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期社会经济变迁的历史思考

[主持人语]中国古代社会是缓慢发展的还是停滞不前,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自身能否滋生近代因素,中国近代化的起点在哪里?这些都是中外学者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些争论,不仅关系到对中国古代历史面貌、发展走向的认识,而且关系到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和革命历史必然性的认识。而争论的实质,归根结底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不同理解和认识。明清之际的人们常说,晚明是一个"乾坤迸裂"的"极乱世界"。晚明社会发生了巨变,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那么,晚明社会都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变化的性质是什么,走向哪里,究竟遇到了什么障碍,它是不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这些都是需要加以认真研究和讨论的。为此,《河北学刊》与中国明史学会组织了这次《晚明社会变迁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专题讨论,以期通过学术争鸣和互相切磋,将这一研究引向深入。     

中国社会贫困群体及其社会支持政策

现阶段中国社会中的贫困群体集经济贫困、知识贫困、素质贫困于一身。贫困群体的存在违背了社会公正原则 ,制约了社会成员潜能的开发 ,并且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只有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络 ,既有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护 ,又能够有效发挥社区组织、民间力量的积极作用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问题 ,促进社会的公正和民主 ,促进中国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分裂与融合

本文从贫困群体文化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的城市贫困问题。文章认为 ,由于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缺乏就业机会 ,开始出现长期化和相对固定化的趋势 ,具有较强的贫困群体意识 ,他们正逐渐从主流社会中脱离出来 ,表现出了与社会分裂的趋势。因此 ,从有利于城市贫困群体社会融合的角度出发 ,城市反贫困应注重采取的措施是社会救助要体现“以人为本”的宗旨 ,要为城市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难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实施“准就业” ,以社区建设促进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融合。     

试论特殊群体社会问题的媒体运作

文章主要论述异常群体、弱势群体、越轨群体等特殊群体社会问题的媒体运作。异常群体社会问题媒体运作关键是要了解采访对象的性格和心理;打消采访对象的顾虑;报道不能煽情、炒作。弱势群体社会问题的媒体运作既要反映问题,又要解决问题;报道要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越轨群体社会问题的媒体运作不宜过多过滥。     

试析传统社会的道德示范群体

道德示范群体往往同一定的职业群体、社会阶层或团体等相关联,以群体的形式出现,是其群体固有道德、稳定道德的总体反映.传统社会道德示范群体的形成,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一是得益于家庭道德教育;二是得益于学校道德教育;三是得益于浓重的社会道德氛围;四是得益于世代相传的职业道德教养.     

隐士：我国古代士大夫中的一个群体

在我国古代社会,士大夫的出路除了出仕以外,就只有归隐一途了,由于他们生存在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理想和愿望根本无法实现,但他们为了保持自己清高的人格和天然自适的性格,既不愿流于世俗,也不愿与污浊的社会同流合污,因而他们只能选择归隐。任何事物都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不同时代的隐逸被不同际遇的士大夫们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从而产生了真、假两种隐士。但无论他们采取何种归隐方式,这些士大夫们都是想通过归隐来达成各自的心愿,借隐来抒志。     

北宋士人群体社会地位变迁原因探析

唐宋之际生产关系的变革、阶级结构的演变及随之而来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为士人群体的壮大乃至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北宋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为士人阶层更广泛的参与政治及改变自身命运,从制度上扫除了障碍。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和北宋王朝采取崇文抑武的国策,对于形成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知识分子群体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面向职业群体的城市社会治理创新

目前主要通过社区治理而展开的城市社会治理,因其不能有效地把职业群体的社会活动纳入治理范围,而难以实现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的创新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职业群体是城市社会的主体群体,他们展开了城市社会生活的广阔空间和复杂内容,不仅为城市社会发展创造了财富和输送了活力,而且也因其中发生的社会矛盾甚至社会冲突影响了社会秩序。特别是社会生活网络化的快速发展,以致面对职业群体的社会治理更为重要。因为职业群体也是网络社会的主体群体,他们在网络空间的缺场交往、传递经验和信息权力,既为社会生活增添了活力,也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大量不确定性,进而引发难以预测的社会风险。因此,应当动员企事业单位各方力量,对职业群体的社会活动开展积极的社会治理,从而实现突破传统社会管理方式的社会治理创新。     

明代总理河道考

明代的中央财政收入,依赖于东南地区,通过运河输送至京。为保证漕运的畅通,自明宪宗时在中央设立总理河道一职,专门负责运河管理。总理河道官员身兼数衔,有权节制地方军卫和有司,对运河的河道设施及通航秩序进行有效的管理,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南方赋税的北运。总理河道的设立,不仅对明代水路交通的发展极为有利,而且对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政权的巩固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一制度也为此后的清政府沿用。     

晚明玩物文化与明代文人审美心态的蜕变

晚明文人在日常生活领域表现出对物质文化的狂热迷恋。这种对物质生活的新的体验和看法体现了晚明文人审美心理的蜕变。文人在体物和用物上,不再恪守传统的"道为器用"的礼教观,有意去除附在器物上的政治和道德诉求,回归物质生活本身,将生活本身作为价值所在;也不同于道家讲究精神超越的超功利审美,对身体本身的关注超过精神上的诉求。审美与生活密切相关,重视纯粹的感官体验和个体的诉求,审美体验上的由俭入奢等等诸多方面共同构成明代文人审美心态的独特性。     

试论明代的中缅贸易

明代的中缅贸易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缅北的陆路边贸和下缅甸地区的海路贸易。明代缅甸南、北方民族地方政权在外交和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较大程度上促进了中缅贸易的发展。得益于中缅贸易的发展,明代在中缅边境地区新兴起了数个商贸城镇。明代的中缅贸易还促使了两国间的人员和物品流动增多,促进了中缅间的文化交流,从而在历史上开启了一个中缅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更加密切繁荣的时代。在云南省加快实施"桥头堡"战略的今天,曾经在明代繁荣的滇缅商道将再次焕发出新的活力。     

明代的宗教旅游

宗教旅游是众多旅游活动的一种。明代佛僧、道士、耶稣会士乃至文人士大夫在宗教之名下所进行的旅游闲暇活动,说明明代的休闲文化已经开始与宗教的虔诚融合在一起。而两者的渐趋融合,其最终的结果则是导致宗教的世俗化。     

明清京杭运河区域仕宦宗族的社会变迁——以聊城“阁老傅、御史傅”为中心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畅达的漕运,促进了沿岸区域经济的繁荣,也为这一区域宗族组织的发展带来了契机。探讨运河区域社会的地方性特征与宗族社会组织发展、衰落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宗族组织的内在发展脉络,是本文的研究旨趣与所要解决的问题。     

明代藏区僧官制度探究

明王朝时期在藏区实行僧官制度,对藏传佛教的兴盛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尽管由此给明王朝带来一些不良的后果,但僧官制度对促进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和谐、维护地方和平和民族团结,起到积极的作用。     

明代社会风俗的历史转向

明代社会风俗的变化,大致可以正德时期作为分水岭.自正德以后,社会风俗出现了一个历史转向,诸如从俭朴转向奢侈,从淳朴转向薄恶,最后出现了风靡全国的流行时尚.明代风俗的演变,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又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明代社会变迁的基本特征.     

清朝官服补子研究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官员的官服补子是等级社会秩序区分官阶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志,富有鲜明的时代性。官服补子的历史起源和界定是有据可查的,文武官员官服补子的纹就是官位的最主要的内容,从中阐释补子所蕴涵的艺术特点与人文思想。清代补子历史与文化的传承是我们了解和认知清代满族民俗的特有途径,也是满汉文化融合的体现。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和丰富的象征寓意,更是艺术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再现。正是在此基础上,清朝官服补子在艺术审美领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明代茶叶生产的发展

明代是我国茶叶生产大发展的时期。茶叶产区进一步扩大 ,基本奠定了今天的茶区体系 ;不少原来不产茶的地区开始栽种茶树 ,整个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茶产兴盛 ,名品繁多 ;茶树栽培和茶园管理技术有所提高 ,尤其是制茶技术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 ;茶类得到空前发展 ,绿茶、黑茶、白茶、黄茶、乌龙茶、花茶都始兴或进一步发展 ,从而开创了我国传统茶业发展的新时代。     

明代吏员的选拔

吏员是明代国家机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学界对此的研究却显得较为薄弱,其中关于吏员的选拔也颇多可再探讨处.为此,本文从佥充、罚充和告纳三个方面全面地考察了明代吏员选拔的特点,并对吏员选拔方式演变的原因及其社会影响作了尽可能全面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