

威塞克斯小说的戏剧化形式

古希腊戏剧独特的戏剧要素和构建方式为哈代提供了一种具有生命力的结构和有机的形式 ,不仅使他的威塞克斯小说在美学上独树一帜 ,而且还为英语小说建立了一种新形式———相对单纯的背景、精巧的结构、不枝不蔓的情节 ,代表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英语小说的变革要求。虽然这种形式与后来小说界的“非戏剧化”的倾向背道而驰 ,但它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陈规仍不失为一种背叛。     

”他者“现照下的超越——郁达夫自叙体小说与日本私小说的关系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他对现代文学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尤其是“自叙体小说”的创作。郁达夫受到“私小说”的影响，但由于时代和社会的原因。又使得他超越私小说，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与风格。本文意在通过对郁达夫与“私小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与阐释，为郁达夫研究提供一个向度。     

从现实主义到新写实小说──评池莉的“人生烦恼三部曲”

女作家池莉继《烦恼人生》之后，陆续又推出了“新写实小说”《不谈爱情》和《太阳出世》等作品。这些小说，以其女性细腻而敏锐的目光，以及汉味十足的独特的文化氛围和悲喜兼容、庄谐互见的审美品格，受到评论界的称道，并被誉为“人生烦恼三部曲”，成为“新写实小说”最典范的作品。本文试图剖析以池莉为代表的新写实派小说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传统现实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找出新写实小说处理“写实”与现实关系的独特形式，总结其成败得失，以利于今天的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为新写实派作家，池莉忠实记录了新的历史时期复杂而剧变的生活…     

意义重释:民国文论体系话语的重要趋向

民国文论的体系建构负载着民国学人的历史想象与现实担当,砸破以往即兴体悟式的“私人话语”形态,在全面审视历史与时代的潮流中抒写社会的“公共话语”,发掘民族文化自信,民国文论展现出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恢宏气象。民国学人兼顾中西、古今文论的各自特质,确立文论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与视角、探索可行的建设路径和策略,将错综复杂的民国文论现象纳入到民国文论的体系话语平台,展示民国文论继往开来的文化特质,它可以逐层解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诸多缠夹日久的学术命题,深远探究文论体系话语言说的基本规律。运用民国史视野来发掘民国文论资源,探究体系话语的言说模式与表达策略,具有范式重构和意义重释的色彩。     

解释系统的神话性——《九月寓言》研究之二

《九月寓言》采用被述世界自在的“感觉器官”的叙述身位 ,形成了作品独特的解释系统。这一解释系统的独特性 ,一方面表现为物候时间所提供的解释视域 ,淡化了故事的历史背景 ,消解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内涵 ,使历史走向了神话 ;另一方面表现为对于“苦难”与“欢乐”观念的反常性扭转 ,使小说越出了启蒙主义的叙事传统而别开生面 ;更由于这部小说的解释系统 ,在整体上是建立于未化之民的心理状态 (即创造神话的原始人的心理状态 )之上的 ,这一切使这部小说将一则中国乡村自三四十年代至 70年代的历史去历史化 ,成了一个写实的神话世界     

过街天桥：徐则臣京漂小说的空间隐喻

与传统京味文学不同,徐则臣的京漂小说在地理景观、空间意象、符号体系等层面呈现出独特面貌。徐则臣精心塑造了过街天桥这一空间意象并赋予其独特意蕴。作为徐则臣小说中频繁出现的空间意象,过街天桥构成独特的“异质空间”,在这里,城市与乡村狭路相逢,历史与现实互相映照,自我与他者短兵相接。徐则臣通过对过街天桥的书写传达着他对北京这座城市乃至全球版图中的中国与北京的文化体验与认知绘图,力图表现出“京漂”族在理想与现实、顺从与抗争、融入与疏离之间的矛盾纠结。     

试谈中国禁毁小说的概况及禁毁因由

明清两代是中国历史上禁网森严的时代，小说禁毁尤为突出。统治者禁毁小说的借口主要是“有伤风化”和“倡乱”。其中，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小说表现出了一定的个性解放色彩和民主意识。在禁毁与反禁毁的斗争中，反禁毁最终取得了胜利     

从神仙小说看唐代文人的精神世界

本文认为，唐代之所以能够产生既不同于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也异于明清时代的“神魔小说”的“神仙小说”，其主要原因：１．唐代社会有着崇尚道教的气候；２．文人对生命、爱情、社会有着独特的思考。     

二十世纪香港小说面面观

本文是对２０世纪香港小说的鸟瞰图。文章从“都市”与“乡土”、“通俗”与“严肃”、“南来”与“本土”、“现代”与“现实”等四个方面,以翔实的材料、鲜明的观点,论述了香港小说的发生、发展及独特风貌,并扼要勾勒了香港小说与祖国内地小说的紧密联系。同时,对香港小说史上的某些不良现象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尖锐批评,也对２１世纪的香港小说表示了热切期望     

当代历史小说中历史观的流变

在当代历史小说的发展史上,不同时代的历史小说中体现出的历史观与审美观有很大的不同,这与不同时代人们对历史的理解有关。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历史题材小说的主流观念是讲述革命历史的“革命历史小说;”80年代前期的历史小说的历史观是反封建;80年代后期的历史小说体现出一种文化历史观;此后的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历史观在当代历史题材小说中具有很大的异质性,新历史主义小说作为一种创作思潮消失后,它对近来的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继续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