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魏晋南北朝子书撰作风貌的阶段差异

魏晋南北朝是春秋战国以后子书撰作又一次极为活跃的时期,本时期近400年的历程中各个具体时段的子书著述,在内容上不免要或多或少地表现所处年代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像或特色,以及创作主体身份乃至文风方面的差异。大体而言,建安三国时期较重要的子书的作者多为军政实务之臣,作品多涉及政略治术,以及社会风气的批评和重建的主张,在思想上往往兼融博取,以有效为原则,文风朴实明畅。两晋南北朝时期较重要的子书的作者则多为文人,作品对社会现实治乱兴衰问题的关注逊于前代,流露的老庄思想及道教、佛教思想则渐趋浓重,许多作品博录名物、轶事、琐语,形似杂钞、笔记、类书,追求文采的风气日益高涨,先后涌现葛洪、萧绎等倡导情采缤纷之华美文风、并在撰作中大力实践的作家,子书的文采化达到顶峰。     

魏晋南北朝农史研究述评

史学界和农学界向来重视对魏晋南北朝期农业发展的研究,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末至1949年的萌芽时期;1949至1978年的成型时期;1978年至今的全面发展时期。学者们研究的角度和方向也逐渐从对当时农业经济制度和技术的探讨、对古农书的整理校释,发展到将其与饮食学、社会背景、自然地理及环境气候、考古等学科联系起来综合考察,为这一时期的农史研究开拓了更广阔的领域。     

论魏晋时期襄樊区域经济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大分裂的政治局面,使襄樊凭借其战略位置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地方实力派为了保障其庞大的军粮供应和维护社会的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发展襄樊的农业经济:开展屯田、劝课农桑、宽刑省赋、兴修水利等政策与措施促进自耕小农经济的发展.另外,魏晋时期地主大土地生产对于襄樊农田面积的扩大、生产工具与技术的改进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浅议魏晋北朝时期法律思想的演变方式

儒家思想融入到律法之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思想演变最为显著的特点.笔者认为可以拆分为三个阶段,包括经义决狱、援儒入律、引儒入律.类似提法学界讨论不少.但是具体到魏晋南北朝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本文认为经义决狱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初步探索,援儒入律使得儒家思想法律化进入立法程序成为可能,引礼入律才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最终归宿.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法律化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这无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自曹魏至北齐,这不是简单的时间变迁,这种变化更是历史的进步和发展.     

浅析魏晋服食五石散成风之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形成了一股服食五石散之风。考察其原因,大抵是由于美容、治病、壮阳、延年益寿、体验快感、赶时髦、全身避祸等需要。     

魏晋"志怪"的社会新闻文体论证

魏晋"志怪"这一文体一直被划入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研究领域,其历史原因是概念内涵上的模糊、对志怪文体错误的定位。实际上"志怪"的内容是中国早期的社会新闻,它在内容上属于"实录"性质,不是虚构,因此不属于小说;"志怪"在采辑过程中很讲究时新性和知新性,文字多重奇闻怪谈,因而也有别于史传文字。     

论魏晋至隋唐的历史文献学思想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历史文献学有了重大的发展 ,在许多具体的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是同这一时期人们的历史文献学思想走向成熟相关联的。后者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历史文献的价值的认识更深入 ,二是关于历史文献学史的意识更自觉、更成体系 ,三是对史注的见解更丰富。这些积极的思想成果值得认真总结。此外 ,唐代君臣对整理、积累文献的重视及其成就 ,也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     

流觞与日常:会饮中的魏晋士人

魏晋士人好饮为世人所知,亦为世人所羡.然而流觞因何而成为日常,原因是方方面面的,不仅是政治上的长期分裂与勾心斗角带来的苦闷,亦有庄园作为雄厚的经济支柱,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合流,以及政府与统治者的政策等多方面的共同影响.好饮之风亦对当时的社会思想及社会生活的多方面产生了影响.迄今已经很难分辨魏晋士人到底是不得不饮还是真爱饮酒,然而此风伴随着士人的洒脱不羁已长存于人们心中.     

魏晋时期社会环境变化对农业灾害发生发展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对农业灾害发生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社会动乱降低了农业承灾力 ,三国西晋时期兵难日起 ,黄河中下游地区灾荒流行 ,土地荒芜 ;而稳定的社会环境则有利于农业减灾防灾事业发展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社会经济稳定发展 ,灾害的威胁相对减低。经济格局的变化对农业灾害的发生发展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随着江南地区农业开发规模的扩大和农业发展速度的加快 ,农业灾害的发生和危害也日渐加重     

论魏晋佛教舞蹈的审美自然观

作为人类精神产物之一的佛教舞蹈,与魏晋南北朝崇信佛法、保护佛教密不可分,魏晋时期各君主贵族对佛教舞蹈的推崇也直接影响了佛教舞蹈艺术的发展,此时的佛教舞蹈呈现出一种超然脱俗、飘逸旷达的风姿容貌,这样的舞蹈气质体现出老庄玄学不拘泥于形迹、直视自然本真的精神标准。应当说,这一时期玄学、佛教与道教的交融对佛教舞蹈的影响是巨大的。     

论魏晋禅代

在司马氏"作家门"和实现禅代的过程中,如下三个环节显得特别重要:一是掌握军队,特别是严密地控制京师中央军,运用军事的和暴力的手段严厉地打击政敌。二是充分发挥家族的影响力,利用政治权势和各种关系,蓄意培植亲信,组合势力集团。三是在祭祀典礼和制度变革等方面大做文章,借以提升司马氏的位望,深化其执政地位,进而缔造新皇权。     

魏晋自传文学的嬗变

中国古代的自传文学,有一个由书籍自序式自传至诗文自传、由附属于正史子书到诗赋自传独立状态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在魏晋时期得以完成。子书类自序式自传和自传诗充分体现这一点。前者自东汉起便以突出自我为中心,而至葛洪《自叙》标志着纯粹自传的成立。后者由场景诗演变而来,自魏至东晋逐步发展,从蔡琰、嵇康至陶渊明,终于发展为成熟的自传诗。自传性是陶渊明诗、文的本质特征,他的创作标志着中国古代自传文学的成熟。     

魏晋书学中崇尚“自然”的审美观研究

魏晋时期社会剧烈动荡,儒学信仰产生了危机。魏晋士人开始追寻对人生意义的深入探求,把思想引向了玄学。史家称此为“人的觉醒的时期”。人们主张个性张扬,追求“简约自然”的艺术神韵和趣味。这种崇尚“自然”的审美思潮,充分反映在当时的书法理论与创作之中。文章旨在探讨魏晋书法理论创作中自然观的思想渊源,书法创作中主体所具有的“心斋之心”,以及书法形态、书法品评过程中所反映出的自然观念以及对后世书学的影响。      

论王渔洋的魏晋情怀

王渔洋的诗歌及其神韵说理论一直是诗学界颇有争论的议题。本文打算从魏晋情怀入手,由人及诗,对渔洋本人及其创作、主张进行一番重新的审视,以求在此方面有所突破。首先是愤世嫉俗的思想。它主要集中在渔洋的早期,由于时代的关系,这种精神包裹得很紧,要寻其蛛丝马迹并不容易。我们姑且从他自号阮亭谈起。士取号渔洋在顺治十八年,此已见于《自撰年谱》(《入吴集自序》也提及),而何时号阮亭,不见记载。可以肯定的是士自号阮亭要比号渔洋来得早。顺治十四年,在济南大明湖诗人集秋柳诗社,赋有《秋柳四章》,一时和者颇众,他的表兄、至友徐夜…     

论人物品评与魏晋六朝文学创作

人物品评作为汉末魏初一种特有的时代风尚,在魏晋六朝时期经历了从政治性到哲学性和审美性的转折变化。而后者从作家的创作个性、文学情感的张扬、人物与自然美等方面,对魏晋六朝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入而广泛的影响。     

论魏晋玄学思想资源在两汉时期的先期整合

就基本思想方面看,老、庄、《易》“三玄”在汉代四百年间的变化和整合,表明魏晋玄学的兴起,自有前代思想学术所作的酝酿铺垫,并非突如其来发生的现象。对于汉代整合“三玄”方面比较重要的人物和著作,如《淮南子》、扬雄、张衡以及王导“三理”等,典型体现了汉人在一些玄学命题上做出了程度不等的先期贡献。     

试论清代哈密回旗

清朝在哈密维吾尔人中实行盟旗制度,建立哈密镶红回旗,主要是出于当时边情边势之需要及哈密社会状况的考虑.从此清廷获得稳定新疆的生力军,同时这种盟旗制度增强了当地人民的政治向心力和文化认同感.     

魏晋北朝婚姻中的二妻现象

一夫二妻作为魏晋北朝婚姻中的一个独特现象,最早形成于汉末建安初年,晋武帝时发展到了顶峰,到北朝这一婚姻现象仍有存在。这一婚姻现象的出现既有长期战乱、社会不安定因素加剧的客观原因,也与政治斗争的残酷和统治阶级的好色有关;而人类历史上的一夫多妻和二妻制的影响,封建礼教束缚的放松以及统治者的带头倡导也是导致二妻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     

魏晋南北朝的三种人和三种诗

本文从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政治、文化背景出发 ,介绍了这一时期的三种人 (建功立业者、消极避世者、愤世疾俗者 )和三种诗 (建安诗、玄言诗、山水田园诗 )的形成、特点及主要代表人物和作品     

论魏晋玄学派系之别与阶段之分

本文首先以袁宏《名士传》之说为线索 ,把玄学分为正始、竹林、元康三个阶段 ,并指出正始玄学以老学为主 ,属老学系 ;后面两个阶段皆以庄学为主 ,属庄学系。复从学理的角度对这一观点加以进一步的伸述 ,指出正始玄学沿着以体摄用的理路 ,竹林玄学和元康玄学沿着以用显体的理路 ,从本体论的高度论证了自然与名教的关系 ,使时代所关注的中心课题获得了圆满的解决。东晋时期玄谈虽依然很盛 ,但于玄理没有根本的创新 ,故不可视作一个独立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