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矿安全监管中的信息不对称及制度设计

我国安全监管体制实行的是“国家监察、地方监管、企业负责”的工作格局.在现行的监管体制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作为监管主体,他们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的关系.地方政府相对中央政府而言掌握着更多的信息,地方政府作为监管代理人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会选择隐匿部分信息,主要表现形式是地方政府与煤矿企业合谋.为提高监管效率,减少矿难发生,需正视我国煤矿安全监管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信息搜寻、激励相容、建设高质量的监察队伍、发挥外部监督力量,来最大限度的减少信息的不对称,保证监管效率.     

共享经济监管服务外包中的合谋行为研究

目前,我国共享经济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其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较多的监管问题,对消费者和政府造成了较大困扰。针对当前我国共享行业的监管困境,以防范合谋为关键点,提出共享经济监管服务外包策略,建立共享企业和第三方监管机构与政府部门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对共享企业与第三方监管机构之间的合谋行为、政府的监管行为进行分析,并通过数值仿真对模型结果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的监管力度、惩罚力度、第三方与共享企业合谋的负效用、努力经营成本等参数均会对合谋行为产生影响。适当加大政府的监管力度与惩罚力度、敦促第三方监管机构与共享企业降低经营成本,有利于共享行业健康发展。     

地方政府治理城市环境污染的行为偏差研究

文章认为利益和制度是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主要因素,并试图从利益和制度两方面入手,寻找地方政府治理城市环境污染中行为偏差的原因。首先,论文借助于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归纳出影响地方政府治污行为的关键变量,其次,把这些变量置于中国现实制度的语境下,解释地方政府行为偏差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地方政府的自利性以及不断扩张的自主性,使其具备了保护污染企业进而与之合谋的可能,压力型体制下的绩效考核观、财税分权导致的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等以及第三方监督的弱化最终促成了政府在治理城市污染中的行为偏差。最后论文从四个方面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来纠正地方政府治理城市环境污染的行为偏差。     

财政分权、环境管制与污染治理

财政分权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改革,环境管制是推动企业污染治理的关键因素。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对于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权衡取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各有不同。地方政府作为环境管制的具体执行者,在政府间以经济激励为核心的竞争机制下,具有与企业"合谋"牺牲环境质量换取经济利益的动机。为激励地方政府更好地履行环境监管职责,约束政企合谋,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向企业和地方政府支付信息租金和征收罚金,建立环境管制的激励约束机制。中国环境管制的实践具有加强中央集权模式的发展趋势,环境管制分权化的程度主要受企业减排成本差异、地区间发展水平和环境监测技术三方面因素的影响。现阶段,中国应转变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的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强化经济激励手段,提高政府补贴,积极开发环境在线监测技术,加大对环境违规的惩处力度,科学审核环境成本,增强公众的环境教育,以改善财政分权的合理性,提高财政分权体制下环境管制的效率。     

土地垂直管理体制与地方政府土地违法行为的博弈分析

作为中国土地管理体制的重要改革措施之一,省级直管和中央土地督察制度的建立对于完善垂直型土地管理体制以及遏制土地违法案件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借助一个简单的博弈框架描述了伴随着垂直管理体制中的省级直管和中央土地督察制度的逐步建立,制度的完善对上下级政府在土地监管过程中的行为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省级直管制度使得省级政府具备了对县市政府的土地违法行为有效的监督与管控措施,但是却难以克服省级政府与县市政府所出现的合谋.而配合中央政府的土地督察制度则可以有效地降低省级政府与县市政府合谋的可能性.     

论对我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法规范

由于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分层化,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呈现出一定的个殊性。相应的,促进地方政府经济行为规范化也有不同于中央政府的法规范要求。在将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和经济执行行为相分离的基础上,通过事前立法设计和司法评判来规制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将有利于从整体上塑造规范化服务型政府。     

基于博弈分析的房地产市场规制主体激励机制研究

针对近年来中央对房地产市场的规制历程及其效果,运用博弈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政府管制的相关理论,对我国房地产市场中规制主体的行为动机进行剖析,得出了地方政府的执行力取决于中央政府管制严厉的程度;地方财政收支情况、中央政府的惩罚尺度以及现有的体制结构是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主要因素;增加激励因素将改变地方政府收益,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博弈关系产生积极影响等结论.并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关系及其可能存在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涵盖政绩考核机制、竞争激励机制、晋升激励机制等方面的激励机制模型.以使中央政府规制能够达到的预期目标.     

我国农地非农化中政府行为的博弈论解释

在我国,政府直接掌控农地非农化过程,因此要研究我国农地非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就必须将政府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本文通过一个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农地非农化中的博弈模型,对农地非农化中的地方政府行为选择、中央政府的制度变革行为进行了分析,解释了当前地方政府成为主要的土地违法者、中央政府农地非农化制度变革艰难的原因.     

政府行为对基础产业需求波动的影响探析

本文讨论了三种影响基础产业需求波动的政府行为:中央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制衡。在当前条件下,地方政府是基础产业需求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中央政府则是尽量保持基础产业需求与供给的均衡力量。两种力量的平衡共同影响了基础产业需求波动的形态。     

产能过剩与地方政府进入冲动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它不仅是一种企业行为,而且也是一种政府行为。地方政府对增长速度和职位升迁的双重激励,引发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并在产能过剩形成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解铃还需系铃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首先要改变地方政府的进入预期,使地方政府行为合理化。     

论生态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

在生态治理中,拥有相对独立利益结构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呈现出深刻的利益冲突。利益冲突的形成,不仅与地方政府辖区内的经济利益和自身利益有关,与嵌入在经济中的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晋升微观政治利益和体制内软约束有关,还与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与届别机会主义倾向的经济行为有关。构建并实施生态治理绩效评估体系、生态环境问责制度、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是推进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的应因可行之道。     

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治的法律对策

对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监管和约束不足、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不相匹配以及地方政府职能过宽过滥,是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主要成因。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涉及的关键法律问题包括地方政府的举债融资权、地方政府对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清偿责任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清偿责任。应当从规范和完善地方融资平台运营及治理、妥善设计银行破产及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制度以及合理配置地方政府事权财权等方面着手,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变迁的逻辑分析

在我国经济发展不同时期,财政管理体制进行了不同的变革。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政关系博弈的研究视角,发现财政分权程度主要由中央与地方政府两者的行为目标而决定:如果中央政府行为目标是地方经济的发展,那么财政分权程度会提高;如果中央政府行为目标是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和控制力提高,那么财政分权程度会下降。反之,财政分权程度也会受地方发展的客观现实影响。同时,基于不同的行为目标和博弈结果分析出我国不同时期的财政管理体制变迁逻辑,指出我国当前财政分权所面临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利益差别与政策博弈：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另类解读

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是两者之间关系的核心内容。双方对利益最大化追求的过程,就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政策博弈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进行利益博弈的一种重要方式。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的过程,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利益博弈过程。本文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客观存在的利益差别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政策博弈,提出了相应的制度创新举措,谋求更好地规范中央与地方博弈行为,实现中央与地方利益均衡,协调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     

经济理性视域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变异解析

所谓地方政府行为"变异",是从中央政府和社会公众角度而言的,表现为地方政府的行为结果既与中央政府期望有差距,亦与社会公众意愿不一致,但从地方政府官员的角度出发却是其理性选择。对地方政府行为变异的解析,需在现有的"晋升锦标赛"和"市场维护型联邦主义"强调的政治激励与财政激励的基础上,将视角扩展至地方政府官员的需要和动机及其所处的制度环境,即从"动机—激励—约束"的三维角度展开分析。相应地,对地方政府变异行为的矫正,既需要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强有力的政策推动,也需要法治的约束和社会公众的监督,除了"把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搞对"之外,还要"把对地方政府的约束跟上",从多维角度出发,逐渐改变地方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真正推进地方政府的行为转变。     

中央与地方政府科技采购的博弈分析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科技采购的博弈,由于事权与财权划分以及责任和利益的不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科技采购的动力是有所不同的,同时由于经济发展层次的不同,地方政府之间对科技采购的偏好也存在着差距.因此,各级政府应增加政府行为的透明度,降低检查成本,中央政府应加大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督和协调力度,惩治地方保护主义.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地方政府竞争类型分析

中国分权化的改革推进了地方政府独立利益主体地位的形成并引发地方政府竞争。地方政府竞争类型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辖区企业之间。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主要体现在区域制度、区域增长和区域管理权限上,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体现为流动性要素和制度、政策上的博弈,与辖区企业的博弈则体现为权责之争。三种类型的政府竞争对地区经济发展均产生双重作用。     

地方政府生态环境监管:困境阐述与消解路径

地方政府是我国生态环境监管的关键主体,其生态环境监管效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但目前地方政府生态环境监管面临监管动力不足、监管体制破碎、监管效率不高、监管能力不足等困境,多重监管困境叠加导致地方政府生态环境监管效能不高。可通过优化政绩考核制度与完善分税财政体制调动生态环境监管动力,加强省级政府垂直监管与强化政府部门联合监管构建生态环境无缝隙监管体制,采用现代监管手段与创新监管方式提升生态环境监管效率,加强监管队伍建设与保障监管经费提高生态环境监管能力等途径,消解地方政府生态环境监管面临的主要困境,提高地方政府生态环境监管效能,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中的作用。     

“先征后返”、公司税负与税收政策的有效性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目标差异,可能导致中央政府的政策并不能得到地方政府的有效执行。地方政府自行制定并实施企业所得税"先征后返"的优惠政策,就是地方政府未能有效执行中央政府税收政策的具体事例。2000年中央政府规定,从2002年1月1日起禁止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实施该优惠政策。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实施的"先征后返"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确干扰了中央政府税收政策宏观调控作用的发挥,中央政府取消该项优惠政策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执行,并有效地减弱了地方政府实施该项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恢复了中央政府税收政策的有效性。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研究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而成本分担机制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保障。个人成本、企业成本和政府成本共同构成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构建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位一体"的成本分担机制,应以政府分担为主,企业和个人分担为辅;需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各级政府、政府与社会、企业与个人的关系。成本分担机制的良性运转,需要进行制度创新,提高各方的成本分担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