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八十年代版《鲁迅全集》--兼论目前鲁迅著作出版的混乱状况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的五十年代版和八十年代版<鲁迅全集>都各是当时鲁迅著作的最佳版本,也标志着当时国家出版事业的最高水平.而在三十多年鲁迅研究的辉煌成就与鲁迅佚文尤其是书信陆续发现的基础上出版的八十年代版,则以其更加完备的内容和翔实的注释成为迄今为止最完美的<鲁迅全集>.近几年来,鲁迅著作的出版,出现了以营利为目的而忽视质量的粗制滥造的混乱局面,有关方面应充分利用人民文学出版社历史悠久、技术先进、人才萎萃、资料丰富的优势,由其负责鲁迅著作的出版,同时对鲁迅著作出版的混乱状况加强管理,以避免人力、物力的浪费,并保证鲁迅著作的出版质量.     

2005新版《鲁迅全集》出版

明年是鲁迅诞辰125周年、逝世70周年。继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的10卷本和1981年的16卷修订本之后，《鲁迅全集》2005年最新修订18卷本历时4年半的浩繁、艰苦的工作后，现已编纂修订完成，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1月30日，最新版《鲁迅全集》18卷修订版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举行。新版本中增收了新发现的佚文《重订（徐霞客游记）目录及跋》等24篇；佚信鲁迅致张琴孙等18封，还收入了鲁迅致许广平的《两地书》原信68封等。修订后的《鲁迅全集》吸纳了迄今为止鲁迅研究的最新成果，是目前最为完备的《鲁迅全集》的新版本。     

《鲁迅全集》的超级粉丝

因为自己爱买书，也就爱看别人关于买书藏书的文章。看得多了，觉得大同小异，兴趣就淡了。在书店里见过一次《藏书：因鲁迅而展开》，翻了翻放下了，不是内容不好，而是价格太贵，而且纸张不好。想着这样的书去图书馆借来看看就行了。谁知几次去图书馆查，都还没到，想来是新书没那么快。忍了一段时间，忍无可忍，于是上网买了一本，打过折后，还要三十多元。     

顾颉刚与《鲁迅全集》注释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的注释过程中,注释者除查阅文献资料外,还访问了与鲁迅著作内容相关的当事人和知情人.史学家顾颉刚曾与鲁迅共事,并产生恩怨纠葛,自然在被访问之列.在接受访问及与注释者的通信中,顾颉刚以平和坦荡之心,提供了不少第一手资料;但在自家日记中,则呈现出不尽相同的立场和观点.围绕《鲁迅全集》注释的方方面面,在历史的明与暗、思想的显与隐、文本的表与里之间,折射出顾颉刚微妙的政治和文化感受,这成为考察20世纪后半期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史的一个突出个案.     

《鲁迅全集》注释修订刍议

《鲁迅全集》注释本已出三版,注释质量逐次提高,但仍未臻完善。现新版出版已被提上日程。在新的注释修订方面,应提出最高标准,向定本目标努力。2005年版注释存在一些问题,如引文错误、事实叙述和知识介绍不准确、观点偏差、褒贬失当、文字讹误等。修订工作须从复核引文、重审内容、修改文字三方面着手。     

再论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版权问题

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版权问题,有认为其涉嫌侵权。根据1928年《著作权法》等法律规定的条文,1938版《鲁迅全集》的出版只需要得到著作权人的同意即可,不必以收回北新书局等出版机构的鲁迅遗著出版权为前提。李小峰同意由第三方出版《鲁迅全集》且对出版时间未设限。这种正面态度有助于消除王云五对于北新书局“反诉”的疑虑,也有利于《鲁迅全集》尽早出版。《鲁迅全集》出版过程中并未侵犯北新书局的权益,也不存在侵权问题。在民国法律框架下,1938年版《鲁迅全集》一经注册,其著作权（编辑著作权）就应归“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所享有。     

可挑剔的文本与有缺憾的注释——为修订《鲁迅全集》献芹

20余年来,人们一直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出版的《鲁迅全集》视为权威经典本。随着鲁迅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才发现此版本无论是文本,还是注释,都存在着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仅从校勘和注释的角度,审视与天津报刊有关的鲁迅文本和《鲁迅全集》的注释,举例加以指摘。苛责的目的,是希望真正的《鲁迅全集》经典本早日问世。     

盛世修书--对于修订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几点意见

鲁迅著作是中国文化史、文学史、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经典。1981年版《鲁迅全集》是诸种版本中的权威版本。但随着近二十年来鲁迅研究的长足进展和新资料的整理，重新修订1981年版《鲁迅全集》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从 校勘、注释和内容增补等三个方面谈了对修订工作的几点意见。     

《鲁迅全集》注释中的“植树节”条目指瑕

某些大型辞书和经典文献可以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书,但绝不能把"工具"奉为圭臬,当作判断是非的标准。1981年版《鲁迅全集》关于"植树节"的注释,把南京国民政府重新设立"植树节"的时间向后推迟了两年;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未能订正这一错误,反而把新"植树节(孙中山逝世纪念日)"的日期"三月十二日"错误地改写为"3月20日"。相关的历史档案,不但可以帮助我们纠正《鲁迅全集》注释中的错误,而且可以为《中文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大型辞书的修订,提供可资借鉴的重要数据。     

走近大师——写在《季羡林全集》出版之后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历时两年,于2010年9月终于完成了《季羡林全集》30卷的全部编辑出版工作,为弘扬中华文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季羡林先生学问博大精深,作为中国现代大师级的学者,他是古代印度语言学家,古代中亚语言学家,又是汉传佛教传播研究专家、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与社会活动家,有关著述在全世界皆有广泛的影响。笔者忝列《季羡林全集》编辑委员会中,作为特邀编辑获得了一次"走近大师"的宝贵机会,受益良多。故撰写此文,在缅怀大师终生脚踏实地、兢兢业业、无怨无悔、求仁得仁的学者风范之余,或许对认识当下浮躁的学术风气能有所启示。     

《胡适全集》出版暨胡适学术思想研讨会举行

9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学交流中心大厅高朋满座，名师云集，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在这里举行《胡适全集》出版暨胡适学术思想研讨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选、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等出席了会议。     

70年来《鲁迅全集》注释研究热点与前沿动态分析——基于1949-2018年超星数据的分析

以超星数据(1949-2018)所检索的675篇以《鲁迅全集》注释为研究对象的期刊文章为中心,通过对这些论文进行比对、统计,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鲁迅全集》注释研究论文的特点以及呈现的问题作数据化分析。《鲁迅全集》注释研究的高峰期主要集中在每版全集修订后的第三或第四年间,论文年发表量约30篇左右;北京、上海、山东是注释研究的重镇;《鲁迅研究月刊》是刊载此类文章的主要期刊;对注释订误与补注是《鲁迅全集》注释研究的主要角度。研究表明,注释修订人员专业分布不均、科研单位重视程度等因素都对注释修订具有重要影响。探析《鲁迅全集》注释研究的问题与轨迹,整合相关研究资源、重视修订人员专业的多元化,才能为今后更好地修订《鲁迅全集》注释夯实基础,彰显"国家工程"的意义。     

《王国维全集》在浙江首发

2010年6月25日,由浙江教育出版社与广东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集著名学者王国维全部著作、译作、书信日记、诗文题跋和古籍校注之大成的20卷《王国维全集》在浙江首发。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阎晓宏、中国编辑学会会长桂晓风,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茅临生等领导出席首发式并致辞。     

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版本校勘记

以1951年海燕书店版《历史人物》、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沫若文集》所收《鲁迅与王国维》的版本对比、勘校,从中钩沉建国初期郭沫若的学术精神发展变动的内在轨迹。作为学术史家的郭沫若,在政治准则、政治评判基点上对民国时期著名学术人物的平视,表露了"人民本位"思想法则在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的学术评价中的核心价值。     

林乐昌教授编校的《王徵全集》出版

正陕西师范大学林乐昌教授编校的22卷本(另收附录5种)《王徵全集》,于2012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林教授历经15年,搜集了王徵现存所有著作,校勘十余轮的精心之作,是第一部搜罗最完备、体例合理、校勘精审的王徵著述及研究资料汇集。书前还有两万余字的研究性前言。这本用力勤苦的精心之作,得到了宋伯胤、李之勤、钟鸣旦(比利时)、贾二强等学界同行的认可和好评。     

关于《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兼评倪墨炎的“贺信伪造说”

鲁迅与茅盾1936年3月29日致红军贺信,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献,对研究鲁迅、茅盾生平思想、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军史都具有重要意义。《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1936年4月17日刊载在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95期,至今70余年,仍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足见其意义之重要。     

爱抚与复仇——鲁迅小说《孤独者》《奔月》《铸剑》人物形象心理探源

在鲁迅小说中,其作品主人公往往由于情感的创伤,导致他们不得不将爱抚转为复仇,并由此构成其复杂而深刻的心理内涵。《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的复仇并非完全源于社会习俗的压迫,更多是来自少年时期亲情的抚爱被剥夺的创伤性经验,这使他企图通过自戕的方式,在对自我、对社会的报复中解除内心的压抑;《奔月》中后羿的复仇并非完全来自爱妻的离弃、学生的背叛以及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落寞,更多是源于对娇妻的爱抚而产生的性爱的压抑,他的症候在对爱妻的复仇中才得以彻底解除;《铸剑》中的宴之敖的复仇更多是由于在对世人的爱抚中产生了太多的绝望,而后转为大憎,并最终通过复仇来宣泄他对世界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