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元到单一:革命文学的叙事模式变迁

在早期革命文学中同时并存“解放”叙事与“革命加恋爱”式的情爱叙事两种模式,前者淡化现代革命的“自由”理念而专注于“解放”诉求,以“阶级性”为核心并彰显阶级对立与斗争,最终走向革命暴力展示;后者则试图在革命话语与人性话语、革命冲动与情爱追求的冲突与互动中去表现人,从而在主题上更加具有歧义性与复调性.“左联”成立之后,一方面通过“大批判”的方式清除了早期革命文学中“革命加恋爱”的情爱叙事模式,另一方面在文学批评领域内通过对符合左翼文坛要求的作品加以及时肯定、赞赏的方式逐步将文学引导到既定的规定上来,“解放”叙事逐渐取代了原先的情爱叙事.     

消费语境与新闻话语的建构

“新闻话语”作为一种社会话语,是新闻传播者与社会、公众、事件以及这些要素共同存在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相互沟通、对话所形成的意义建构物。新闻作为一种独特的话语形态,是当下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不断地相互冲突,经过积淀以后形成的人类思想的“陈述整体”。在现代社会里,中心话语是在社会发展中形成的,是具有高度的融合力,强大的传播力,并得到广泛认同的文化形式,是凝聚人心和稳定社会的精神力量。而“平民话语”所代表的大众文化既是主流文化的营养源泉,又是主流文化的异化力量。如何正确处理好“平民话语”与“中心话语”的关系．是建构当代社会话语的关键。     

新的诗学话语的“崛起”——语言哲学视域中的朦胧诗运动

在语言哲学视域中,朦胧诗的崛起,不仅是一种新的审美规范的崛起,也是一种新的诗学话语的再现。作为一种话语形式,相较于当时的主流诗歌,朦胧诗至少经历了以下三种变化：在话语主体方面,完成了“集体”到“个体”的回归;在话语姿态方面,经历了从“革命”到“启蒙”的转变;在话语风格方面,发生了由“跃进体”向“沙龙体”的转变。话语是语言的表征,话语形式的变化能够体现文化制度的改变。朦胧诗话语形态的出现,体现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突起。     

革命话语中的五四想象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五四的想象大体是在两个话语体系中进行的。一是作为启蒙话语的五四想象,二是革命话语中的五四想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在现代中国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倡导革命文学的上海时期,一是确立工农兵文艺的延安时期,它们对五四的想象虽同在革命话语中进行,但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内容。这为革命的左翼现代作家在新中国后的艺术选择埋下了矛盾的种子。     

在对话中建设文学理论的中国话语--论中西文论对话的基本原则及其具体途径

对话理论是当前我国文艺学建设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只有通过中西文论的对话 ,我们才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进行异质文论的对话首先应该掌握“话语独立”和“平等对话”两条基本原则。中西异质文论对话主要有以下四种具体途径与形态 ,即“不同话语与共同话题”、“不同话语与相同语境”、“话语互译中的对话”和“范畴交错与杂语共生”。     

叙事的摇摆：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李子俊女人形象分析

丁玲的思想和创作“向左转”后，她曾有的女性话语立场并未被革命话语立场所遮断，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仍有延续，从叙事学角度分析，这时的女性话语已不同于“莎菲时期”的女性话语，它以潜在的、变形的方式存在；丁玲塑造李子俊女人形象的过程就是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摇摆的过程，两种话语交错出现使得李子俊女人形象更真实传神；丁玲此时的女性话语立场虽较“莎菲时期”逊色，却仍显其连续性。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能力建设的现实挑战与路径探析

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过程，就是与世界对话的过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能力建设是党和国家适应时代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客观需求，对于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国际形象、提升国际话语权、参与全球治理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全球话语格局长期“西强中弱”,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能力建设仍面临自身“话语窘境”“传播困境”及西方“话语霸权”“话语陷阱”等问题与挑战。提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能力，需要政党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媒介、话语受众等要素的相互配合和协同推进。     

“日常生活艺术化”的话语描述问题——巴赫金的审美交往话语理论的建构价值

作为西方文化批判理论和现代消费主义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日常生活艺术化”或者“审美化”实际上不单纯是一个美学意义上的命题。它具有文化批判的内涵。本文的重点是讨论 :在日常生活艺术化的话语实践中 ,如何实现对这个审美化的描述。我借用巴赫金的话语理论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认为在后现代的话语语境里 ,“日常生活艺术化”能够建构一个多元的审美活动场 :一种由许多对话 (参与者与审美对象之间 )构建的立体的空间意识被建立起来了。活动的“参与者”和“对象”是无限多的复数 ;时间是各自随意的。这种对话在审美活动中构建了一种空间意义上被随意分割的立体 ,是多种风格的话语彼此独立存在而交流的立体空间 ,也是多种关系肆意喧哗的立体空间     

从覆盖到分工:人民与公民话语的历史实践与关系变迁

通过对《人民日报》宣传1950年代和1980年代两部《婚姻法》的考察，发现体制对“人民”话语与“公民”话语的使用有一个从前者覆盖后者，到后者获得一定表述空间，两者有分工有接汇的变化。改革开放前，虽然公民的概念存在，但是在实际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生活中，人民话语对公民话语表现出全方位的覆盖。改革开放以来，公民的概念及其话语被激活，但人民话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其自身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变化，但是言说社会主义中国政治与道德传统的功能始终不变，相形之下，公民话语主要用于法律—社会生活中个体成员的权责界定。两种话语的体制性关系变化，是中国现当代政治发展在经历改革开放中国家“政道”与“治道”关系重构后的意识形态印证：在革命型国家向建设型国家的转型中，一方面“政道”延续，另一方面“治道”再造。正是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建设，决定了人民话语与公民话语的并存、分工及其主次结构。     

“国民”转向“阶级”的事件—话语分析:1895—1927

“国民”与“阶级”是近代中国竞争性建构的两种政治身份话语,从历史事件与话语建构相关联的视角进行分析,旨在发现两种身份话语的更替机制及其背后的历史机运。甲午战败后,晚清知识精英迅速引入国民身份话语,统合传统四民秩序解体的中国社会,以助益推翻帝制并打破传统君民等级关系。然而,随着民国建立之后共和的流产,国民身份话语失灵,转而建构阶级身份话语。阶级关系最初由清末革命派用以讨论民生问题,在共和实践失败后为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所借用。国民身份话语失灵带来了失望与不满的情绪,重新强化革命派早期提倡的社会革命,孵化出以“阶级”为名的政治身份话语,并在共产国际背景下进入中国革命话语。“国民”转向“阶级”的政治身份话语,始终裹挟于反抗压迫与追求富强的革命浪潮,为此后社会动员与革命的实践及制度分途奠定话语基础。     

男权文化语境中的隐秘心曲——唐传奇的文士情爱心理透视

唐代情爱传奇是唐代文士根据他们的情爱体验而创作出来的作品,在这些传奇中男性操纵着话语权利,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男权主义价值标准和审美趣味来叙事,故这些情爱传奇中深刻体现了男权语境中的文士的隐秘心曲.一方面,它折射出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文士在本能欲求驱动下的色欲心理,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文士对人的灵性和至情的强烈追求.     

近代中国“革命”观念的历史嬗变

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就是革命。历史地看,革命观念本身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演化历程。首先是西方现代式革命观的传入,并与中国传统的革命观产生碰撞交融。随着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也开始输入中国并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由于中国国情及时代需求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由此生发出一些中国式的特色。回溯历史是为了前瞻未来。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我们才能正确理解革命观念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才能更好地开创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光明未来。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制度建设的逻辑分析——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

梳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制度成长的轨迹可以看出,应对现代国家的宪政诉求是制度建构的逻辑起点;但在革命的制度空间里,基于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与革命的行为方式间存在着诸多逻辑的悖论.要而言之,宪政讲求权利、制度与规范,而革命则强调组织、服从与效率.在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过程中,推动制度演进的内在动力是宪政与革命的交互作用.     

试析1848年德国革命的特点及其原因

1848年德国革命是德国政治现代化的一次契机。革命中出现了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资产阶级取得的一定权利,不是靠推翻各邦封建统治,而是靠各邦统治者被迫改组政府施舍的;二是革命开始后不久就分为街头斗争和议会讨论。出现这样的特点主要是由于德国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先天不足。资产阶级的软弱造成了这次革命的失败,断送了德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机会,对德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世俗体验与恐惧逃离——“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中的狂欢化图景分析

"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关于革命的狂欢化想象图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狂欢生活中的世俗体验来逃离残酷革命所可能带来的巨大恐惧,以实现对革命及革命历史的最大限度的认同.全民表演场景、亲昵接触场景、笑谑场景、暴力场景构成狂欢化场景的重要内容.     

政治意识与人性的悖论、融合－解读《红豆》

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复杂微妙。文学既不能单纯成为政治的传声筒 ,又不能成为脱离生活意义的纯文学。产生于特定年代的《红豆》既囿于一定的政治环境 ,又对人性有所丰富和发展。为此应给予《红豆》客观的评价。在题材上 ,既是对 30年代“革命 +恋爱”主题的延续 ,又是对十七年文学中 ,描写革命战争或现实生活 ,迅速及时地配合政治需要的文学主潮流的一种背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富农政策专题研究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即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富农是农村中一个相当复杂的阶层,富农阶层是农村中的中间势力,制定并执行正确的富农政策,关系到革命统一战线和生产力的发展。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富农政策问题上,曾受到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犯有严重错误,经过了长期曲折的探索。     

"重写"记忆中"情爱的中国"--印尼土生华人文学中的一种流行叙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印度尼西亚土生华人文学中,有着大量的情爱故事.在故事的叙述中,透露出土生华人了解中国的强烈愿望.他们将中国的情爱故事--梁祝故事,转化为一种对"神话"的记忆男为爱生,女为爱死的情与爱的神话.这个神话,通过"记忆",深化在印尼土生华人情爱故事中的"一些套子"与"结构"之中.土生华人在"重写"自己的情爱故事时,一方面透露出一些"中国神话"的影子;另一方面,这种"重写",也重在发挥,在发挥中叙述"自己的故事".     

依托革命传统教育资源加强和改进党性教育

革命传统教育资源是党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创造和积累的丰富历史经验,它生动记载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再现了革命先辈的光辉足迹,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运用革命传统教育资源开展党性教育,对广大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保持优良作风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