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的“七部曲”与施耐庵的意向

如果说明清以来“陈世美”是负心男的代名词,负心女的代名词则非“潘金莲”莫属了。数百年来,潘金莲和陈世美一样受着中国百姓的唾骂。但近年来潘金莲的境遇似乎改善一些了,有人著文替她翻案,甚至专门创作了为之树碑立传的荒诞剧。然而,纵观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至少有四个潘金莲,一是《水浒》成书前民间故事里的,只可说是一个模糊的影子;二是《水浒》中的,算得上血肉丰满活生生的形象;三是《金瓶梅》中的,那是夸张了《水浒》里“恶”的一面;四是当今荒诞剧里的,夸张了她“善”的一面,合乎人性的一面。潘金莲这一形象的誉誉毁毁也就随着多起来了。     

《水浒传》江湖人物论（之六）江湖人的楷模——武松、石秀

一、今人的质疑 《水浒传》塑造的武松、石秀这些典型的江湖人的形象,长期以来受到读者们喜欢,特别是武松已经成为坚毅、勇敢、不怕任何困难的共名。关于武松的戏曲、曲艺作品特别多,也为武松这个形象的家喻户晓做了贡献。可是,具有现代思想的读者对于这样的形象就有了质疑。民国时期,欧阳予倩所写的话剧《潘金莲》在为潘金莲翻案的同时也把武松视为礼教的维护者和牺牲者;1980年代魏明伦荒诞川剧《潘金莲》更进一步张扬了这些主张。     

历史语境中的潘金莲

潘金莲是一个有争议的女性形象。《义侠记》沿袭小说《水浒传》的男权视角;话剧《潘金莲》注重人性解放内涵的挖掘;川剧《潘金莲》从不同视角中审视潘金莲的沉沦。不同的文本,展现了在不同语境中形象的变化和历史文化内涵的侧重。     

浅谈川剧的形成与流派

为川剧正名“川剧”这一名号,究竟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呢?至今仍各说不一。周贻白说:“四川的‘川剧’。旧称‘四川戏’。”(见《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一期《辛亥革命前后地方戏曲发展概况》)雪樵说:“川剧,在两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汇集了昆曲、高腔、胡琴(皮黄)、弹戏(梆子)、灯戏等多种声腔……到清代同治、光绪时,已统称为川剧。”(见《人民戏剧》1978年第五期《“剧种介绍”——<川剧>》)我认     

异性书写的历史——《潘金莲》:从欧阳予倩到魏明伦

由潘金莲的形象和故事出发,在对欧阳予倩和魏明伦写潘金莲的两部剧作进行文本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从女性视角来看,欧阳予倩的话剧《潘金莲》体现了“五四”时期人们对以妇女解放、爱情自由为代表的个性解放的追求;魏明伦的川剧《潘金莲——一个女人的沉沦史》规避了两性间的矛盾,借助非情节叙述赞美的实际上是“为女流作主的法典”.因而,就作品所具有的女性意识而言,创作于八十年代的魏剧反而不及写于二十年代的欧剧.     

同中见异·异中有同——试比较朱丽叶与杜丽娘的形象

看过我国古典戏剧名著汤显祖的《牡丹亭》(以下简称《牡》),接着看欧洲戏剧名著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以下简称《罗》),两相比较是很有趣的,我们看到朱丽叶与杜丽娘这两个女主人公虽各具特色,竟也有许多相似处。《罗》剧和《牡》剧都是震动人心的爱情剧,两个女主人公都为情而死。“情”是人类神圣而美好、幸福的天伦,人们寻找、追求“情”就是为了寻找、追求美好和幸福,然而,为情而死,不是走到了美好和幸福的反面吗?尽管如此,她们还是要去追寻,她们宁     

潘金莲、武松新论

潘金莲这个妖丽的女性,始见于《水浒传》;再经《金瓶梅》的张扬,芳名不胫而走。对她的品评,见解亦千差万别。她以淫乱著称,和打虎英雄武松之间,也存在微妙关系。 现在,我们拟由爱情心理学角度,对潘金莲和武松的形象,作出迥异于昔人的蠡测。 一 潘金莲的艺术形象贯串有明一代。始于元明之际的《水浒传》（由施耐庵最后写定）,彻底完成于晚明万历朝署名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在《水浒》这部长篇巨著里,潘金莲故事只占了三回（24—26回）;她是为了衬托武松的“天人”形象而出现的。《金瓶梅》由附庸《水浒》而蔚为大国,潘金莲亦从配角一跃成为与西门庆并驾齐驱的头号人物。《金瓶梅》的“金”便指此妪;由她领衔全书,即可知她在全书中的重要地位。     

传统川剧中的三国戏

一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反映的历史社会生活内容恢宏壮阔、汪洋恣肆,具有高度的美学价值。多少年来,它的艺术光芒投射于川剧艺术的兰空,蔚成了一大批三国剧目,其数量之多,影响之深,流传之广,都超过其它任何一类根据古典文学作品改编的剧目。历来,被人们誉为是传统川剧中的“宝籍”。在过去,川剧艺人有句行话:“无三(三国戏)不成     

形非似神更异──《牡丹亭》、《长生殿》爱情描写之比较

形非似神更异──《牡丹亭》、《长生殿》爱情描写之比较徐人忠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问世一百年后，清初洪升创作了《长生殿》。因为该剧也有女主人公梦境的描写和鬼魂游踪的情节，故当时有人称《长生殿》是一部“闹热《牡丹亭》”，洪升颇为高兴，“世以为知言”①。由...     

王夫之、郭沫若的《哀郢》之说不能成立

屈原的《哀郢》究竟作于何时?为何而哀?历来说法不一。 自王夫之在《楚辞通释》内提出《哀郢》是“哀郢都之弃捐”的说法以后,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而郭沫若,游国恩对王说的进一步肯定,使王说风靡至今,似乎成了定论。其实是大可质疑的。     

拆解“倾城”的神话──张爱玲《倾城之恋》创作意图辨

水晶先生用西方的神话原型理论来解读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认为“凡是读到‘倾城’之类的题目,一定会联想起中国历史上,一些祸国殃民的美人来,像是褒拟、姐己、和杨贵妃之类。张爱玲写《倾城之恋》其构想思路,首先一定循着这一观点出发,是毋庸置议的。”《倾城之恋》的女主人公白流苏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红颜祸水式”的女人了。她浑身带着“杀气”。①但我却有一些疑问：其一,利用了倾城神话,是否必然地就会使主人公成为危险人物？其二,即使在倾城神话中,女人是祸水已成定论,但这一形成于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价值给定的本身,能…     

《离骚》:原型追索——兼论求女之本真意涵

作为楚辞浪漫主义的典型代表,《离骚》文本充满难以索解的巨大疑难。其中最为独特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莫过于抒情主人公屈原在诗篇后半部分邀游天界的求索历程（Questprocceeding）中设置了三次求女的奇异情节。如果说诗章前半部分是情感的直抒性表露,是诗人内在世界的自然呈现,那么其后半部的求女情节应该如何理解把握呢?作者为何求女?所求之女指寓什么?在整篇弥满着浪漫意绪的文字中,求女情节的性质归属为何——是实写,还是虚写?这些处于隐喻象征体系与现实人物之间的暖昧难解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自秦汉以降数千年的楚辞阐释者和注解者,这直接关注和影响着《离骚》诗作内涵的体悟与艺术价值符码的解读。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说:“此辞难通处,无如中间求女三节。然文意坦然明白,寄情属望之恳到全在此段……历来往家莫有得其说者。”近人游国恩先生也指出:“《离骚》有求女一节,他在登阆风,反顾流涕,哀高丘之无女以后,又想求宓妃,见（女戎）女,留二姚,而三次求女都归失败。这一节的真正意义,从来注家都不了解。……越讲越糊涂、越支离,令人堕入云雾。这是《离骚》中一大难题。”传统学者对“求女”一义的假说性阐解大致可归结为六种:（一）求君;（二）求贤臣;（三）求隐士;（四）求诸侯;（五）     

试论《倩女离魂》和《牡丹亭》中的“魂”

元杂剧《倩女离魂》和明传奇《牡丹亭》存在许多相同之处,其中最突出的是借“魂”的意象来实现女主人公对礼教的叛逆和对爱情的追求。两部作品中的“魂”意象都是主人公在极度压抑人性的环境中的寄托和反抗,是主人公二重人格的体现;“魂”成为主人公本我冲动的外化形式和情欲宣泄的载体;两部作品中的“梦”意象是“魂”意象的补充,“梦”体现了“魂”的欲求,由“魂”的活动引起的“梦”是主人公愿望的达成,“魂”与“梦”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和国家形成问题

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1、“大同”和“小康”反映了什么? 被学者津津乐道的《礼记·礼运》篇所谓“大道之行也”的“大同”社会和“三代之英”的“小康”社会,究竟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历史事实呢?我们就从这个问题的讨论开始。 《礼运》篇以孔丘第子言偃和孔丘的问答形式说:“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孔丘说他虽然没有亲自生活在“大道之     

《周易》成象说

<正> 《周易》分《经》和《传》两部分,《经》又由《象》和《辞》两部分组成,而以《象》为中心。《辞》和《传》所含之义理是围绕着《象》而生发的,是解释《象》的。《周易》中的《象》(即卦象和爻象)本是一种符号,象征一定的吉凶祸福。其实它是一个空模子,不能确切地说明事物的性质或特征。冯友兰先生说它是“没有数目字的公式”,是用符号表示出来的“空套子”。“正是因为它们是空套子,所以任何数目字都可以套进去,我说周易可以称为宇宙代数学,就是这个意思。”?《周易》之“象”只是“—”、“?”两个符号,确实是太抽象了,由它们组成的卦象,也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观察、立     

释《诗·关睢》的“流”、“采”、“芼”

《关睢》的旧注不可据,因为它是附会“关睢,后妃之德也”(《诗序》)来做注的,不是诗的本义。近日的释文又多重字不重意,也往往难通。诗文“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艹毛)之”,结构相同,只“流”、“采”、“(艹毛)”三字有异。这三字意思虽有不同,性质上必无差异。而本诗乃诗人借物起兴,因之与下文“窈窕淑女”云云,在意义上就不一定有必然联系,所以也不必勉强把它们纠合在一起,三个字只是解释“参差荇菜”。过去有的把它们都训为择,如闻一多(见《风诗类钞》甲,《闻一多全集》)。宋朱熹的解释则是:“流,顺水之流而取之也”,“采,取而择     

文章三律论

写文章,究竟有无规律可循?这是古人今人都关心和探讨的问题。 晋代陆机在《文赋》中说:“普辞条与文律,良余膺之所服。”宋代陈骙著有《文则》一书。这里的“条”、“律”和“则”,都是“规律”的意思。 1962年4月19日《文汇报》发表了林柷敔同志《文章学初探》一文,他提出了三条文章的规律:衔接律、侧重律、变化律。但我们仔细考虑一下就会发现:笔墨侧重、波(氵兰)变化不一定是每类每篇文章中     

"格物""知止":定位《大学》的理论功能

作为《礼记》中的一篇论礼文章,《大学》言简意赅,层次分明,因此被朱熹挖掘出来赋予“四书之首”之尊,列为儒学“初学入德之门”之书。然而此后的学者对此却莫衷一是。究竟应当如何确定《大学》的理论价值?从研究文本的角度来看,“格物”“知止”是理解《大学》理论价值的关键概念,《大学》的逻辑思路与实质内容不仅据此得以建构,而且其对于后学的进德修业乃至深入理解儒学思想的内核都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     

元修宋、辽、金三史再评价

对于包括元修三史在内的全部《二十四史》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封建统治阶级在评价这些史书时,首先着眼于义例、观点——即所谓“书法”;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些史书之所以应当受到重视,在于它们的史料价值。关于修史者的立场、观点当然也需要研究,因为不如此就无法正确估计史实的可靠程度。本文主要是从宋、辽、金史研究工作的实际出发、谈谈对元修三史评价问题的一些粗浅看法。     

“宇治十帖”创作意图初探

要论世界最早的长篇小说,当推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被誉为“日本的红楼梦。”“宇治十帖”是它的后十回。在这后十回中,不仅主人公和前四十四回不同,作者的褒贬态度也不一。为此,在日本源学界引起了争议。有人推测此乃作者紫式部之女贤子所续,但因“年代既久,无法考实,”终不可信。笔者认为,即使“宇治十帖”出自他人之手,但他毕竟是续《源氏物语》,因此他就应该尽量和紫式部的创作意图保持一致,否则何为续书呢?！因此,无论“宇治十帖”是出自紫式部之手还是他人之手,它既然是这部长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