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作人的传统文学价值观

在"五四"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风气下,周作人以科学的眼光看待传统,与传统对话,并向传统文学发掘具有现代意义的价值资源。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他以传统为中心辐射异质文化,为本民族的文学传统注了生气。     

论周作人对六朝文学的独特发现

后期的周作人选择和标举六朝,就意味着他选择了一个非正宗的时代,而在非正宗的时代中,他又选择了一个非正宗的描述。这也就形成了他独特的关于六朝文学的认识,构造了一个新的六朝文学形象。陶渊明和颜之推成了六朝文学的代表,他们以及佛经、骈文、散文也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周作人的人生观与文学价值观

作为新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作家,周作人的文学价值观发生了多次重大转变.这既决定于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风云变幻,也与他本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人生阶段上人生观的变化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因此,从人生观和文学价值观的互动关系出发,应该是厘清周作人文学思想发展演变过程的一个有效角度.     

周作人的个性主义文学观

周作人的个性主义文学观认为文学是＂人＂的,文学是＂个人＂的,文学是＂个性＂的,文学更是＂自己＂的,构成了相对完整、内容丰富的一个系统。在＂人—个人—个性—自己＂这一逐层收缩的价值系统中,充分显示了周作人对于＂个人＂的理性自觉和情感坚执。当他以这种思想来批判封建礼教时,这种理论发挥的是积极的作用,但当他把人的生物性单独地夸大并使之与人的社会性相割裂时,这一理论的消极作用就暴露出来。这种个人原则的至高无上性决定了周作人以保持个体的个性自由和切身利益为最终选择,放弃了对社会、民族的责任担当。     

周作人与中国自由主义文学

周作人在“五四”初年提出的“人的文学”理论,虽有为启蒙主义所利用的功利因素,但也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提供了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和理论基石;他在“五四”后期开辟的“自己的园地”则是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一次富有成效的个人化实践;他在３０年代仍然坚持超功利、重审美、重“言志”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并广有影响。总之,周作人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在文学领域内的最早的理论家和实践者、推动者     

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研究

在国内的东方文学研究中,日本文学研究成果丰厚。周作人是我国日本文学研究、日本文学史撰写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18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为题发表讲演,该演讲以研究的心态,以叙事明理为目的,最早以史的形式论述日本文学,在事实上开启了我国学界的日本文学史撰构。他所提出并强调的通过文化的角度认识域外国家和民族,在认识的过程中须着眼于该种文化与本国、本民族文化之不同等方面的观念至今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方法论意义。     

周作人文学观评析

周作人向以“独树一帜”的文学现著称文坛，以往研究者多关注其早年文学现或文学现的某一方面，没有对周氏文学现做较全面评析，从批评论、功能论、文体论、本质论四方面分析周作人文学观，可以粗略窥视到其文学现理论基础及思想渊源。     

论周作人后期文学价值观的变化

周作人在三十年代重构其"纯文学"的文学观,他的文学价值参照系由"五四"时代的以西方人道主义哲学思想为底蕴,转换为中国明末的文学运动,对文学的关注焦点转移到对中国文学源流的追溯上,表明其在深层次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上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周作人三十年代文学观的更迭,使其文学价值观发生变更,其价值效应也发生变化,由此导致闲适派散文的兴起.     

周作人文艺思想"转向"与文学出版

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的文艺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向”,这一“转向”也体现在他的文学出版活动中:新潮社“文艺丛书”和《语丝》对不同的文学观念还有所包容,《骆驼草》则是一份同人刊物,体现了对文学政治化、商业化倾向的反拨和对纯文学的坚守。周作人文艺思想的“转向”与他的文学出版活动,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趣味化、轻松化写作力量和自由主义文学流派生成的两个直接的动因。     

基督教文化对周作人文学观的影响

分析了周作人“爱之福音”的文学观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周作人认为,文学不仅与宗教关系极为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虽然近代以来文学逐渐脱离宗教,但它们之间仍有很多相同和相通的地方,尤其是近代人道主义思想和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更为密切。基督教强调“爱”,周作人认为文学的终极价值也是“爱”与“同情”,而怨恨与文学的本质根本冲突。尽管周作人的主张与强调“反抗”、“复仇”的主流文学话语极不合拍,但他所强调的善待弱者,关爱生命,警惕任何把人当作工具的观念和一切怨恨、报复等非理性情绪,做一个成熟而理性的现代公民,无论如何都是一笔珍贵的财富。     

论周作人闲适散文的思想品质和艺术特色

周作人的闲适散文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散文家,周作人的闲适散文有一个突出成就为同时代作家所不及,那就是思想性突出。若忽视思想性,必将导致周作人阅读和接受的庸俗化,但片面强调思想性而淡化他的艺术性,也将使我们不能正确地评价其在现代散文史上的贡献。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充分研究其思想的前提下,把握这种闲适散文的独特品格,这是我们今天阅读周作人散文时所特别要注意的。     

论周作人的转型期焦虑

周作人作为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知识分子个体,有着分裂的精神层面和转型期的情感裂伤,具体表现为无根的焦虑、价值选择的焦虑和无意义的焦虑。而其无意义焦虑的根源在于周作人一贯的历史循环论。     

论周作人日本批评的内在矛盾

周作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时期曾发表了大量日本批评的文章,将之称为他的“排日论”。但在周作人的日本批评中,不仅包含着民族立场,还隐含着强烈的日本文化立场甚至日本立场,他执着于对日本文化的喜爱,往往从文化的角度来寻找对日本政治行为的解释,这使他的日本批评显示出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     

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在周作人手中开始,也基本在周作人手中成熟。他的儿童本位的文学观至今仍是很有魅力的儿童文学理论话语,尤其是对儿童空想权利的维护,对教训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第三的世界”的独特理解,都极富有现代品格。     

论蔼理斯“中庸之道”对周作人思想的影响

蔼理斯对周作人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科学精神,他能以深厚的思想和宽广的眼光来统驭科学,以致能实现科学与艺术的相通。     

周作人“言志”文艺观的历史际遇及其理论价值反思

周作人以“言志”为核心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理念在1930年代中国的历史情境之中显得不合时宜,与左、右翼文学运动发生了激烈冲突,甚至被全盘否定。在当代历史语境中,“言志”文艺观的理论价值应该得到新的阐发。     

现代语言学意义上周作人的现代白话语言观

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管窥周作人现代白话语言观念所蕴含的现代性维度,是其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周作人对语言与思想、内容与形式的认知和理解,以及提出的“采纳新名词、及语法的严密化”的主张,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现代语言学语言本体论的思想。     

五四时期周作人的平民文学观及其变化

五四时期,文学领域受平民主义的影响掀起了平民文学的热潮。周作人是平民文学的首倡者,曾经将平民文学置于与贵族文学二元对立的位置,用普遍和真挚来界定平民文学的特点。但是当平民文学运动如日中天时他却对平民文学颇有微词,并试图调和它与贵族文学的关系而提出了＂平民的贵族化的文学＂的主张。这种前后态度差异的原因一向被简单地认为是受其中庸之风的影响,但实际上,一方面,这是平民主义思潮自身发展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周作人的思想对这种发展做出调整的结果。     

周作人降日心态图说

对周作人而言,自1935年发表《秦桧与岳飞》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十年心灵的炼狱,周作人明明知道降日是不归路,有可能一旦落水,万劫不复;但是他拒绝不了诱惑,一步一步堕入了深渊。必须承认在这炼狱的十年中,周作人心态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