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透与消解：儒家经典视域下的明清小说

儒家经典是各个历史时期儒家思想精华的汇集，“经学”则是不同时代儒生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反映了儒家思想观念的发展与衍化。明清时期，一方面，儒家经典及“经学”对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左右着作家的创作理念；另一方面，面对复杂的社会生活，明清小说家又在一定程度上对儒家正统观念作出了修正乃至背离，消解了儒家正统观念对于“经”的释义。这一时期，作家们对儒家经典及“经学”的不同解读制约和影响着小说创作，使其呈现出多彩的奇观，丰富了中国古典小说艺术宝库。     

批评的中心指涉结构与阐释的破坏性误读——论经学的玄学化与中国古典诗学走向自觉的阐释学景观

批评的中心指涉结构与阐释的破坏性误读———论经学的玄学化与中国古典诗学走向自觉的阐释学景观杨乃乔引言对于儒家诗学一统于两汉文学批评的权力话语，可以说，浸淫儒家经典文本且制导其文本意义生成的原初视域起着重要的功能作用。保罗·利科在《从文本到行动》一书中...     

从孔、孟、苟引诗、说诗看儒家《诗》的经学化进程

先秦儒家诗学思想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以孔子诗学为代表的早期儒家诗学注重礼与实用性;孟子诗学则着眼于政教性,推动了儒家诗学向经学化方向发展;而荀子诗学强调宗经、徵圣、明道,标志着儒家诗学经学化的基本形成。     

论儒家诗学的向日情结

在东方儒家诗学文化传统里,“经”作为一个本体范畴即是一个隐喻词。在儒家诗学文化传统中,“经”是“缘光—太阳”,儒家诗学批评是在“经”的“向日式隐喻”中指向文学艺术审美的感性大地。儒家诗学对诗的批评是一种在隐喻中完成的审美感性的德道理性化过程,所以,儒家诗学在批评中对诗进行阐释而生成的意义,只是本体的理性缘光投射在诗之感性大地上的傀儡戏影像。因此,当儒家诗学从“六经”文本中提取意义而指向诗时,诗学与诗之间的意义关系就是一个隐喻的过程。“六经”正是以“向日式隐喻”的缘光烛照着这个此在世界,“烛照”就是阐释,正是“烛照”的阐释赋予这个世界以意义。因此,在儒家诗学这里,阐释仅是以诗学主体为中介而完成的一个本体论隐喻过程而已,如果我们把伽达默尔的一个阐释学概念“前理解”带入这里,“经”之本体的缘光就是儒家诗学批评无可回避的前理解。在皈依本体的信仰之下,这个此在的感性审美世界永远是“洞穴”或“幽室”,诗学主体永远是“穴居人”。     

儒家文论与曹植颂文的创新

汉魏之际,曹植融汇儒家经典,吸收儒家文论,并将其运用在颂文创作中,在本质论、功能论、形式论等维度使该文体呈现出系列新变：其一,他在儒家文论“诗言志”“诗缘情”等基础上,突破了颂只能歌颂的文体规范束缚,明确了颂“吟情述志”的本质,在颂文创作中注重作家主体情感的抒发。其二,依据儒家诗教“美刺”论,强调辞赋等文学介入社会的价值,拓展了颂的政治功能,使以往“润色鸿业”“宣上德”的颂还具备了“讽谏讥评”的价值功能。其三,在儒家文论“主文谲谏”的思想下,打破颂体朴实厚重的语言风格与单调的形式节奏,追求颂的形式美,讲究颂的语言技巧,提倡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使颂呈现出辞采华丽、文情并茂、音律谐和的艺术特色。曹植对颂文的创新,不仅体现出鲜明的儒家文论思想和美学趋向,彰显了儒家文论的价值与意蕴,而且促进了晋代颂文的发展繁盛,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论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

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儒家经典诗学对魏晋诗学的深刻影响以及魏晋诗学对儒家经典诗学的重新阐释上,二者形成了一种生生互证的关系。魏晋诗学无论是以宗经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论,以尚德为核心的主体价值论,还是文质为核心的审美构成论,以雅颂为核心的审美范式论,都直接接受了儒家经典诗学的影响。然而,魏晋诗学的价值观念、理论形态、审美风尚又都渗透着特定时代多元文化的因子,如援道入儒的思想倾向,艺术创新的审美追求,《诗》《骚》并重的审美取向等,这使得魏晋诗学在对前代诗学的因袭中又投映着“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时代印记。     

从“注经”到“论文”——刘勰的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策略

“经典”在《文心雕龙》中的地位和作用极为重要,尽管此前儒家典籍已经经典化,但是刘勰的贡献在于进一步将之“文学经典化”。《文心雕龙》的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策略主要有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将儒家经典文学化,对之进行文学分析和解读;二是将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用来讨论更为广泛更为根本的文学问题。     

论两汉经学的流变

两汉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一件对后来封建社会具有重大影响的大事,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还属“百家”之一的儒家,坐上了“独尊”的位置;儒家的主要代表作《诗》、《书》、《礼》、《易》、《春秋》,被尊奉为“经典”了。据《汉书·儿宽传》载:武帝时,“以宽为掾,举侍御史,见上,语经学,上说(悦)之”,可见随着“经”的成立,“经学”也就出现了。这种变革不是偶然的。经典作家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①西汉时期“经”的成立和“经学”的出现,恰恰说明了,取得了社会统治     

立象尽意──论“象”在儒家语言思想中的地位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力，鼓之舞之以尽神。”（《易传·系辞上》）在言意理论中，《易传·系辞上》所载的这段话历来受到重视，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它明确提出了两个命题：“言不尽意”和“立象以尽意”；第二，从汉代以来，《易传》一直被视为儒家经典，以上两个命题自然关系到如何解释儒家的语言思想问题。儒家坚持“正名”、“立言”、“宗经”等，那么，“言不尽意”与上述思想是否构成矛盾？魏晋玄学家对这个问题作过思考，…     

论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经学的相互渗透

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经学互相影响、互相渗透,逐渐形成了互补共存之格局。经学对佛教的渗透主要表现在佛徒讲习并注疏儒家经典、佛教论难以儒家经典为指导、佛徒认同并遵从儒家伦理等方面。佛教对经学的渗透则表现在该时期经学家的思想,儒经注疏的内容、语言,儒家讲经、注经的形式、原则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佛教之浸染。就二者相互渗透的程度来看,经学对佛教的渗透远远超过了佛教对经学的影响,即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是不平衡的。     

文学“革命”经学与中国现代学术分科的形成

中国学术的现代分科大体形成于戊戌至五四之际。其确立的核心在于“经学”被现代学术各科分解,并且作为传统学术之统领的思想祛魅。具体涉及制度、学术、思想三个层面。各分科在经学瓦解中逐渐生成,并在思想层面摆脱中国学术之“以经为纲”这一最为“传统”的特征,是其得以“现代”的前提与标志。该任务的最终完成,得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文学革命以“文学”为手段对经学遗留进行思想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广泛生产针对“政教”和“人生”等领域的思想内容,试图接替经学在传统社会的思想指导地位。尽管这一接替并未真正完成,但在现代学术分科意义上,文学革命仍促成了文学的独立,即建立了不同于传统文学之经学附庸状态的、具有独立思想内核的现代体系;同时也完成了传统学术之“以经为纲”的思想祛魅,为各科的现代独立与生成奠定了基础。     

宋代儒家道德诗学的研究路径

宋代新儒家躬身践履圣王留下的文化观念系统,其伦理道德和生命之美相互内化,唤起了文艺活动中的道德意识、忧患意识和历史文化意识,追寻成圣之道,形成了儒家道德诗学观念.为推进儒家道德诗学研究的深入,以历史变迁和中心人物为经纬,以民族融合和文化转型为背景,以文化诗学、价值哲学和伦理美学为主要的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观照中国传统的践履精神,以宋学思想的变化特征为观察点,以宋代儒家在文学、政治、道德等方面的实践活动为主要论述对象,以人物的理论和实践之结合程度为评判准则,采用互文法,以中心人物联结起人物群体,从而呈现其内在肌理和整体风貌,并思考其生成的逻辑、理论内核及相关问题.     

近代史学和儒家经学

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反映在史学思想上,也就一方面汲取了西方资本主义学说,另一方面传统的儒家经学仍旧桎梏了它。儒家经学是历代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对以孔子为代表的、经过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儒家书籍的阐发和议论。近代中国,一些封建知识分子向资产阶级转化,但孔子的偶像依然存在,即使是有影响的史学家,也不断搬用或推衍儒家经籍,围着经书转,非圣人之言不敢言,在近代史学史上,蒙上一层封建的翳障。     

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

本文梳理了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认为,在汉代经学经典化过程中经学出现了神圣化和政治化倾向,这影响了汉代文论的产生和构成。经学的神圣化给两汉文论整体带上了儒家文艺思想的特点,经学的政治化则使封建帝王的权威性得到推崇,合法性得到肯定,对帝王的歌功颂德也成了汉代文论家不可回避甚至持肯定态度的一个论题。汉代经学自身也对汉代文论产生了影响。《诗》《乐》本身就构成了汉代文论的一部分,汉代经学中部分经书章节对汉代文论也产生影响。总之,汉代文论家和作家对文学的思考极大地受到汉代经学的影响。     

孔子经典诠释学思想发微

孔子不仅开创了儒家的“经典诠释”实践,而且开创了儒家的“经典诠释学”理论。它不仅不同于西方诠释学,也不同于中国“汉学”与“宋学”的诠释学。它不仅回答了被诠释文本的新的意义怎样在诠释中生成的问题,还回答了诠释者的新的主体性怎样在诠释中生成的问题,即阐明了经典诠释怎样生成道德主体和知识主体。因此,通过揭示“存在者变易”,即作为存在者的主客双方都会在诠释中发生改变的事实,孔子的经典诠释学思想具有“前存在者”的存在论意义。     

从《关雎》看儒家传诗的发展

<关雎>一诗在<论语>、<孔子诗论>及汉初的<韩诗外传>、<毛诗故训传>、<韩诗薛君章句>中都有出现,各书给予了不同的解说.对此加以对比研究,可以看到,<关雎>一诗在儒家的传诗体系中,讲解内容逐渐儒学义理化,基于切实情感体验的诗学逐渐消失,代之以儒家经义的渲染和宣扬,在风格上则表现出由平实、引申到夸张、渲染,甚至带有玄幻色彩.这正是儒家诗学经典化策略之一,是对<诗经>传解所作的经学化处理.     

先秦儒家典籍中的《诗》文化

《论语》、《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各部典籍中都大量引用《诗》,这种现象反映出《诗》所蕴含的思想精神、作用及其品质特性都从不同方面受到儒家的体认和关注,儒家学派的引《诗》、用《诗》奠定了《诗》走向经学的基础。这同时说明,一部伟大文化经典的地位与影响的确立,绝非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它还有赖于当时以及后世统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倡导与传承。     

南北朝儒家经学义疏三论

儒家经典的注释体裁由过去的传注发展到南北朝时期的义疏，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究其愿因，有经学发展中自身的因素和外在的影响所致。文章分三部分对此作初步的探索，论述了南北朝儒家经学义疏与汉代经注、与佛学、玄学，以及与唐代五经正义的关系，从一个侧面说明南北朝时期思想变化的轨迹。     

互文性与文学经典

互文性理论注重把经典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坐标体系中予以观照：从横向上看,它将一个经典文本与其他文化文本、潜文本进行对比研究,让经典文本在与其他非经典文本的对话和移位中显露出它的平民特性;从纵向上看,它打破传统文学研究中对影响、渊源和承继的探讨,否认经典的崇高地位,从而获得对文学史和文化传统的全新认识。用“互文性”来描述经典文本间涉的问题,不仅显示出了经典文本内部多元文化、多种话语相互交织的事实,而且也呈示出了经典的深广性及其丰富而又复杂的文化内蕴和社会历史内涵,但是也有抹煞经典文本此时此地的独一无二性和原创性之弊。     

儒家"身体"正名

"身体"内涵的含混不清,是儒家身体观在当前颇受争议的关键原因之一.从字源义的角度分析,"身"与"体"都与身体密切相关,但是二者都不能等同于现代汉语意义上的身体,而且二者在内涵上也存在着很大差异.这决定了对儒家"身体"概念的界定,必须结合思想的角度来分析.从儒家经典文本来看,当他们提到"身体"时,想到或意指的不仅仅是我们今天这个生理意义上的肉体,而是与其他各事物密不可分,关联着体验、践履、身体力行等涵义,从而使其思想呈现出重视"身体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