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法系公司经理法律制度基本价值探析

通过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公司经理法律制度经验的考察 ,从立法价值层面分析了公司经理法律制度的三个基本价值取向 ,即增进交易效率、维护交易公平与保障交易安全等 ,以有利于我国公司经理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论经理权的法律制约机制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经理的产生成为必然,但是公司经理权的滥用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因此,强化经理权运作的制约机制,使经理职权得到合理行使,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内在要求.广义的经理权制约机制包括内部制约机制和外部制约机制,由于外部制约机制主要涉及经理市场的制约、资本市场的制约和产品市场的制约,而此类制约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     

经理权性质的法律分析

我国没有对经理权问题进行统一立法,《公司法》对经理问题的规定不足以应对现行司法实践的需要。对于经理权的性质,存在着代理权与代表权的争论,但两者在适用时都存在着不能满足商事代理特殊需要的问题。英美法系国家对经理权的态度是将其作为代理法的特殊问题进行处理。而大陆法系国家则通过区别论将经理与公司、经理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作了内外部的划分。将大陆法系的区别论加以适当的改造,对我国经理权法律制度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公司经理职权的扩大与监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公司的治理结构模式是采用三架马车制,即“股东会——董事会(经理)——监事会”,其中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经理对董事会负责;监事会主要检查公司财务、监督有关人员(包括董事与经理)的行为：因此,公司经理职权是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论管理者权力与经理薪酬的租金汲取

Bebchuk等学者对财务经济学薪酬理论提出了批评,认为有关经理薪酬制定过程近似市场交易关系的假设不符合真实现实,由此提出了管理者权力模式的经理薪酬新理论:董事会代表股东与经理人谈判薪酬安排是一种复杂的多层代理关系,可能导致管理者运用权力影响董事会而偏离最优薪酬契约,使经理薪酬决策过程成为索取租金的途径,最终导致"按绩效付酬"的经理薪酬计划蜕变为"无绩效付酬"的游戏.Bebchuk等学者不仅开拓了经理薪酬研究的新领域,也引进了新的研究方法.     

我国占有制度三论

按照现代物权法理论,占有制度与所有权和他物权制度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物权法体系。所谓占有,是对于物有事实上管领力的事实,表示法律对物事实支配状态的保护,这是占有制度研究的逻辑起点。就其成立要件而言,依据纯客观说,即占有纯为客观地对于物有事实上的管领,并不以有占有意思为要件。其次,建立占有制度,在我国有其独特的意义与存在价值：1．有利于构建合理的中国的物权立法机制,它既非所有权机制一统天下,也非“所有一占有”机制的创新,而应是所有权和他物权机制以及占有制度的并存模式。2．有利于弥补现行立法对占有保护之不足。3．有利于完善我国物权法中若干欠缺的制度。4．有利于树立我国对法律程序尊重的观念。最后,占有的法律效力中的占有权利的推定,占有的物权法上的保护等问题应予充分重视与研究。     

论公司治理与经理人员的激励契约构建

国企公司制的改革过程中,对经理人员激励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针对问题,根据凯威特和麦库宾斯的委托代理理论,提出了包含监督与激励的激励契约,并利用博弈论对两者的最佳组合进行了定量分析,最后对完善国企高层经理人员监督与激励提出了对策。     

国企经理行为的可持续化研究

从当前国企经理人员的非可持续行为的分析入手，论述了影响当前国企经理人员的非可持续行为的经济因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如何规范国企经理人员的行为，使得不利于所有者利益的行为得到有效抑制。     

一人公司法律制度研究

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首次在我国公司法立法史上确立了一人公司法律制度.然而,该制度还存在着许多缺陷:缺少一人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规定;未从根本上解决实质上一人公司问题;缺少一人公司股东信息披露制度;规定了较高的注册资本,却未规定资本充实与资本维持制度;缺少一人公司内部机构设置与制衡机制;对一人公司的财会报告和审计条款做出了重复规定,也没有对该条款做出特别规定;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     

公司治理理论综述

与前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奠基于神、上帝或宇宙和谐的方式不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奠基在个人主义价值观之上,将个人从自然、社会乃至宇宙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将个人的价值无限夸大,致使人类的整体利益无法得到自觉维护。     

德国社会住房法律制度研究

德国社会住房法律制度是德国社会保障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贯彻德国《基本法》规定的社会国原则的重要体现.目前德国的社会住房的法律渊源主要是以联邦层级的《住房资助法》和《住房限定法》为主,并辅之以有关的条例.在法律关系上体现了主管机关、资助接受人和住房权利人的三方关系,并通过目的限定和价格限定制度予以保障资助目的的实现,在不取消私法自治和私有财产权的条件下完成必要的社会安全保障目的.     

论我国公司代理制度的完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作为商事活动最主要的主体,其对外开展业务活动会产生广泛的代理关系.这其中,公司董事、经理及其他雇员与公司的代理关系应如何认定?本文探讨了公司董事、经理及其他雇员在处理公司业务活动中的代理地位及表见代理制度,提出了完善我国公司代理制度的一些建议.     

关于建立我国空间权制度的法律思考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与城市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对土地的利用逐渐由平面趋向地面之上空及地下,形成垂直式的立体发展,空间权的概念因而产生。目前,土地空间法律制度在西方国家相继建立,而我国对空间权的立法尚属空白,对其研究也十分匮乏,尤其是对空间权的基本理论问题还存在较大争议。基于此,笔者拟从空间权的立法概况、空间权的内涵及关于我国空间权的立法思考三个方面对空间权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的相关立法和实践有所裨益。     

关于建立我国空间权制度的法律思考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与城市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对土地的利用逐渐由平面趋向地面之上空及地下,形成垂直式的立体发展,空间权的概念因而产生.目前,土地空间法律制度在西方国家相继建立,而我国对空间权的立法尚属空白,对其研究也十分匮乏,尤其是对空间权的基本理论问题还存在较大争议.基于此,笔者拟从空间权的立法概况、空间权的内涵及关于我国空间权的立法思考三个方面对空间权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的相关立法和实践有所裨益.     

论我国碳交易法律制度的完善

针对我国现行立法中关于碳交易的基本法律规则尚未确定的问题,结合国际社会对碳交易的实践经验,拟就碳排放权法律属性的认定、碳交易市场规则的完善、碳交易场所的设置与监管等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提出了完善我国碳交易法律制度的具体建议,以供国家机关完善相关立法作参考.     

中国隐私权制度的财产权能研究

传统隐私权制度强调的是其中精神利益的保护,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建立,民事主体的隐私开始具有更多、更直接的财产利益,隐私信息将逐渐成为商业活动上的重要客体。对此,中国法律应予以确认,允许权利人在上述两种意义上使用和维护其隐私权。应该承认具有经济利益的隐私权的可转让性和继承性,以充分体现隐私权中的经济价值,维护权利人的利益。在隐私权经济利益的保护方面应强调财产损害赔偿这种救济方式,为权利人提供更全面、公平的保障。     

全球化背景下调解制度法律文化研究

以和谐为特征的调解方式在中国长期运用,从法理角度不乏弊端,但却日益为西方所接受和发展。调解制度与诉讼在性质、程序和文化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区别,但调解的社会和法律效果已得到证实,除法律制度因素以外,调解中的文化因素影响不容忽视,个人主义文化与集体主义文化,外向型文化与内生型文化,单一型文化与多重型文化,高权力距离指数文化与低权力距离指数文化都会对调解的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对跨国文化的了解、沟通和认同都是有效调解的因素。全球化背景下,以调解制度为代表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将会复兴。     

法律与正义的重新审视

文章主要从权力与理性、自由与平等等方面对正义的概念、本质、属性以及分 类等作了粗略考察,进而讨论了法律与正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最后分析了通过法律实现正义的 可能困难及其具体实现方式。作者将正义问题主要归结为平等问题,探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 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认为注重形式平等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分配正义。     

人工智能技术权力影响下人工智能技术风险的法律分配路径

人工智能技术权力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孕育而生,其以“微观的”权力为内核、传统公权力为载体,是一种既难以掌控又难以解释,且具备“微观的”权力与传统公权力双重控制力的力量。在这些特性的影响下,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风险也具有非完全的人为性、双重不确定性、差异普遍性等特性,这最终使得法律在使用“行为-责任”机制分配人工智能技术风险时存在诸多“行为”无法通达“责任”的困境。为摆脱该困境,可借鉴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建立一种类“原初状态”的沙箱环境为公平分配风险提供基础,再以纯粹程序正义为分配渠道,打通“行为”与“责任”之间的路径,最后通过差别原则与反思平衡合理地直接连接“行为”与“责任”,以解决另一部分难以适用“行为-责任”机制的困境。     

论元代佛教管理中的权力分配

元朝时期,佛教发展昌盛,元延重视对佛教的管理,1288年,成立了宣政院,“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仁宗时期,将与司法有关的佛教事务划拔御史台,文宗年间,成立太禧宗裎院,负责寺院经济,从而完成了对佛教管理的权力再分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佛教管理模式。这一模式的建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它巩固了元中央集权,彰显了国家司法的尊严,更重要的是,它符合这一时期佛教发展的需要,为元后期的佛教管理体系的重新构建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