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文论与《文心雕龙》的暗合——徐复观《文心雕龙》研究扩展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章学巨擘,桐城派是近代文章学大宗,作为一位心系中国文学命脉的现代新儒家,徐复观与两者都颇有渊源,并对桐城派文论和《文心雕龙》之关系做了深入研究,认为它们有许多暗合之处。特别是在文体论和文气论两个方面,桐城派文论对《文心雕龙》都有继承和超越。通过对桐城派和《文心雕龙》关系的细致考察和疏通条贯,徐复观希望展现古今文学发展的轨迹,沟通中西文学理论,为建立中国现代文体论作奠基尝试。     

桐城派理论的发展和最后总结——论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

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仿《文心雕龙》之体例,系统地探讨了文学的起源、发展、体裁、创作方法、风格和作家的修养等问题,翔赡而简易,典显而精凿,是继《文心雕龙》之后,我国文学理论史上的又一部重要著作。本书论文大旨,本之方苞、姚范、姚鼐、刘大櫆、方东树、曾国藩等桐城派先驱和重要人物,这些人物的言论构成了本书的理论基础,故本书实为姚永朴对桐城派理论的最后总结。     

论桐城派文学批评中的戒“客气”说

"客气"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左传》,意为非人们主体所发出的而是受外界刺激所引起的一时之意气。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它的应用非常广泛,既用于人物评价,又用来评论文章,也曾被理学家当作与深邃的涵养相对立的概念,它的基本内涵是虚矫与不实。桐城派讲求"义理"由内心流出,反对矫揉作态的"客气"的文学创作,前期作家建立起这种实践自觉,中后期以方东树和吴汝纶为代表从理论自觉上将"客气说"用在文学评论当中,成为桐城派文论中较有特色的批评术语。     

方宗诚的文学教育与近代桐城派传播

方宗诚是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在其教育活动中,文学教育成为其教育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文学教育过程中,通过选编、节录、评点等方式编写新的文学选本作为教材。注重掌握文法,强调在读文与作文中,突出文章主题和篇章结构。重视诗歌对生徒性情养成的重要作用。方宗诚的文学思想在文学本体论、文章功能与分类、文章风格及桐城派文学发展上既有承续也有创新,丰富了桐城派的文学理论。并且,他通过整理乡邦文献,保存大量先贤诗文;通过文学教育,培养出一批桐城派作家,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力。     

桐城派新城作家群生平及著述考略

新城作家群是赣籍桐城派的主力军,然尚无相关研究.以师承、私淑关系为纽带,以是否宗桐城义法为准则,查检方志、史书、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赣籍桐城派作家的诗文集等相关文献,确定桐城派新城作家群共有35位成员,并试对他们的生平事迹及其诗文集做较为详细的考述,以期推动桐城派研究的深入开展.     

从“发愤著书”到“穷而后工”——论中国古典文论的整合性

尽管有着《文心雕龙》和《原诗》这样高度系统化的文艺理论著作,中国古典文论在总体的形式结构上仍呈现为散点式、非系统化的特点,但这种外在特点并不能掩盖古典文论自身所具有的能够系统化的自觉整合性特征,而这突出的在"发愤著书"和"穷而后工"两个范畴中体现出来。深层透视和重新解读"发愤著书"和"穷而后工"的内涵,即可窥见其中内具的独特而典型的中国古典文论整合性。"发愤著书"和"穷而后工"的提出、形成和发展,揭示了主客观因素对创作实践活动有着深远影响的特殊规律,更重要的是它从文学活动的四个环节: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全方位对文学发生论、文学创造论、文学接受批评理论的揭示,对文学规律的揭示。其特有的系统整合性使其在中国古典文论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因此,不仅在古代,而且在当今时代仍然会对其作深入的研究和现代阐释。     

从文论他国化看王国维、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兼论李辰冬在我国比较文学学科史中的意义

王国维、李辰冬皆借西方文论话语来研究《红楼梦》,但二人在运用西方理论解释作品、使西方文论产生"化合"作用的力度和方式上是不同的: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从始至终把中国古代文论话语方式移开隔离、向叔本华的思想及西方学术规则靠拢,文章更多地表现为中国文论"西方化";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虽借鉴泰纳的文学思想,重视小说与时代、环境的关系,强调作者个人意识与时代意识的互动,但其落脚点在于更好地阐释中国文学文本,为中国文本在世界文学经典之林寻找根据,指明《红楼梦》不同于西方经典文学的独特价值。在对待西方文论的态度、明确自身文化立场方面,李辰冬的"红学"研究更有可取之处。另外,李辰冬为中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比较文学研究者应对其研究予以相应的重视。     

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论陆机《文赋》的历史意义

陆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其《文赋》是我国辞赋史、文学史、文论史上第一篇以赋体形式写成的关于文学创作的理论文章。如果把曹丕《典论·论文》视为"文学的自觉时代"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作,那么《文赋》则是一篇开山之后向着专深发展、且奠定和指引文学发展未来方向的雄文。《文赋》中诸多"第一次"阐述的有关文学创作的理念与观点,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对于后来六朝诸家文论影响至深,对六朝诸体文学乃至隋唐近体格律诗的创作亦影响极大。《文赋》是我国文学创作实践与理论指导的双重典范,其历史意义可以恢万里而通亿载!     

《国文学》对《文心雕龙》的接受

桐城派后期理论家姚永朴在其《国文学》中,选择了20篇古代文论,在总结桐城文章作法的基础上,反复以刘勰的《文心雕龙》阐释自己的文艺美学思想,足见其对《文心雕龙》的主动接受。《国文学》中有关文学起源、文学创作、文学风格的思想,与《文心雕龙》的体例结构不谋而合。考证《国文学》引用《文心雕龙》的篇目,能进一步见出姚永朴对刘勰文艺思想的接受。     

《钟嵘诗歌美学》评介

罗立乾同志著的《钟嵘诗歌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是我国古代文论界首次从美学角度,对钟嵘《诗品》作新探讨的学术著作,其中颇有令人瞩目的新探创获。首先,本书从中国古代文化史的宏观角度,既考察了建立在儒家伦理道德学说基础上的先秦两汉诗学,其根本宗旨是把《诗三百》作为宗法制的伦理道德教科书,使诗歌沦为儒家经学的附庸,又考察了魏晋六朝进入鲁迅称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原因,以及“文学自觉”的主题,与钟嵘建立诗歌“滋味”说的联系。作者在详尽地考察了儒学衰微而老庄美学复兴于这个时代,是促使这个时代的文学走向     

中国古代的文学特征论

关于文学的特征,中国古代文论家们有一个逐步认识、明确的过程。先秦两汉,中国文学还处于不自觉的时代,因而那时的文论家还不可能提出明确的文学特征论。文字产生以前,只能有一些口头文学,如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当时还处于文学的幼稚阶段,人们对文学观念也只能有一些朦胧的认识。文字出现以后,人们开始只能记载一些极其简单的事实以及歌谣卜辞等。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才以书面语言形式编著以《诗经》、《楚辞》为代     

桐城文学观的反省与变异——刘开文论特色探

本文通过对桐城文人刘开文论特色的考察,揭示桐城派文学观在发展中的自我反省与变异。刘开文学观虽对当时及后世影响不大,但其理论特色却足以抵抗考据家与骈文家对桐城派的攻讦,并在继承而变异的基础上对本派文学有着振衰起废的贡献。     

六朝“清绮”辨析

六朝是文学不断走向自觉的时代,文学理论空前繁荣,因此有大量的文论范畴产生,其中不少频繁出现在六朝文人笔下,其内涵多变而复杂,"清绮"就是其中之一.首先,"清绮"在文学风格论的领域,因与"清"相关联,其产生和发展不仅反映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而且较为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论深厚的哲学基础.其次,它和中国古代文论的其他范畴一样,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当文学在不同时代产生不同思潮及表现不同审美倾向时,其意义也在不断地丰富或变迁.更重要的是"清绮"在六朝文论中极具代表性,为此,微观地用"以意逆志"的方式将它区别于"绮靡"、"轻绮"等几个相近的范畴,对认识六朝文学及相关作家作品的共性与个性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桐城派的现代转型

清代道咸之际,桐城派秉持"变"和经世致用的观念,紧随中国现代化的步武,开始了长达百年的转型。在政治上,桐城派参与引领并推动中国告别中世纪、走向现代世界;在文学上,桐城派从文论、体裁和语言诸侧面向新文学位移;在传播方式上,桐城派深度介入报纸、期刊和出版等新媒体,创办文学社团,以拓展存在空间和加速自身转型;同时,属于桐城一脉的女性作家也以出身旧家的新人姿态登上文坛。桐城派的现代转型使它成为新文学的开端,也造成了其自身的终结。尽管桐城派因转型而终结,但它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建立的卓越功勋,其内部富含生命活力的珍贵质素,则将永存。     

中国古代的文学特征论

关于文学的特征 ,中国古代文论有着逐步明晰的过程。先秦两汉 ,中国文学还处于不自觉的时代 ,因而那时的文论中还不可能有明确的文学特征论。直到魏晋以后 ,由于文学理论的深入发展 ,文学进入了自觉的时代 ,文论家们才比较明确地提出文学特征的理论 ,这就是文学的情感性和形象性两个基本特征论 ,前者为“缘情”说 ,后者为“穷形尽相”说。但是 ,由于中国古代文学重表现重抒情言志的民族特色 ,所以中国古代前期文论中对文学形象性特征的重视程度不如对文学的情感性特征 ,相对说要朦胧些、粗疏些     

新时期文学观念的演变及思考——以几本文学理论教材为例

新时期文学观念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为代表,认为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工具性;以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为代表,认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的架构中强调文学的审美特性;以南帆主编《文学理论新读本》、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为代表,从当今所谓＂后现代＂语境下重新审视文学,反本质主义、历史性、开放性成为关键词。当代的文学观念应该充分融合中国古代文论资源、西方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传统。     

方东树在广东施教与交游述考

方东树是桐城派中期重要代表作家,一生曾四次南下广东,客居时间十年之久。其间,他积极投身广东的书院教育,以文会友,勤奋著书立说,传播桐城派文学思想,为广东的教育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通过对方东树诗文集、方志及其他名家文集等文献的解读,梳理方东树在广东主讲书院和传播桐城派文论思想的具体情况,探讨其在教育上的成就,揭示其在传播桐城派文学理论和扩大桐城派影响等方面的作用。     

论姚莹的诗学观及其诗学价值

姚莹既是桐城麻溪姚氏家族、桐城派后期的重要作家,又是嘉道时期经世文士的杰出代表。在诗学方面,受家族和时代的影响,姚莹强调古今并重,主张诗歌必须表现真情,同时又追求诗歌的道德教化、经济天下的功用,他的诗学观念熔个性自觉意识与士大夫情怀于一炉,显示出继续与新变交汇的特点。姚莹诗学观念所呈现出来的变化,无论于桐城麻溪姚氏家族诗学还是桐城派诗学,乃至于晚清诗学,其所具有的转关意义均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凸显。     

姚鼐文章风格论在其山水游记中的体现

从对姚鼐文论和山水游记的研究中发现,桐城派散文集大成者姚鼐在方苞、刘大槐文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桐城派散文理论。而他对文章风格的论述不仅是对传统文章风格论的总结,更是一种发展和创新。这集中体现在《复鲁絮非书》和《海愚诗钞序》两篇散文中。姚鼐认为,文章有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并且二者不可偏废,不过在阳刚阴柔之间,他更推崇阳刚。姚鼐的文学创作整体偏向阴柔,但他创作的山水游记,如《登泰山记》等却独树一帜,或以阳刚见长,或以阴柔著称,总体上是刚中含柔、柔中有刚,刚柔相济。藉此,姚鼐及桐城派散文的影响不断扩大,并得以享誉清代文坛200年。     

形式批评的新探索──评刘海涛新著《叙述策略论》

最近，新加坡作家协会为我国湛江师范学院刘海涛教授出版了《叙述策略论》一书。这是继《规律与技法》一书后，新加坡作家协会为刘海涛先生出版的第二本研究小说创作的著作。该书继承了自亚里土多德以来的古典叙事理论的传统，吸收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有关成果，通过综合的、有机的潜心研究，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叙事策略理论，特别是小说这种文体的形式分析模式，在我国当代文论研究，特别是叙事学研究中做了有益探索。在各种文学文体中，小说出现最晚，但后者居上，成了文坛上的主流文体。可是小说批评的成就一直难与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