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库区丰都柑子园堡遗址考古发掘与收获

柑子园堡遗址位于三峡库区重庆市丰都县十直镇楼子村的长江边上.2016年度在该地区沿江三个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揭露遗址面积810平方米,清理出了一大批明时期的陶器(残次品)和窑具.另还发现了两座龙窑和一个灰坑.过去在丰都县进行的考古发掘项目较多,但十直镇楼子村沿江一带从未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据实地调查和现场发掘资料,在这一带沿江边3千多米的范围内的一些山坡(包)上都分布有大量的明清时期陶器和窑具,当证明这一地带曾经是一规模相当可观的日用陶器生产基地.龙窑在三峡地区发现不多,此龙窑的发现为研究三峡地区晚期陶窑的结构及窑具种类与形制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论青海都兰吐蕃时期墓地考古发掘的文化史意义——兼评阿米·海勒《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

青海都兰吐蕃墓地的考古发掘,在吐蕃考古中具有重要意义,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奥地利学者阿米·海勒所撰写的<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一文所作的述评,并结合青海境内新出土的考古资料,对该墓地中考古发掘出土材料所反映的文化史意义作了扼要的评介,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     

人类学视角中的荣昌陶艺——关于荣昌陶艺的田野调查

荣昌陶器技艺是中国传统陶器技艺的重要组织部分，因其历史悠久、工艺精湛而久负盛名，与江苏宜兴陶、云南建水陶、广西钦州陶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陶，荣昌又与广东佛山、江苏宜兴一起被誉为中国“三大陶都”。在千百年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荣昌陶器为巴蜀地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曾做出过重要贡献。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兴起的今天，重新梳理荣昌陶器技艺产生和发展的场境，发掘潜藏在陶器技艺背后的经济和文化动因，能够使我们在文化生态和生产条件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发展荣昌陶艺。     

金城墓葬出土文物

一九八○年,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金城屯西侧小山包上发掘了原始时代的墓葬四十座。墓葬的形制均为土坑封石墓。此种形制的墓葬还是初次发现。出土有陶器、石器、骨器、铜饰品等五百余件。出土陶器均手制,制作技术不高。大都是器壁厚薄不一,口沿高低不平,口径与底径不规整,胎体厚重,夹砂颗粒较     

吐蕃乐舞探源与研究

产生于吐蕃时期的吐蕃乐舞,在藏族舞蹈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吐蕃乐舞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和诱人的艺术魅力,不仅成为吐蕃时期的文化标志,也成为整个藏族舞蹈发展史上的重要标志。从艺术发生学的角度解析吐蕃乐舞,它不仅开启了藏族舞蹈历史发展的先河,也构建了藏族舞蹈体系的基础,引导了藏族舞蹈风格发展的趋向,对整个藏族舞蹈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进作用。     

重庆市荣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

重庆市荣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以荣昌陶器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其响亮的名片。荣昌陶器作为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凝结了深厚的巴蜀文化,具有独特的制作工艺与艺术价值,是当地人民喜闻乐见的地方文化精品。通过对荣昌陶器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其在文化发掘、组织管理、传承发扬、品牌营销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基于此,从人才培养、旅游发展、品牌建设、合作交流、数字化建设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赋予荣昌陶器新的发展动力,并为其他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借鉴参考。     

敦煌文献与唐代吐蕃史的构建

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中,有不少都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6-848年)的作品,就其使用的文字而言,主要有两类,其一为古藏文文献,数量约在12000件左右;其二为汉文文献,数量也非常可观.与吐蕃王朝历史有关的文献数量虽不是很多,但非常重要,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用编年的形式记录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事,包括会盟、狩猎、征战、税收等,成为唐代吐蕃史研究的基础.敦煌写本中与社会经济、宗教信仰相关的文献数量也很多,为唐代吐蕃社会史、宗教的研究与构建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可补充或印证汉文史籍及后世藏文文献的记载.     

楚国贵族佩饰形式初探

有关楚国贵族的佩饰形式的研究应是建立在较多的考古发现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到目前为止,楚国的君王墓葬发掘较少,其它阶层的楚国贵族墓葬虽有较多的发掘,但由于盗掘现象严重,出土资料极不完整。目前有助于说明楚国贵族佩饰概况的墓葬资料有:1.本世纪30年代初,在楚故都“寿郢”之地寿县被盗掘的玉石器、陶器4000余件。2.70年代末,在河南浙川下寺发掘的24座春秋     

吐蕃通往勃律、厨宾之道略考

吐蕃王朝兴起之后,勃律道和扁宾道成为其往西北方向开拓的两条重要通道,通过这两条道路,吐蕃向西可达中亚、西亚、欧洲,向南可到达南亚,向北可达西域。对吐蕃而言,这两条道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南方几何形印纹陶遗存的分区、分期及其有关问题

几何形印纹陶器(包括原始瓷器)是我国华南与东南地区古代文化遗存的重要内涵之一。自1914、1915年在广东省南海县南越文王墓中首次发现以来,这类文化遗物不断有所出土,包含有几何形印纹陶的文化遗存也屡有发现。解放后,随着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有组织有计划的调查、发掘工作陆续展开,据不完全统计,迄今新发现的印纹陶遗址已近千处,经过正式科学发掘的也不下几十处。通过这些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几何形印纹陶延续的时间很长,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都有发现;以几何形印纹陶为重要文化内涵的遗存分布十分广泛,在我国华南与东南沿海的浙江、江西、福建、台湾、广东全省以及江苏、安徽、广     

印笫安人怎么到美洲的?——一般西方学者的说法

人类早期的历史,以前多根据古书的记载、神话传说、语言、陶器比较等来推论的。但自十九世纪以来,因考古发掘、地质知识增进,现代学者多根据发掘的器物、人骨兽骨、植物遗迹、地层构造,用新的科学鉴定时期法来推证。科学鉴定确切的,乃为一般学者所接受。当然随着新的考古发掘,现在的说法还是可能推翻的。 认为印第安人是在冰河后期,自今白令海峡一带到美洲来的,已是普遍的接受了。至于冰河后期究竟是什么时候,大家的说法还是有出入的。这个时期在美洲称之为威斯     

南阳高新区标准厂房汉画像石墓

<正>南阳市标准厂房位于南阳市高新区高新路东段北侧。1998年6月,经报批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南阳市标准厂房新征地中钻探发掘了12座墓葬,其中M10属汉代画像石墓,出土有汉代陶器、铜器及画像石,这对研究南阳汉代历史文化、埋葬习俗等方面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一定的考古价值。一、墓葬形制从发掘的情况看,M10早年已遭毁坏,上部已不存在,但残存的形制还是比较清晰的。墓葬平面布局略呈     

敦煌古藏文吐蕃地名由来及对藏族地名的影响

古代藏族氏族部落的迁徙、内部整合与分化是古藏文吐蕃地名产生的主要原因。从民族史视野审视古藏文吐蕃地名,其与古代氏族名、部落名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同时与唐朝及其他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和政治地理格局演变有密切的关联。吐蕃地名是吐蕃时期遗留下来的重要文化符号,对以后藏族地名文化产生了比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和直接的影响,要了解吐蕃时期地理历史语言,可从地名入手从事论证研究。同时,想考证近代藏族各类地名的来源含义,也可以从吐蕃地名查找其根源。     

简论北宋对西北缘边吐蕃熟户的政策

北宋时期,在政府大力招诱政策的影响下,西北缘边诸多吐蕃部落相继内属而成为熟户。吐蕃内属后,宋蕃民族关系发生了新变化,北宋政府根据边情和统治的需要,对缘边吐蕃熟户实行了许多绥怀优抚的民族政策,主要包括封爵、给田免租、通贸易和恤刑等四个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河北涞水西水北遗址发掘获得重要收获

西水北遗址位于河北省涞水县西水北村,是南水北调工程必经之地。通过发掘,确认该遗址的时代为东周时期。根据发现的陶窑及陶器等,推测可能是东周时期燕国的一处制陶作坊遗址。     

试论十二桥遗址及其保护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成都市干道指挥部在西门紧邻十二桥的新一村修建综合大楼地下室时,距地表3—4米深处发现商周时期的古蜀文化遗存。在干道指挥部的大力支持下,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和四川省文管会先后进入工地进行联合发掘。到目前为止,发掘积近200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铜器、骨器、卜骨等重要文物,以及十分引人注目的倒塌的商代早期的木结构建筑遗迹、春秋战国时期的墙基和秦汉时期的建筑台基     

吐蕃社会的历史演变及哲学阐释

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系统,吐蕃王朝曾对整个青藏高原、中原地区、中亚西亚等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宗教产生过重大影响。由于特殊的地域、文化、宗教等因素,吐蕃社会的历史变迁也成为国内外藏学界长期以来关注、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在阐述历史的基础上,着重从社会历史、宗教及世界观角度,对吐蕃社会的兴衰进行哲学分析和阐释     

荣昌陶器

<正>荣昌陶器是重庆市荣昌县安富镇一带民众以鸦屿山陶泥烧制的器皿,至今己有800多年历史。荣昌安富生产的陶器包括日用陶、包装陶、工艺美术陶、园林建筑陶四个大类800余个品种。鸦屿陶泥可塑性强、细腻致密,成品陶器"薄如纸、亮如镜、声如磐"。荣昌陶器与江苏宜兴的紫砂陶、云南建水的建陶、广东钦州的钦州陶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陶"。荣昌的安富与江苏的宜兴、广东佛山的石湾则成为"中国三大陶都"。2011年5月,国务院批准陶器烧制技艺(荣昌陶器制作技艺)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北宋时期西蕃与西夏关系述评

吐蕃与西夏党项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其远祖同属于羌族,唐时,吐蕃浸盛,威逼党项族内迁,唐未,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战争,人民逃离,土地荒芜,牧场废弃,吐蕃王朝逐渐瓦解;居于河陇地区的吐蕃部落“部族衰散”,“自仪(甘肃华亭县)、渭(甘肃平凉县)、泾(甘肃泾川县北)、原(甘肃镇原县)、环(陕西环县)、庆(甘肃庆阳县)及镇戎(宁夏固原)、秦州(甘肃天水)暨于灵(宁夏灵武县西南)、夏(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皆有之”,被吐蕃长期征服和奴役的党项族慢慢得以复苏。宋初,经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散居在河湟地区的吐蕃诸部,逐渐形成了以确厮囉为首的吐蕃政权。河湟地区作为宋与西夏之间的要冲,西夏得河湟,则宋处于辽、西夏、吐蕃的三面包围之中;宋得确氏,则从两方“胁制河西”。而确厮囉政权从一开始就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宋,成为西夏南下的一大障碍。本文仅就北宋时期西蕃与西夏的关系谈点粗浅的看法。     

第二松花江中游地区靺鞨、渤海陶器与高句丽陶器比较研究

第二松花江中游地区出土的靺鞨、渤海陶器与高句丽陶器在器形、纹饰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性主要是高句丽文化因素影响靺鞨、渤海文化的结果,但这种影响并未触及靺鞨、渤海的典型器物“靺鞨罐”.第二松花江中游地区的陶器器形对靺鞨、渤海陶器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松花江中游地区出土陶器的器形基本被渤海其他区域全部接受,并且成为渤海陶器组合中重要而稳定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