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融资融券制度安排与分析师盈利预测乐观偏差

2010年开始实施的融资融券制度是中国资本市场重要的制度创新,旨在引入卖空机制以提高资本市场运行效率,但是两融的实际交易数据却显示,相较于融资交易,融券交易仅占两融交易的1%左右,由此,融资融券的这种非对称交易对资本市场会产生何种后果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从资本市场的重要信息中介——分析师角度切入,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融资融券制度对分析师盈利预测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融资融券制度的实施不仅没有改善分析师的预测准确度,反而导致分析师发布乐观性的盈利预测,而分析师盈利预测的这种乐观偏差正是来源于火热的融资交易。进一步研究表明,上述现象在牛市的外部市场态势、机构持股比例较高的利益冲突情形下更明显,而分析师的声誉能够起到缓解作用。分析师通过发布乐观性盈利预测提升了标的股票换手率,并且对标的股票发布乐观性盈利预测的分析师更可能被评为明星分析师。在卖空机制作用有限的背景下,分析师发布的乐观性盈利预测最终加剧了标的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本文的研究表明,融资融券制度下非对称性的融资交易促使分析师为了提高交易佣金和自身职业发展发布带有乐观偏差的盈利预测,最终反而损害了资本市场的定价效率,这对监管层在预防融资追涨炒高等投机行为的同时切实降低市场卖空摩擦具有重要启示。     

媒体情绪传染与分析师乐观偏差——基于机器学习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13～2017年上市公司的百度新闻报道作为文本,运用机器学习文本分析方法测算情绪倾向得分,考察了媒体情绪对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影响及其传染机制与风险后果。研究发现:(1)媒体乐观情绪会显著正向影响分析师盈利预测的乐观偏差度;(2)媒体情绪通过"分析师有限关注"与"投资者情绪"两条路径来影响分析师预测的乐观倾向;(3)分析师乐观情绪和媒体乐观情绪均会加剧股价波动及尾部风险,且分析师乐观情绪是媒体情绪影响股价波动的传导路径;(4)明星分析师与非明星分析师均会受到媒体情绪的感染,前者理性程度相对更高但其行为对股价波动冲击更为明显。本研究对于规范媒体行为,矫正分析师过度乐观偏差,合理引导理性投资具有重要意义。     

内部控制对证券分析师盈利预测准确度的影响

本文的目的是研究内部控制质量对证券分析师盈利预测准确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相对于低质量内部控制的公司,证券分析师对高质量内部控制的公司的盈利预测更为准确.     

基于盈利预测的股票市盈率模型

为了探究上市公司盈利预测对股票未来市盈率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一个基于每股盈利预测的市盈率模型，并以2004—2006年中国市场上全部A股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司公司的盈利预测、上一年的股价及预测时间等因素对未来股票市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这些因素可以解释当年股票市盈率的64％，进一步对每股盈利平均预测极高或极低的两类股票，模型可以解释高达93％的部分。     

顶级券商的明星分析师荐股评级更有价值么?——基于券商声誉、分析师声誉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3—2009年《新财富》杂志评选作为分析师声誉和券商声誉代理变量,结合超过54000条分析师推荐评级样本,从投资者角度检验了券商声誉、分析师声誉与分析师荐股评级价值之间的短期关系和长期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在评级公告日,"买入/增持","中性","减持/卖出"评级分组的超常收益率与分析师声誉和券商声誉之间存在不同的影响规律。通过长期关系检验还发现牛市阶段,非顶级券商明星分析师"买入/增持"评级的投资价值高于顶级券商明星分析师,但在熊市阶段,非顶级券商非明星分析师"买入/增持"评级投资价值最高,顶级券商明星分析师投资价值最低。顶级券商和非顶级券商的明星分析师"中性"评级投资价值低,投资者容易错失投资机会。顶级券商明星分析师"减持/卖出"评级投资价值最高;非顶级券商明星分析师"减持/卖出"评级投资价值最低。最后提出了维护分析师证券研究报告独立性的四条政策建议。     

动态市场竞争环境下电子商务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

为找到电子商务企业高投入、低投资回报现象存在的原因,本文首先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计算了电子商务企业投入对产出的过度效应,即投入拥挤,然后将之与行业内的市场竞争程度和移动电子商务的发展相结合,通过构建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详细探讨了动态市场竞争环境下电子商务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证实了资产规模过大对传统电子商务企业盈利能力具有削弱作用,而市场集中度和移动电子商务的发展则对传统电子商务企业盈利能力具有推动作用。这些发现启示企业经营管理者应聚焦于移动电子商务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消除投入拥挤,通过调适生产规模和新业务模式的创新,开辟新的营销渠道和盈利模式。     

我国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投资风格漂移”现象研究

选取20支位于牛熊不同时期的典型开放式股票型基金为样本,运用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和詹森指数,来识别基金的"投资风格漂移"现象,并分析其对基金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基金无论在熊市或牛市时期均出现了趋同性"投资风格漂移"现象,熊市时期倾向于价值型风格漂移,牛市时期倾向于成长型风格漂移。最后,对相关投资者、基金管理公司、监管部门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上市公司自愿性盈利预测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Logistic研究

本文在进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上市公司自愿性"盈利预测"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的理论构建,运用Logistic回归建立模型,引用SPSS软件对影响自愿性"盈利预测"信息披露因子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与影响上市公司自愿性"盈利预测"信息披露有关的结果,并进行了相关综合分析.     

牛、熊市周期和股市间的周期协同性

在调整Pagan和Sossounov(2003)牛、熊市判别标准的基础上,本文诊断了我国股市的牛、熊市周期,探讨牛市和熊市的5个数量特征及股市间的周期协同性。研究表明:在1992年3月￣2004年8月间,上证综合和上证A股月度股价的牛、熊市周期结构完全一致,都经历9次完整的熊、牛市交替;深证成分和上证B股月度股价经历了7次完整的熊、牛市交替;我国股市价格服从带漂移的随机游走;上证综合和深证成分价格之间具有显著的牛、熊市周期协同性,而上证A、B股之间却没有显著的周期协同性。     

投资组合策略的有效性检验:基于中国市场的实证分析

本文针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实际特点,对几种典型的投资策略进行了分析比较。本研究选取不同类型的数据库作为研究对象,截取出不同时间段的数据用以检验各种投资策略在各种投资背景下的表现。检验结果表明,对于行业层面的投资而言,基于数量化模型的优化策略总体表现较好;但在个股层面,市场组合策略的总体表现较好。此外,当资产数目较大时,简单的1/N平均投资策略在个股层面的投资表现也较为突出。而在股市行情处于单一的牛市或熊市的情形下,基于数量化模型的优化策略的表现比它们在长期平均行情下的表现更好。本文初步探析了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这些结果表明策略类型的选择、参数估计的样本选取是实际投资操作中不可忽视的环节。     

公司盈利、投资与资产定价:基于中国股市的实证北大核心CSSCI

选取1997年7月至2015年6月中国股市月度收益数据为样本,以营业利润与账面价值的比值作为盈利因素的代理变量,以总资产增长率作为投资因素的代理变量。先后运用Fama-Macbeth回归法和投资组合因子模拟法分析了规模、B/M、盈利和投资等因素与资产定价的关系,并对Fama和French近期提出的五因子资产定价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规模、B/M、盈利和投资四因素在解释个股横截面收益差异上的显著性依次降低,而且B/M因素在规模大组的显著性要大于规模小组,但盈利和投资因素则表现相反;中国股市的平均收益同样存在与规模、B/M、盈利和投资相关的效应特征,其中B/M效应特征表现出了翘尾现象,盈利效应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盈利能力越强的公司的股票收益越低,但规模较大的公司则表现为盈利能力越强的公司的股票收益越高,投资效应特征表现为投资越保守的公司的股票收益越高。使用五因子资产定价模型能较好地拟合这些特征,而且在表现上也优于三因子资产定价模型。     

财务透明度、市场化进程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效应

 管理层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能够传递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信息,有效弥补单纯财务信息无法充分揭示企业价值的不足,有助于投资者将财务信息与环境、社会和治理等非财务信息结合起来更准确地对公司未来盈利作出预测。然而,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尚不完善,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工具假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更侧重考虑监管部门政策规制的目标,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的意识和主动性较为淡薄。管理层可能借着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监管政策的幌子,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加以工具性利用,以进行信息披露操控的自利行为。因此,如果聘请专业机构出具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意见无疑会增强信息可靠性,制约管理层的自利倾向,提高非财务信息披露质量。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从分析师盈利预测的视角,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是否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对其决策有用的非财务信息。以2008年至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发布的3 084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研究样本,使用修正横截面Jones模型计量财务透明度,以所有分析师对公司盈利预测均值的标准差以及与该公司实际盈余之差绝对值标准化处理后分别衡量分析师盈利预测误差和分歧度,采用Stata 13.0软件和Heckman两阶段自选择矫正模型进行分析,检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对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影响以及财务透明度和市场化进程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与分析师盈利预测关系发挥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当专业机构出具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意见时,分析师盈利预测误差越低,预测分歧度也越小。进一步区分财务透明度和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对分析师盈利预测准确性的提升效果在财务透明度较低和处于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的公司中更加明显。在尽可能控制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以上所有结果仅在强制披露组样本中存在。        研究结果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能够有效提高公司非财务信息质量,为分析师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其作用还会受到公司财务透明度和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对政策制定者进一步评估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国上市公司资产结构与盈利能力实证研究

本文以权变理论为基础,从资产结构出发研究资产结构与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本文从上市公司的资产分布和盈利能力的特点入手,通过对选取的样本公司的资产结构及盈利能力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多元线性回归统计分析,研究上市公司的资产结构与盈利能力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如下：（1）资产结构与盈利能力线性相关;（2）存货资产占比,流动资产占比和固定资产占比这3个变量之间是一个系统。相互之间存在影响,共同线性组合之后对盈利能力产生消极影响;（3）现金资产占比对盈利能力产生积极影响：（4）应收款项占比对盈利能力产生消极影响;（5）无形资产占比可能对盈利能力产生消极影响。     

新会计准则下财务分析师盈利预测与盈余管理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国家对于经济体制改革也在不断的深化,2006年一月,国家开始实行新的会计准则,这给财务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各企业间的扩大,兼并,合作等等经济活动也愈加频繁,而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要涉及到资金流动,利益收入等财务问题,因此一个企业要想健康稳定的发展,必然离不开财务管理制度,而且随着企业制度的不断完善,财务分析师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财务分析师对于盈利的预测以及盈余的管理,是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财务分析这一领域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很容易导致财务风险的产生。本文就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做好财务分析工作的一些建议。     

股价历史新高会导致股票收益异常吗?——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证据

股价历史新高作为股票市场中的一种异常极端事件,往往会带来投资者的高度关注。本文利用简单超额收益模型,对中国A股市场1995年至2011年间的股价历史新高事件进行研究,分析注意力因素对股价历史新高后股票收益的影响。研究发现,股价历史新高后存在股票收益异常现象,具体表现为短期内显著的正超额收益与后续期间股票收益的显著反转,本文称这种现象为"新高效应";通过对不同注意力条件与市场态势下的样本进行比较,发现实际历史新高比名义历史新高拥有更强的"新高效应",并且牛市中的"新高效应"也比熊市中表现得更为强烈。进一步地,用超额新闻量作为注意力的衡量指标,实证发现注意力是"新高效应"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     

上证指数波动持久性在牛熊市的差异

国外研究表明,股市波动持久性在熊市会表现出比牛市更高的倾向,本文运用CGARCH模型检验了中国上证指数的波动持久性在牛熊市的差异。样本划分为3个熊市和4个牛市区间,并考虑了涨跌停板等政策变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股市在熊市阶段的波动持久性较低,在牛市波动持久性较高。鉴于以往研究通常把波动持久增大作为美国股市走熊的一种解释,我们的研究说明,这种解释在中国股市并不成立。我们更倾向于从投资者情绪的角度解释波动持久性变化的成因。     

基于杜邦分析体系的H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近年来,家电行业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影响因素,中小型企业的破产使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市场份额的变化导致竞争更加激烈,而激烈的竞争致使许多家电企业的盈利情况并不乐观。H企业作为备受瞩目的本土企业,却出现盈利增长缓慢的情况。文章运用杜邦分析体系对H企业的盈利能力进行分析,发现H企业现存问题并提出建议,为H企业提升盈利能力提供参考,以期走一条适合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中国股票市场收益率的可预测性研究

构造了包括中国A股市场组合、行业组合、账面市值比组合和市值组合在内的31个投资组合,选取了8个预测因子(账面市值比、股利分配率、股息价格比、股息收益率、每股收益价格比、现金收益价格比、通货膨胀率、股票波动率),运用了可行拟广义最小二乘法对各因子对各投资组合收益率的可预测性进行了样本内和样本外检验.研究发现:1)中国股市收益率是可预测的,但是各投资组合收益率的可预测性在样本内、样本外、熊市和牛市均存在差异;2)绝大部分投资组合收益率的可预测性可由条件CAPM模型捕捉的时变系统风险溢价充分解释; 3)行业投资组合收益率的可预测性与行业集中度显著负相关,可由信息摩擦理论解释.     

开放式基金投资者“用脚投票”研究

在国内基金业治理水平低下的背景下,研究基金投资者的“用脚投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重点考察在牛市与熊市状态下,机构与个人投资者如何根据基金及其家族特征进行“用脚投票”.构建非平衡面板模型,以基金资金净流入度量投资者用脚投票,研究结果如下:第一,基金投资者“用脚投票”与股市周期、投资者类型密切相关.牛市期间资金流量显著受基金业绩、基金资产以及其家族规模等因素的影响,而熊市期间资金流量对上述因素敏感性下降,或运动方向相反.第二,个人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用脚投票方式不一样.第三,基金资金-业绩流量关系与股市周期、投资者类型以及业绩度量方式密切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牛市阶段基金业绩、家族规模等因素比熊市阶段能较好地预测未来收益,投资者在牛市比熊市理性,机构比个人投资者理性.本文据此提出了完善基金投资者“用脚投票”的政策建议.     

状态变化和学习行为下的最优资产组合选择

针对金融资产收益率序列的非线性动态变化和投资者参数确定的传统假设,考虑状态变化的最优资产组合选择以及参数不确定性下投资者学习行为对最优资产组合选择的影响,运用马尔科夫机制转换模型刻画市场状态变化,采用贝叶斯学习准则描述投资者的学习行为,建立状态变化和投资者学习行为下资产组合选择的离散时间模型,使用期望最大化算法和动态最优化方法给出模型的参数估计,使用蒙特卡罗方法模拟投资者的资产组合选择行为.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市场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动态变化,可以将市场分为牛市和熊市.在短期,当市场处于熊市时,投资者将全部财富投资于债券,不投资于股票,但市场处于牛市时股票的投资比重会大大增加;在长期,牛、熊市下股票和债券的权重会稳定在某个水平.市场状态的不确定性造成投资者产生对冲不确定性风险的需求,当市场向好时,投资者学习行为导致其投资于更多的风险资产;当市场状态无法确定时,投资者对股票的投资更为谨慎.考虑市场状态变化的投资组合选择能够提高投资者的总体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