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与农民教育

中国问题的中心问题是“三农”问题,而“三农”问题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中心问题是教育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教育问题,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城镇化进程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近三十年来,中央13次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的中央一号文件,但至今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现状仍然令人堪忧,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村的面貌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就业问题,就业问题的核心是城镇化发展的进程。加快城镇化进程必须以配套管理制度改革为保证,以推进农村小城镇建设为抓手,以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为途径,以农民收入增加为目的,以多元化机制筹集城镇建设资金为渠道。     

“三农”问题的成因与解决思路探析

“三农”问题是在进入现代化进程后产生的,由于特殊的制度安排和特殊国情使其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特别突出。我国“三农”的根本性问题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当前,必须以现代化为取向,以农村工业化特别是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等“三化”带动“三农”问题的解决。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90年代后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而过多的农业人口滞留在农村则是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缓慢的症结所在。因此，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降低农业人口，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提高农民收入，实现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的必然选择。     

解决“三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党在现阶段提出的新任务。完成这一任务，重点在农村，关键在农民。没有农村的和谐，就不可能有城乡的和谐，也不可能有中国的和谐。因此，加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力度，积极推动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不仅成为化解“三农”问题的现实要求，也是通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健全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促进“三农”问题解决

“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一系统工程,“三农”问题还需“三化”互动来解决。农村科技服务对“三农”问题的解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对其动力机理进行详解并提出了建立健全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的对策。     

立足市场化解决“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农村市场化水平低,农民特别是中西部农民尚未成为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用行政手段推行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可能解决“三农”问题。实行政府改革,确立农村劳动者和生产者市场主体的地位和权益,政府切实按照维护市场主体的权益和市场经济有序发展的客观要求转换职能,着力于发展市场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之举。     

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于推进三大改革

“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党中央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重视。“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中国农民历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却是最大的弱势群体。“三农”问题解决不了,中国的许多问题很难突破。当前解决“三农”问题要靠三大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的产业结构改革、机构设置改革。既要在“三农”之内取得突破,又要在“三农”之外寻求出路,内力外力相结合,形成新的合力和拉动点,这样解决“三农”问题才有新的希望。     

农民组织化: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要解决农民问题必须使农民组织起来。农民组织化是保障农民基本权益的重要途径,是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效机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组织基础。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民组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     

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分解分治

"三农"问题的解决实质是一个多重动态均衡结果。由于"三农"问题各部分形成的机理不尽相同、以及各自目标函数存在的差异等所形成的相对独立的多重性存在和不同层次(或低或高)的均衡,因此,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将三者交织和混淆。在政府统一协调的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将"三农"问题分别分解到农民转移、市场扩张、城市化、行政体制改革等既相独立、又互补的课题中进行化解。     

通过解决资金要素问题解决“三农”问题

本文首先介绍了＂三农＂问题及问题的严重性,对目前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工业化、城市化、德国巴伐利亚试验、城乡一体化和股田制等方法进行了介绍和评价。提出了我国＂三农＂问题解决的路径是通过改革现行公共财政制度和农村金融制度,加大对农村和农民的投入,从而解决＂三农＂问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政策有了重大调整和创新,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多予、少取、放活","两个趋向"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又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任务,我国开始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的历史阶段,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三农”问题视野下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主要包括安全问题、学习问题、品行问题和心理问题。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留守儿童亲子教育缺位、学校教育管理不善、社会支持力度不够等,但根苓原因是我国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关键是解决好“三农”问题。     

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经验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甘肃省在中国贫困地区中较有代表性,中共甘肃省委解决＂三农＂问题的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丰功伟绩在甘肃省的鲜活例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生动实践。这些经验是：坚持发展的观点,准确把握省情特征,充分认识问题的极端重要性,用科学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依靠政策法律二元模式调控,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循序渐进、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地解决＂三农＂问题,坚持党对＂三农＂问题的领导。     

试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三农”问题的解决应围绕推进农村社会的民主化和市场化进程进行。因此 ,处理好“三农”的“五化” ,即资源民有化、要素流动化、经济企业化、市场一体化、社会法治和政治民主化是关键性问题 ,否则 ,无法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李大钊与“三农”问题研究

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三农”问题作为整体来分析,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具有代表性。他根据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分析,揭示了“三农”问题的表现,剖析了“三农”问题严重化的基本成因,依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路提出“三农”问题解决的基本方案,为推进当时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提供借鉴。李大钊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关注和研究“三农”问题的重要代表,他提出的基本思想对于研究现今的“三农”问题仍有重要意义。     

试析民国时期的山西“三农”问题

20世纪前半叶,在革命与变革的年代里,山西从民国初期的全国村治模范省到红色革命的中心,无不显示出其独特的重要地位,而山西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勤劳朴实与村治的独树一帜,构成了它向外炫耀其独尊角色的资本。然而建国以后,山西在全国的地位一直在下降,如今在改革开放迎来其30华诞的时候,始终制约山西经济发展的三农问题再次引起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本文拟对民国时期的山西三农问题进行梳理,以图找到解决山西三农问题的真正出路。     

“三农”问题与农地产权制度创新

我国“三农”问题在于现行农地产权制度不清。因此,必须要实行农地产权制度创新,建构合理的农地产权制度。农地产权制度创新就是将现有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转化为农户个人所有制,即把各农户所经营的土地量化到每个农户手中。这一清晰的农地产权制度必将对我国“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奠定坚实的基础。     

十六大以来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与创新

十六大以来,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新观点、新思路,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确立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制定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指导方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构想。党对"三农"问题的伟大探索,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实践基础和重大现实背景,同时又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江三角洲地区要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进程中率先实施政治支撑

"三农"问题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确保社会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三农"问题实质上是政治问题。从增强农民谈判能力与保护农民利益、打破失衡的城乡二元结构、深化农村改革等方面来看,解决"三农"问题必然需要政治支撑。长江三角洲地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已有较大成绩,具备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进程中率先实施政治支撑的经济和社会文化条件。要率先实施政治支撑,需在城乡一体化的政治导向、政策支撑系统、提高农民参政议政机会、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和政治活动能力、强化法制和监督机制建设等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与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