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儒学关系论

由于四部分类法与经学始于汉武帝独尊儒术说的影响,在经学与儒学的研究中,一直存在儒学为子学,非经学的认识。孔子开创的儒学是阐发五经常道的君子儒的儒学,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不过是先秦汉初儒学发展的结果,经学与儒学的本质完全相同,四部分类法的以儒学归于子部不能成立,说明儒学与经学都是阐发五经元典常道的学说,二者不存在经子之分。     

廖平经学视野中的宋明儒学

廖平经学有其独特的政治视野。从这一政治视野出发,廖平对中国古典政教体系有着敏锐的洞察和深刻的反思。他批评宋儒尊孟贬荀不得其真,误解《大学》"修身"之旨,昧于时势错认"道统",先知后行,颠倒人天。这些批评既是针对宋明儒学内在的义理结构,又涉及到宋明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对于思考当代儒学的发展如何超越宋明儒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晚周汉初学术传承中的变与不变——关于“传统经学”、“孔门经学”及“儒学”的分野

战国至汉初是学术史上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但在变动的大潮流下,似乎也隐藏着一些未曾变动或少有变动的学术面相。本文将"儒学"与"经学"区别而论,既把握到"变"的一面,也考虑到"不变"的因素,进而提出从春秋到前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经由了"传统经学"向"孔门经学"的演变,而在"行政理论"层面中,则是法术、黄老术以及儒术的交替为用。     

北朝郊祀、宗庙制度的儒学化

北朝的郊祀、宗庙制度在北魏孝文帝之后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逐渐儒学化,即以儒家和制思想为规范;二是在儒家和制思想的具体应用上,逐渐统一采用汉代郑玄学说。这一变化,同整个北朝儒学的发展相一致,反映了北朝政权,特别是北魏政权汉化的历史进程。     

试论儒学与十六国北朝的民族融合的关系

自孔子创立儒学之始,时至今日,儒学始终发挥着它的政治功用。在民族关系领域,儒学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十六国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时期,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较多地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吸引力和征服特性。儒学在促成民族融合的同时,也不断完善发展了自身。     

经学辨析

经学作为儒家经典的官方阐释学,通过十三经经学文本体系的建构,且随着阐释重心从"五经"到"四书"的转移,在进行皇权大一统意识形态重建的同时,也为儒学的形态演变及其社会传播提供了中介手段,由此显现出正统之学的经学与传统之学的儒学,从纲纪教化到思想发展的文化分野与中国命运.     

魏晋南北朝史论的发展及其时代特点

史论即人们对客观历史所作的评论,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最能体现作者的历史见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论,随着史学的多途发展,日益受到史家的重视,其形式也更加多样。所探讨的问题,受到当时社会的影响,多与现实有关,涉及政治兴亡、民族关系、门阀观念、宗教思想等许多方面,南北的发展也有所不同,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这在中国古代史论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理论意义。     

经学产生原因新探

经学的产生不仅是汉武帝推崇儒学、罢黜百家形成的 ,它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文化原因、经济原因。其政治原因是 :专制帝王需要一种理论权威维护政治权威。文化原因是 :诸子百家的思维方式是一元化的 ,排他性都很强 ,而且都为政治服务 ,都希望自己学说被奉为经典。这种学术环境难免不产生经学。经济原因是 :中国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 ,而儒家扎根于小农经济 ,维护小农利益 ,小农乐于接受儒家教化。     

经学·儒士·汉赋

任何文学现象的产生、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在其受个体发展因素影响之外 ,更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有着密切的关联 ,而在文体艺术风格特点的形成过程中 ,后者更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是对我国古典文学中有着独特艺术风格特点的汉赋作出合理阐释的前提。文章试图论述 :1.汉代崛起的儒家经学对知识分子儒士的社会角色有何影响。 2 .儒学经学地位的确立又是如何影响形成汉赋的艺术风格特点的     

前后蜀经学发展概论

唐末以来,藩镇割据,战火遍染,巴蜀偏居一隅,相对安宁,大批移民迁入,在带来富余劳动力的同时,亦播撒了无数文化的种子。王氏、孟氏相继治蜀,开贡举,建学校,拢图籍,刻石经,大力崇儒兴教,经学于乱世中渐兴。在国家政权通过官学教育推动儒学发展的同时,民间学术团体的儒学传承也未中断,饱学之士以经典讲学授徒,开明之徒设私塾化育子孙,私学空前发展起来。前后蜀之经学上承隋唐经学之遗续,下启宋明理学之浪波,不仅在流传千载、别具一格的蜀学系统中昂然高标,亦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心由北向南的转移中扮演了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     

论汉代新儒家

在历代鼓吹儒家道统的影响下,人们很容易忽略区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儒家,后世虽有汉儒、宋儒、清儒之类的说法,但对不同时期儒家的不同特点,注意是不够的。汉代新儒家经过叔孙通、公孙弘和董仲舒的发展,理论上日益成熟,继承了先秦儒家学说,以从政、为政为主要目标,在政治实践中不断演变。汉代新儒家适应政治统治的需要,大量吸收和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兼采各家思想,构造儒家思想的新体系,倡导大一统、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思想,把先秦儒家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神圣化,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汉代新儒家思想理论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加上政治、制度等方面的一些外在影响,它继续前进,又有更新的因素注入,从而继续在理论和方法上更新。东汉从专经到通儒,兼及诸子,到魏晋、隋唐士人转向佛、老探求,直至宋代新儒家的出现。     

先秦儒家思想的生态意义

儒家思想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长期的农业文明社会的思维方式。儒家的“天人合一”并非只能为“道统”服务,它也蕴含着生态意义。儒家思想是我们解决生态危机的精神资源之一。     

元初新旧儒学之争及其特点

元初儒学新旧并存,相互斗争。理学家们对旧金学风提出了尖锐批评,而力倡行道;旧儒学人士出于学术惯性和现实利益,对理学也大加反对。由于异族统治、科举未复等等因素的影响,这种新旧儒学之争具有与宋金时期不同的时代特征。     

儒学化的汉代科技

汉代是我国古代科技迅速发展、古代科技体系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儒学与汉代科技发展有着 密不可分的联系。儒家经学为科技培养了人才,提供了知识基础,影响了科学研究的动机。汉代科技具有明显的 儒学化倾向。     

先秦儒学中政治自由思想何以可能

在厘定西方自由观的基础上,先秦儒学思想中所蕴含的政治自由维度可从两方面进行梳理,无论是在政治运作模式的构想上,还是在对个体具有自由选择能力的肯定上,先秦儒学都为政治自由思想的生成和发挥提供了可能。这一分析能使我们对政治儒家和学术儒家予以适度的分离,以利于对传统思想的客观认知与合理借鉴。     

论元初"以儒治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元初“以儒治国”思想在金元之际提出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 ,在忽必烈时代开始形成 ,其间蒙古统治者的施政方针虽以儒学为主 ,但较为混杂。从元成宗始到仁宗这一时期 ,随着科举取士制度的正式施行 ,元初“以儒治国”思想趋于成熟化     

先秦儒家德政思想的考察

兹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先秦儒家德政思想的渊源、内容、特征为切入点,试对先秦德政思想的前后继承性和与时俱进性的理论品质作简要探讨,以加深对此问题的认识。     

论儒家精神对清代孔氏圣裔剧作的影响——以清代孔氏圣裔剧作中的女性形象为例

孔子创立了儒学,同时也奠定了家族文化精神的基础。其后裔代代传承的家学是儒学发展的一条线索。儒家学说中积极用世的态度、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历史使命感等,在孔子后裔的文学活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清代从康熙到嘉庆的100多年中,先后出现了孔尚任、孔传懿、孔广林、孔昭虔等多位圣裔戏曲作者。在他们的笔下,“小道”的戏曲形式承载着厚重的社会责任。他们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担当起社会责任、道义和信义。     

金朝儒学与文学

金朝儒学驳杂而不统一，流播着许多派别。新、旧儒学并存的格局是构成金朝文学的文化生态环境的重要元素之一。金朝境内旧儒学思想的回升，是整个古代儒学发展过程中的特殊运动形式。北宋理学诸流派起初潜存于民间，后来随着南宋理学逐渐北传以及文人纷纷涉足，新儒学终于在金末元初蔚为大观。终金一朝，盛行于士林、文坛并对创作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理学派别是被认为非正宗的蜀学。文人对儒学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种类型专门致力于研习和传播新、旧儒学，以纯儒自居；另一种类型博采杂取，兼容众说，于儒学之外叉濡染释、老。儒学对金朝文学的意义主要反映在3个方面：首先，其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都程度不同地体现在各种文体的创作中；其次，出现了许多阐发儒家思想尤其是宋学的诗、文作品；再次，文学活动中的文以载道、修辞立诚的意识得以强化和深化。儒学对金朝文学的作用表现为正、负两方面。金朝作家和文学理论家较好地解决了文、道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儒家思想对文学的阻力。     

唐王朝时期儒家文化的特质及其向周边国家的传播——兼论儒家文化在当代世界的适应性问题

唐王朝时期,儒家文化体系庞大完整;具有非常显著的开放性;具有向民众靠近、重现实世界、不僵守古制的特征。唐王朝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这种交流,包括中国、日本、朝鲜、越南在内的"儒家文化圈"得到确立和基本巩固。"儒家文化圈"因为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具有对和谐的传统追求,在当代现实中仍然有较强的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