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古同源词看上古汉语四声别义

四声别义是同源词的一类，它跟写成不同汉字的声调有别的同源词在语源上同质。如果上古汉语平上去入四声之间存在着写成不同汉字的意义相关而不相同的同源词，那么一定能证明上古汉语存在着四声别义。通过对上古反映声调的材料的考察，这类跟四声别义同质的同源词在“平：上”“平：去”“上：去”“去：入”之间都存在着通转关系，所以上古汉语一定存在着四声别义现象。清儒段玉裁、王念孙等人既承认上古汉语存在着这种类型的同源词，又反对上古汉语有四声别义，这两种主张是矛盾的。     

晋以前四声别义补例

关于上古汉语有无四声别义的问题,从清代顾炎武到现代诸位学者,一直有不同看法。本文通过对晋以前经师注音材料的分析,举出数十个例子,证明四声别义不始于六朝,而早在晋以前就有四声别义的情况。别义情况有二:1.因词性不同而变调:2.因语义不同而变调。研究上古汉语四声别义的具体情况,对于汉语词汇的探讨和字(词)典的编写都有参考价值。     

略论汉语音变构词

汉语音变构词可以分为变声构词、变韵构词、变调构词三种简单的类型及其他复杂的类型。音变构词是传统的音义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义之学不仅在我国,在整个世界的学术体系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门学问,其内容及研究成果十分广泛,但是专门研究音变构词的诸家论著对于四声别义的材料有不少遗漏,因此音变构词的研究在资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研究音变构词对语言学特别是汉语史的研究和大型古汉语语文工具书编纂修订以及古文献的阅读和整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声别义”浅议

"四声别义"作为一种语法手段,词语的单音节形式是其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随着汉语双音节化的发展",四声别义"所依存的语音环境受到了影响。在概念内容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通过改变声调来实现词语自身语法功能的变化,这决定了其在使用范围上的局限性,以上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四声别义"语法功能的弱化。     

略论清儒关于上古汉语四声别义的研究

对于上古汉语有无四声别义,清儒就有肯定和否定的不同回答。实际上两派的一些具体意见可以相互补充:有些词上古和中古都变调别义,这是古有四声说得以成立的依据;有些词中古变调别义,上古则不然,所以古无四声别义一派认为某些词上古没有变调别义也是有理由的。但是某些词上古没有变调别义不等于古代全无四声别义。古无四声别义一派的材料有上古韵文、二义同条、双关语、六朝音注、类比、本义和引伸义、声训、异文、上下文文气等,都不足以证明古无四声别义。因此,上古到底有无四声别义及其具体情形如何,还需要进行新的探索。这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科研课题。     

“折”的变声构词及其词义孳乳方式

"折"的变声构词揭示了它的音义特点和历史演变。在汉语史上,"折"的原始词和滋生词始终使用同一个汉字记录,其读音则一直表现为别义异读。"折"的变声构词也反映了上古汉语词义孳乳的一种方式。     

略论四声别义与中古口语之关系

六朝以来经师笔下的四声别义资料是经师主观所为,还是当时口语的反映?这个问题一直未能很好解决。从六朝以来经师给古书作注的目的看,他们是想用当时易于接受的方式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古书。当时当地的口语是他们施注的基础。他们不可能违背自己的初衷,使读者在利用读注进而读懂古书的条件下,又去掌握一套人为的.因而难于理解和掌握的破读形式。著者从古书反映口语的材料以及近十几年来刊布的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的一些调查报告中,发现了不少同中古以来经师记录相吻合而没有保留在现代汉语普通话口语中的破读音,因而认为六朝以来经师笔下的四声别义材料都是当时汉语口语的反映。     

指人义“虫”族新词语综议

20种新词语词典词条考察显示,当代汉语中已孳生出许多带“虫”新词语,它们在音节、结构、意义及构词法等方面表现出许多新特点。其中指人义“~虫”式新词语是在“虫”继承了古汉语通称义和现代汉语口语词戏谑义的基础上,通过仿拟和类推构词方式族群化孳生出来的,是人们从众与求新语用心理交互作用的结果。新词语成族现象彰显了词汇构成的理据性、继承性和创新性。     

宁夏方言的声调类型及调类合并分析

西北地区汉语方言语音的简化,尤其是声调的简化,备受语言学界关注。宁夏方言有四声调、三声调、两声调三种形式,从历时角度看,语音的简化有可能是受少数民族语言接触的影响,但从共时层面看,语言自身发展演变才是导致调类简化的主要因素。结合语音实验可知,调形、调值的接近是四声调方言合并为三声调或两声调方言的重要因素。同时,在语言交流中,单字调的作用逐渐式微,词调、重叠式或重叠加词缀的构词方式进一步减弱单字调的别义功能,即语流中音节长度的增加与单字调辨义功能呈反比。无论是调形调值的影响,还是多音节词的作用,宁夏方言都在朝着调类简化的方向发展。宁夏方言声调的演变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北地区汉语方言声调的演变路径。     

浅谈训诂学在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中的功用

训诂学是以古汉语词义训释实践及其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它在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中有着许多学科无法替代的功用:有助于研究现代汉语的词义系统和词义演变;有助于深化现代汉语词汇语源的研究;有助于研究现代汉语词语的语素义;有助于分析现代汉语合成词的构词方式。     

现代汉语ABB式重叠构词的认知隐喻基础

ABB式是现代汉语最重要的一种重叠构词方式,而且这种构词方式绝大多数是由表示抽象性状的语素A和具有具体描写性质的语素BB构成的形容词.人类认知机制中具体可感的视觉、味觉、触觉等方面的物理经验,通过事物相似点的联想作用于抽象概念,从而实现ABB构词方式与表义之间逐渐凝固化,是现代汉语ABB式构词的认知隐喻基础.     

《现代汉语词典》"黄"词组语义分析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共收录“黄”义项8条、词组113条;构词能力最强的是①义、最弱的是⑧义;构词方式最强的是偏正式、最弱的是附加式和动宾式;词组中“黄”的语素变义是非常接近其语素共义;但辞书存在着漏收义项、没有释义、释义不当等问题。     

英汉语复合词比较研究

复合构词是英汉两种语言的重要构词手段,但两种语言复合词的形态特征、构成方式、内部结构等存在巨大差异.英语复合词的定义强调词的形态,一是构成成分必须是自由的;二是复合词可以连写、分写和用连字符连接.汉语复合词的定义强调:(1)构词成分,必须是词根;(2)词素必须具有实义.大量的英汉语复合词比较研究表明,两种语言的复合词尽管都以句法构成,但格式差别大,形式迥异,此有彼无的现象众多,而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是语言性质特征使然.     

试论辞书编纂者以又音别义造成的字词音义混乱

本文借助六个典型字例的训诂音韵资料的历史考索,揭示古今辞书中以又音别义的现象及其在字词的声韵演变和义项引申系统等方面造成的混乱。最后,指出了它与四声别义在本质上的区别。     

试论辞书编纂者以又音别义造成的字词音义混乱

本文借助六个典型字例的训诂音韵资料的历史考索，揭示古今辞书中以又音别义的现象及其在字词的声韵演变和义项引申系统等方面造成的混乱。最后，指出了它与四声别义在本质上的区别     

关汉卿剧作复合词研究

关汉卿杂剧音节复合词的构词方式有六种：联合型、偏正型、补充型、动宾型、主谓型和紧缩型。其主要的构词方式已与现代汉语基本相同；联合型与偏正型最能产；紧缩型是近代汉语出现的构词方式。     

韩汉人称后缀“- /者”、“- /家”的构词及语义功能考察

派生法对丰富一个语言的词汇系统和第二语言词汇习得及教学,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者＂和＂- /家＂是韩汉两种语言中构词能力很强的人称后缀,其使用频率高于其他词缀。通过对二者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构词方面,汉语比韩国语构词方式更为丰富,派生力也更强;在语义功能上,韩国语的核心附加义比汉语丰富,韩国语＂- ＂与汉语的＂-者＂和＂-家＂对应;从语体附加义考察,二者在[＋知识专业]义上共同获得[＋尊敬]属性,而韩国语＂- ＂在[＋能力]义上,汉语在[＋性向]义上具有[＋尊敬]属性。     

“四声别义”现象及其起源发微

汉语的每一个音节(一般来说,一个音节就是一个汉字.)都是由声母、韵母和声调组成的.声调是某种语言中能区别意义的反映语音高低变化的语音单位.汉语语音学中的“四声”即就汉语的声调而言.“四声”是个历史范畴.在传统的音韵学中,一般说,“四声”指平声、上声、去声、入声.现代语音学中,“四声”是指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汉语中,存在着利用声调的不同来区分同一个词的不同意义的现象.比如:物体自有精粗美     

略论汉语声调的性质、功能与组合模式

汉语的声调主要是音高的变化。它有多种语言功能和作用：区别意义、协调汉语构词、提高语言表达效果。普通话四声的组合模式有4大类16种。各类组合模式的不同特点对认识、学习和掌握声调有着积极意义。     

《佛本行集经》词语考辨

《佛本行集经》是本缘部佛经中规模较大的佛经之一,语言通俗易懂,保留了当时大量的口语词汇,但这类词语释义多为《汉语大词典》所误释或失收。对《佛本行集经》中＂狎习＂等六个词语进行考辨,可知＂狎习＂具有＂亲近＂义,＂愚迷＂有＂愚蠢、愚笨、愚昧＂义,＂白净＂为＂洁白＂义,＂皎洁＂犹言＂洁白＂,《汉语大词典》释义不当;而＂空闲＂的＂寂静,安静＂义,则为《汉语大词典》失收;＂别＂为一特殊构词词尾,可解释为＂每一＂,《汉语大词典》解释不确,应作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