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南的役田、义田与宗族

明代江南常州、苏州等府苦于赋役征收过程中的重赋“虚粮”,设置役田应对。无锡顾氏、华氏的事例说明,设置义田与役田不仅是为了完役,也是为救济族人。义田与宗法关系的讨论集中于江南地区,唐顺之提出了义田起于大宗之废的观点,王樵特别强调义田统理族人的作用,王世贞认为义田使得社会公平。明代士大夫设置义田,也源于儒家宗法观念中余财归宗、不给资宗与“博施济众”仁政思想。明代士大夫设置义田也是效仿范仲淹,正统时杨荣与成化弘治时期徐溥、陈宗鲁、华守吉义庄较早设置,模仿者不少,士大夫对此互相激励。徐溥义田事例,导致明廷给予义田明确的政策,影响深远。明代江南义庄是作为宗族建设一环出现的,成为宗族制度的重要有机部分。     

明代的时代转移与风俗变迁

历史进程在任何时候都在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然在这些变化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几个非常重要的时段,此即所谓的时代转移。若将视野转至整个明代,其间同样存在着内在转移的变迁脉络。正德年间堪称明代时代转移的关键时期,明代风俗在正德前后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景象。正德以前,纤俭、稚质、安卑、守成是当时社会风俗的最大特质;正德以后,风尚颓靡,生活侈美,出现了一股追求艳丽、慕尚新异的风潮。     

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域意识与书画史书写——基于《吴郡丹青志》的考察

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已经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书画审美趣味与收藏品味,审美趣味对书画创作风格带来了特定影响。书画鉴藏审美的转变,促进了书画区域审美观的形成。《吴郡丹青志》是一部具有地域性质的画史,内容是对其时江南地区的25位画家分别撰写的传记,并进行了品评,不仅是作者王穉登的观点,也是当时江南文人圈书画意识凝聚的结果。     

明代中后期的伪银流通与国家应对

明代中后期的伪银流通,是货币白银化过程中生发出来的一种正常的货币经济现象,国家却应对失效.伪银流通,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阻碍了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良性发展,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货币白银化的功能.     

明代中后期东南地区兵制变迁——以浙江沿海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浙江是明代东南海防的重点区域,明初建立了以卫所为核心的防卫体系。正统年间,卫所弊端出现,防卫能力下降。以地方为主导对沿海防御体系进行修补,民壮与乡兵开始兴起。但是倭乱增多后,地方防卫压力加大,国家再次调整地方军政系统,建立了以募兵制为主体的省镇营兵制。     

明代江南重赋的数据分析——以苏州府为例

明代前期“江南重赋”曾是中国经济史的重要议题。采用数据分析方法,我们知道,洪武二十六年苏州府各县耕地面积相当于1949年的93.3%,以后的田赋增加与田亩的增加基本无关。该年,苏州府的田赋率为13%,大大高于其他地区。不过,从永乐年间开始,苏州府的官员通过土地税的“加耗”（运输成本）与徭役来操纵税额,达成各县赋役负担上的基本公平,保证了江南地区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     

明代中后期《穆天子传》的传播与接受——以王世贞为中心

明嘉靖至万历时期,以"舆论领袖"王世贞为代表的阅读公众初步形成,他们以荐读、研究、创作实践等方式迅速推动着《穆天子传》的传播与接受,从而掀起了知识分子阅读、讨论的风潮。考察其背后的社会原因,主要源于皇帝对道教的推崇、西王母信仰的兴盛及明中后期发达的印刷业。在《穆天子传》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两个传播偏向,一是以复古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偏重于"白云谣"诸篇章并将其应用于诗歌革新,二是经知识分子再创作的穆天子故事杂糅西王母仙迹而普及民间。两个偏向又重合于周穆王见西王母事件,使受众产生《穆天子传》的主题就是写穆王与西王母相会的错觉,从而影响了文学史的撰写和当代人对此书的认知。     

论明代中后期的散体尺牍观——兼与四六启观之比较

明代嘉靖以后,一些文人逐渐意识到散体尺牍在社会中下层的幕僚佐吏乃至普通大众的社会交际中的重要功能,并由此归纳出其体简而用繁的特点。当文人持着这种立场去看待散体尺牍时,便创造性地构建出一种以应世和垂世两个标准来衡量文章的二元式文章观,并进而把一向被视作小道的散体尺牍与诗古文相提并论。作为书札的两种基本形态,相对于四六启趋于形式化、模式化的仪式性功能,散体尺牍则体现为性情化、多样化的娱情性功能。     

宗族、民间权威与纠纷解决——明代乡村秩序模式的人类学分析

日本学者中岛乐章以保留存世的"徽州文书"为史料来源,讨论了明代乡村社会的纠纷处理机制与秩序运行模式。在宋、元乡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础上,明代早期到后期,在国家行政体制与地方社会结构的双重作用下,徽州乡村纠纷解决方式经历了里甲制,耆宿制,老人制,乡约、保甲制等一系列流变或并置的制度体系。探讨明代乡村秩序模式,不能单独从国家行政制度设置角度入手,仍需同时考察传统乡村文化与社会结构,而宗族与民间权威属于人类学研究领域长期关注的对象。本文拟以明代徽州乡村社会纠纷处理机制为切入点,从人类学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从而管窥传统汉人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及秩序运行模式。     

古代宗族与科举仕宦的关系研究——以明清徽州社会宗族为例

我国古代社会具有较强的宗族性特征,宗族在教育方面的重视程度与其成员在科举、仕宦方面的成功呈直接的正相关关系.研究古代中国宗族与科举制度之间的影响,能有效了解中国教育形态的变迁与成效.明清时期徽州在科举及仕宦方面成就显著,其宗族在对子弟科举、仕宦方面的奖掖形式及旌表方式经过年代的传承具有了风俗的特质,这为我们研究古代中国宗族教育提供了非常好的范本.     

晚明文学娱情观简论

在晚明这一特定的时代环境下,经过历史积累的文学娱情观终于成说立言,并突破正统文学观念的束缚而流行于晚明文坛。这使文学一定程度上从政治教化之工具角色中走了出来,其独立性和娱情性也因此而突显出来,性情文学、趣味文学、闲适文学也从而大盛。     

晚明书法转型与中国早期近代化

在近年的文史哲与艺术等学科的研究中,晚明时期被越来越清晰地描述成一个历史转型期。在书法史上,徐渭和黄道周为代表的书家的作品同样具有这种转型性特征。本文借鉴社会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勾勒了晚明时期中国社会早期近代化的特征并对应晚明书法的转型性特征,认为这股书法潮流与当时中国社会早期近代化的某些特征是相一致和互动的。     

明中后期狂士的社会交往生活与江南士林风气

狂士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特殊的士人群体,明代中期以后,在王学、禅宗和道学的熏染下,遂成为士林中一个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狂士在社会交往中,追求任情适性、率性而为,甚至出现了有悖于传统儒学教诲的言行.然而,狂士特立独行的交往行为和夸张甚至矫情的言行在这一时期的江南流于时尚化,这表明了明代江南士人内心的苦闷和焦灼,是传统文化在这一特殊时代的一种特别表现形式.     

明代后期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生产则是基础的基础。明后期,劳动力的增殖,田地的垦辟,农业集约化的增强,农业基本生产要素投入的加大,粮食新品种的引进,粮食作物结构和耕作制度的变革,使粮食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空前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为商品性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和工商业市镇的兴起提供了前提,并由此引起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变化。     

论明清时期小说传播的基本特征

从明代嘉靖到清代中叶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繁盛期,也是中国古代小说传播的重要转折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的民间书坊,并成为小说的重要传播者。传播模式由人际传播的讲说转为以印刷物为主的大众传播,传播的途径从借阅、传抄逐渐转为商品流通,各种形式的版本层现迭出。传播接受者由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群组成,尤其是出现了一批特殊的接受者即评点家,促进了小说的广泛传播。从传播效果来看,既有文学的传播接受如创作续书、改编戏曲等,也有应用的接受和海外的传播。统治者虽不断下令对小说加以禁毁,但无法阻止住小说传播的强劲势头。所有这一切,都使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呈现出许多新特点。     

新传统的兴起——晚明观念变迁与生活方式

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的道德观念,构成了长期主导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旧传统"。而晚明市民观念的变迁以及由此引发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表明一个新的文化传统的产生。其主张的是人性自由与个性发展,追求的是物质享受与生活乐趣,质疑和批判的是儒家纲常礼教。这种文化传统,虽然尚不成熟,但它的灵魂——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价值观念,已经为那个时代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而它本身也未因朝代更迭、世道盛衰而终止,虽几希一线,终绵延不绝。正是这种绵延不绝的文化递进,为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近代化的全面启动,提供了原始的但却是必不可少的文化基础。     

论清顺治朝与康熙朝初期对《明史》的纂修--兼与香港大学何冠彪博士商榷

<明史>纂修的时间历程甚长,在清顺治朝与康熙朝初期,官方的纂修成绩很小.究其原因,是清廷当时仅出于狭隘、短视的政治目的开设明史馆,致使<明史>两次处于既无法实际纂修又不明言废止的状态.近几年,有学者提出顺治朝曾修成编年体<明史>等见解,这是值得商榷的.     

明清易代与中国近代化的迟滞

[主持人语]中国古代社会是缓慢发展的还是停滞不前,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自身能否滋生近代因素,中国近代化的起点在哪里?这些都是中外学者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些争论,不仅关系到对中国古代历史面貌、发展走向的认识,而且关系到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和革命历史必然性的认识。而争论的实质,归根结底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不同理解和认识。明清之际的人们常说,晚明是一个"乾坤迸裂"的"极乱世界"。晚明社会发生了巨变,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那么,晚明社会都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变化的性质是什么,走向哪里,究竟遇到了什么障碍,它是不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这些都是需要加以认真研究和讨论的。为此,《河北学刊》与中国明史学会组织了这次《晚明社会变迁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专题讨论,以期通过学术争鸣和互相切磋,将这一研究引向深入。     

晚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

[主持人语]中国古代社会是缓慢发展的还是停滞不前,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自身能否滋生近代因素,中国近代化的起点在哪里?这些都是中外学者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些争论,不仅关系到对中国古代历史面貌、发展走向的认识,而且关系到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和革命历史必然性的认识。而争论的实质,归根结底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不同理解和认识。明清之际的人们常说,晚明是一个"乾坤迸裂"的"极乱世界"。晚明社会发生了巨变,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那么,晚明社会都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变化的性质是什么,走向哪里,究竟遇到了什么障碍,它是不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这些都是需要加以认真研究和讨论的。为此,《河北学刊》与中国明史学会组织了这次《晚明社会变迁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专题讨论,以期通过学术争鸣和互相切磋,将这一研究引向深入。     

晚明社会与中国文化近代化

[主持人语]中国古代社会是缓慢发展的还是停滞不前,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自身能否滋生近代因素,中国近代化的起点在哪里?这些都是中外学者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些争论,不仅关系到对中国古代历史面貌、发展走向的认识,而且关系到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和革命历史必然性的认识。而争论的实质,归根结底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不同理解和认识。明清之际的人们常说,晚明是一个"乾坤迸裂"的"极乱世界"。晚明社会发生了巨变,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那么,晚明社会都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变化的性质是什么,走向哪里,究竟遇到了什么障碍,它是不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这些都是需要加以认真研究和讨论的。为此,《河北学刊》与中国明史学会组织了这次《晚明社会变迁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专题讨论,以期通过学术争鸣和互相切磋,将这一研究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