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东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正> 广东是南明抗清势力的活动地盘,顺治三年(1646)、六年(1649)清军两度入粤,两军反复争夺,骚扰侵害遍及全境,尤以清军烧杀屠城的暴行,破坏特甚。及南明残余势力被次第消灭,又有康熙元年(1662)、三年(1664)广东沿海二十八个州县“迁界”之祸,“尽夷其地,空其人”,前后两次数百万迁界难民流离失所,抛荒田地531万多亩,遭受了广东有史以来一场浩劫。康熙十五、十六年(1676、1677)尚藩叛乱,广东仍处于兵戈扰攘之中。经过清初三十余年一连串的破坏,地方残破,城乡凋敝,人民死亡流散,田地大量荒芜,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摧残。直至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和统一台湾之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安定社会秩序,康熙二十二年(1683)在广东实行复界,还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恢复社会经济的措施。     

明末云南的"沙普之乱"

明朝末年,中央王朝对云南的统治日益腐朽.地方民族统治者与中央派驻官员之间,民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继武定土司吾必奎叛乱后,安南土司沙源之子沙定洲与普名声之妻万氏发动了震惊云南的"沙普之乱",给云南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大西军借沐府焦夫人弟的名义进入云南,平定了沙定洲的叛乱,稳定了云南的社会秩序,推动了云南社会各方面的发展.     

论李璮

<正> 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年)三月,蒙古汉军万户、益都行省、江淮大都督李璮举兵反元,不久攻克济南,势力波及大半个山东。为镇压李璮,蒙古汗廷几乎动用了全国的兵力,费时近半年,至七月李璮被杀,叛乱平息。史称“李璮之乱”。在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处于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少数民族中央政权与汉族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和斗争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而“李璮之乱”正是这类现象中的一个典型事例。本文拟将李璮其人及其活动放到上述的历史条件之中作一具体的分析和评价。     

试论“三年之丧”起源

<正> 《齐鲁学刊》1988年2期黄瑞琦《“三年之丧”起源考辨》一文,辨析了“三年之丧”起源的各家说法。从东周以来人们把它当作三代古制而尊奉、宣传,被载入封建社会礼仪的最高法典——《仪礼》和《礼记》,但它又是不断遭到质问的争议性问题。清末学者曾以孔子改制为由否定其为三代古制,近又不乏当作古代定制的说法。古代究竟实行过三年之丧没有?它由谁首先提出?它产生的历史和思想根源是什么?本文试对以上问题作一综合考察。     

杜甫与潭州臧Jie之乱

唐代诗人杜甫晚年饱经藩镇叛乱战争之苦 ,在他自安史之乱后长达 16年之久的逃难生涯中 ,大历五年潭州发生的臧之乱 ,是诗人最后经历的一次军事叛乱。这次叛乱只是一次小规模的地方武勇兵变 ,它与杜甫后半生经历的多次大型战争灾祸相比 ,并无惊人之处。但因此次兵变发生在杜甫的垂暮之年 ,且直接导致了诗人生存条件的最终恶化 ,因而在其生命绝唱中留下了创深痛巨的记忆。杜甫暮年讨伐臧之乱的诗作 ,即聚焦着安史之乱后长期的战争灾祸 ,在诗人心中层层积压的国难、民忧、家仇与友恨 ,也集中反映了杜甫的爱国襟怀、民本意识、善良人性和嫉恶如仇的刚强性格。     

杜甫与潭州臧玠之乱

唐代诗人杜甫晚年饱经藩镇叛乱战争之苦 ,在他自安史之乱后长达 16年之久的逃难生涯中 ,大历五年潭州发生的臧之乱 ,是诗人最后经历的一次军事叛乱。这次叛乱只是一次小规模的地方武勇兵变 ,它与杜甫后半生经历的多次大型战争灾祸相比 ,并无惊人之处。但因此次兵变发生在杜甫的垂暮之年 ,且直接导致了诗人生存条件的最终恶化 ,因而在其生命绝唱中留下了创深痛巨的记忆。杜甫暮年讨伐臧之乱的诗作 ,即聚焦着安史之乱后长期的战争灾祸 ,在诗人心中层层积压的国难、民忧、家仇与友恨 ,也集中反映了杜甫的爱国襟怀、民本意识、善良人性和嫉恶如仇的刚强性格。     

浑都海、阿蓝答儿之乱的前因后果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在宁夏地方曾爆发了一次浑都海、阿蓝答儿之乱。这次叛乱是以反对忽必烈即汗位、拥护阿里不哥称大汗的形式出现的,但叛乱的原因则由来已久。叛乱平息之后,元廷加强了对宁夏地区的开发和管辖,“宁夏”之名也被正式采用,伊斯兰教在宁夏地区的大规模传播也自此始。一、阿蓝答儿钩考:蒙哥和忽必烈的一次较量蒙古国在灭亡西夏和全国,占领整个中国北方后,主要采取掠夺方式来统治这些地区。当时官吏素质极差,统治制度和剥削     

论侯景之乱

侯景之乱,作为南北朝历史上南朝由盛而衰,最终为北朝所灭的历史转折事件,其发起的原因,事态的进展,是非的论断,对于我们来说,认识是不足和肤浅的。多年来无论是有关这段历史的专著或是教科书,结论几乎一致:即以为侯景之乱是一次由反复不定的小人发动的叛乱,后果是南朝经济的大残破,其作用是反动的;而梁武帝的最大罪恶是接受了侯景的降附。这种传统之见如果可以成立,则许多疑问无法澄清。如,侯景叛乱与梁武帝处置不当固然有关系,但这个不当是不该接纳侯景吗?侯景之乱除了破坏性的一面外,有没有值得肯定的因素?侯景之乱的爆发是历史的偶然事件,还是具有某种必然性?如果这些思考有意义,我们对这次事件就有重新予以深入研究的必要了。     

关于《天朝田亩制度》的性质和作用问题——与赵德馨、董楚平同志商榷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颁刻了《天朝田亩制度》(以下简称《制度》)。对《制度》的性质如何看?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有的同志认为:“它是一种宗教性文献”,“不是太平天国的政策纲领”(赵德馨《重议天朝田亩制度的性质》,《江汉论坛》1981年第1期。下引此文不另作注)。有的则说:《制度》“颁行于定都天京,革命进入高潮之后,不是用来破,而是用来立”,“以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是当时中国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最发达的地区,这种先进的经济因素与平均主义的矛盾更大,它更加容不得平     

论清代云南屯田

以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寻甸、武定二府土司叛乱为始,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为止,连年战乱,云南的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屯田这一容易实现并行之有效的方式遂成为清朝统治势力深入云南、巩固西南边疆的历史选择。本文通过考察清朝在滇西、滇东北等地屯田的情况,全面论述了屯田在发展云南社会经济、巩固西南边疆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及屯田与移民之间的相互影响。     

《文赋》的主要贡献何在

<正> 《文赋》在历史上,长期被视为六朝形式主义文风的罪魁祸首,不仅认为它“重六朝之弊”,“失诗人之旨”,且六朝文风“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引入歧途”,这就罪莫大焉了。近二三十年来,对《文赋》的评论虽还存在一些分歧,总的来看,肯定的渐多了。但肯定它什么呢?一篇“巧而碎乱”的《文赋》,涉及问题相当广泛,如果我们也作“巧而碎乱”之评,即使逐一肯定其所谓创作修养、想象构思、修辞技巧、文质并重、辨析文体、重视独创,以及兴会感应等,仍是价值有限,也未必能使人信服它确非六朝形式主义文风的始作俑者。所以,到底怎样评价《文赋》,有必要研讨其主要贡献何在。     

五凉的“崇尚文教”及其影响

十六国时期,发达的中原文化遭到极大摧残,但河西地区却“学者埒于中原”学术文化空前繁盛。那么,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对后世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是史学界关注的问题。最近,施光明在《兰州学刊》八五年第六期上撰文认为,五凉的文化繁盛,主要是因为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崇尚文教”的措施。首先是兴办学校,倡导儒学。统治者企图借助儒学,推行教化,而儒学的传授又需要兴办学校,发展教育。因此,五凉政权始终把教育作     

岑诗综论

在严羽所谓“盛唐诸公”中,岑参年岁特晚。他生于开元三年(715),到安史乱爆发的天宝之末,恰进四十强壮之年,这正值他一生最为意气风发的时代,可惜便匆匆结束了。不过,从这时到大历四年(769)他卒于成都客舍,仅得十又五年,更其短暂。所以他基本上属于开元天宝那被李白歌为“国容何赫然”的鼎盛时代。那是     

为什么不宜提“一分为三”?——坚毅先生《剖析谈“三”色变、见“中”就批的原因》献疑

在“一分为二”(或“二分法”)作为一个深刻的辩证法命题被人们广泛接受之后,坚毅先生却又提出“一分为三”(或“三分法”)的命题,并且在《剖析谈“三”色变.见“中”就批的原因》(载《广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一文中,从十二个方面分析了哲学界长期不接受“一分为三”提法的原因.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辩证法问题:在“一分为二”之外是否还有一个“一分为三”与之并存?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弄清楚:“一分为二”与“一分为三”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或者说,“一分为三”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     

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勘误一则

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 1999年 1月第 1版 ,第 37页 )载 :“杨秀清向他 (洪秀全 )报告国事的困难 ,他 (洪秀全 )回答说 :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 ,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 ,何惧之有 ?不用尔奏 ,政事不用尔理。欲出外住 ,欲在京住 ,由于尔。朕铁桶江山 ,你不扶 ,有人扶。尔说无兵 ,朕之天兵多过于水 ,何惧曾妖 (国藩 )乎 ?”显然 ,上引文中的“杨秀清”应为“李秀成”之误。依据有二 :其一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 ,颁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 ,并进行了北伐、西征和天京城外的破围战。到 185 6年上半年 ,除林凤祥、李开芳领导…     

中西启蒙“平等”观在价值源头上的同与异——以卢梭的“平等观”与戴震的“理欲之辨”为范本

中西启蒙“平等”观各自循着自身的文化轨迹沿革,如果没有以后“鸦片战争”引起的中西文化碰撞,双方的演进路向断然不会重合。一般而言,西方的启蒙“平等”观推崇“权利平等”,并能够借助民主政体进入制度性建构,因而较易落到实处 (尽管绝对的“权利平等”永远不会存在 )。而中国的启蒙“平等”观仅停留在道德境界的“人格平等”,并且寄希望于专制统治者的自我觉悟而推行之;因此,这仅是一种尚未进入实践领域的“社会期待”。     

达斡尔人徙疆小考

定居新疆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等地的一部分达斡尔人,是何时、何原因由东北迁到新疆的?略考于下。 从历史上考察,清高宗乾隆二十年(公元一七五五年),清政府为平定新疆准噶尔部贵族叛乱,曾征召达斡尔族中十五岁以上的少年、青年男子几千名,参加了这场大规模的远征。并开始从事三年为“瓜代之期”的驻防,但这些达斡尔族官员、士兵并未带家眷在这里生活。     

元朝蒙古族教育概况

元朝是以蒙古族贵族为主体的蒙、汉族统治阶级的联合政权。 蒙古族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是从公元一二六○年忽必烈即位并定都大都(今北京)开始的。忽必烈于1271年改国号为元,为了维护蒙古族统治者的统治,他曾向内地一些汉族隐士“问以治天下之大经、养民之良法。”根据刘秉忠等人的建议,元世祖忽必烈在政治制度、经济政策、使用前朝隐士、兴办学校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首先采取了“重农为本”和“用贤为先,用贤则天下治,重农则百姓足”的治国安民方针。这样的治国方针的实现,必然要有求于教育、科学的发展。因此,元朝“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 元朝统治者为了加强教育,忽必烈即位后,及时于元统二年十二月甲戍,“诏整治学校”,在建国初期,建立了管理学校的机构——集贤院。集贤院的任务是“掌提     

论《金瓶梅词话》的政治性

《金瓶梅词话》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只是一部有名的“淫书”,如今要论它的政治性,岂非是故作惊人之笔? 否!事实上早在它流行之初,人们就指出了它的政治性。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明确说它是一部“指斥时事”之书。最早透露有《金瓶梅》一书消息的袁中郎《与董思自书》说得比较含蓄,称它“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众所周知,《七发》一文是针对“太子”一类统治者“久耽安乐,日夜无极”,乃至“久执不废,大命乃倾”而发出的讽谏。《金瓶梅》胜于《七发》,那究竟是何等样的小说?与以上说法类似的,词话本欣欣子序结尾处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廿公     

明代江苏刻书事业概述

朱元璋(明太祖)推翻异族统治者蒙元以后,重建了杭一的汉族政权——大明帝国。在一三六八年(洪武元年)即皇帝位,“以应天(南京)为南京,开封为北京。”公元十四世纪四十年代,因为蒙元统治者的摧残与破坏,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的损失,因之,朱元璋正式建立政权以后,首先解放劳动力,努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扶植工商业,对渐趋崩溃的社会经济起了复苏的积极作用。经过三十多年的着意经营,与以后数十年的“休养生息”,使十六世纪中叶的社会经济又继续发展,趋向繁荣,手工业和商业尤为发达,在生产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