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唐咏昭君诗的主题倾向与表述方式

先唐咏昭君诗现存22首,这些诗歌对昭君和亲或肯定赞颂或怀疑反对,其主题已十分鲜明,反映出由汉至隋人们对和亲的认识和理解.其独特意象和第一人称自诉等多种表述方式,对后世咏昭君诗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代和亲诗考论

和亲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命运之间存在显著的张力,是汉以后重要的文学题材之一。乌孙公主刘细君《歌》是和亲文学的发轫之作。诗中细君对不公平命运的怨恨与悲凉心境的表达,体现了作者鲜明的个体生命意识。该诗继承了战国末期四兮三节奏骚体诗的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通过对该句式与汉代四兮三句式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早期七言诗的发展趋向。《怨旷思惟歌序》关于昭君出塞的记载多有错讹之处。琴家出于吸引观众的需要,叙述昭君出塞时在史实的基础上融入文学的想象。模仿昭君口吻虚拟的“作诗”反映了汉代四言诗的特点,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对后代昭君题材诗影响深远。     

从唐诗看和亲公主的命运及其民族关系

唐代和亲诗创作丰富,既反映了人们对和亲政策的思考,也反映了人们对和亲公主命运的深切关怀。和亲公主们的命运与大唐国力息息相关,是当时民族关系的晴雨表:国力上升期的初唐、盛唐的和亲公主们,基本上保持了被尊崇的地位,反映出的民族关系相对融洽;而中晚唐时期的和亲公主们则命运多舛,其时的民族关系较为紧张。     

和亲·和亲文化·和亲文化馆

和亲是指两个不同民族政权或同一种族的两个不同政权的首领出于"为我所用"之目的所进行的联姻。和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农耕文化、游牧文化、草原文化、渔猎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是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形成的一种新的独特文化。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集中展示中国古代历史上和亲文化的丰富内容,突出"和亲、和平、和睦、和谐"主题,是一项重大文化工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建好"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一是应对"和亲文化"概念作出清晰界定,对中国古代和亲文化做一说明;二是补齐相关内容,使其成为齐全、完整的"中国古代和亲文化馆";三是深入研究和亲问题,大力弘扬和亲文化;四是推进和亲文化走向世界,丰富人类文明内涵。     

对两宋时期和亲理念的初步考察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绝大多数朝代都有和亲或具有和亲性质的联姻关系,只有宋明两朝没有与少数民族政权和亲。从表面来看,由于宋、明没有实行和亲,似乎使中国古代和亲历史中断了两个朝代,其实则不然。仅就宋朝而言,既有部分大臣对历史上的和亲问题作过反思与评论,又有君臣讨论如何应对辽及西夏的求亲,也有大臣就和亲问题与辽进行外交谈判。两宋时期的大臣大都借助对历史上的和亲的反思与评论而阐述自己的民族关系主张。大致说来,北宋时期的大臣对历史上的和亲大都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态度,而对现实的和亲则大都持反对意见;南宋时期的大臣大都对和亲持否定态度,以评论和亲而反对南宋与金议和。他们所谈论的和亲,多数指两个政权的通婚,有时也指议和。两宋时期的和亲概念,无论是其内涵还是性质,都已发生了变化,与汉唐时期和亲的概念有很大差异。所以,对两宋时期出现的和亲,切不可全部以通婚视之。宋辽之间就和亲问题的外交谈判,充分体现了当时宋朝君臣对和亲问题的认识程度。北宋之所以拒绝辽和西夏的求婚,主要在于宋朝君臣的民族偏见,他们把和亲政策与伦理道德对立起来,从体面、尊严等方面审视和亲,提出“和亲辱国”的极端看法。加之辽在开始时明确要求宋朝皇帝的女儿出嫁,进一步加重了宋朝君臣的心理负担和羞耻感。宋朝的“和亲”概念及和亲理念,丰富、发展和深化了中国传统的和亲思想,是中国古代和亲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突厥政权和亲史述略

和亲,是古代政权对外交往的一种主要形式,突厥政权也一贯重视和亲策略的运用以服务于其政权扩张和发展战略。突厥汗国、东突厥汗国、西突厥汗国、后突厥汗国政权的和亲策略演变与政权的重大战略是一致的。而相应政权与突厥的和亲互动对双方的发展进程影响都较突出。梳理突厥政权的和亲策略演变进程,有助于理解突厥政权的演变。     

中国古代和亲公主研究的状况及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近四十余年来，海峡两岸的学者对和亲公主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本文对今后进一步研究和亲公主提出了一些设想：１．朝着深度和广度发展应是今后的研究方向；２．将和亲公主作为民族团结历史教育的内容之一；３．尽快撰写《中国古代和亲公主评传》和《中国古代和亲公主全传》；４．加强合作；５．尽快掌握语言工具。     

匈奴和亲政策初探

匈奴曾建立过一个十分强大的政权,与中原王朝以及周边其他民族保持着时战时和的状态.其中,和亲政策在匈奴处理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尤其是与汉朝的关系时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从骄踞接受到被迫提出,从轻视到重视,从仅与汉朝和亲到运用和亲拉拢西域乌孙、车师等,匈奴对和亲的认识不断发生转变.可以说,在与汉朝的互动中,和亲逐渐成为匈奴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汉朝运用得更为灵活.     

中国古代“和亲”类型新论

中国古代“和亲”政策一般指不同政治实体之间通过建立某种亲属或亲属化关系,将双方政治关系亲情化,从而达到缓和或促进相互关系的政治策略.“和亲”的真正实质是政治关系亲情化而非政治联姻.因此,划分“和亲”类型的最为理想的标准是当事双方所建立的亲属或亲属化关系.根据这一标准可将“和亲”划分为兄弟和亲、父子和亲、君臣和亲、婚姻和亲以及其他和亲等多种类型.     

“和亲故事”电视剧中的国家认同建构研究

"和亲故事"电视剧构建了由"哀怨者"向"自觉的民族团结传播者"转变的"和亲公主"、积极的和亲促成者、注定失败的反对者以及民族文化融合的媒介影像。和亲故事电视剧中国家认同话语的建构,深受国家意志形态、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论、旧有的历史或文学阐释框架等因素的影响,是对原有阐释框架的一种记忆"复刻"。这种"复刻"保留了和亲故事原有的外形和脉络,但赋予其促进"民族团结和融合"的新内核,构成了促进国家认同整合的新话语体系。同时,话语建构中显露出的大汉族主义,要以对形成过程中的中华民族的认同为归依,在电视剧中取得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统一。     

“诗史”观辨正及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质

以诗传史、以诗证史的“诗史”观念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诗学传统，其发展到宋代日趋成熟，宋夏战事诗正是宋人“诗史”观念的产物，它融铸着文人士大夫深沉的忧患意识与浓郁的爱国情怀。宋夏战事诗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并呈现出以下特点：1．发于危难，记录史实；2．有史有情，忠愤沉郁；3．律切精深，意在言外。通过对宋夏战事诗“诗史”性质的考察，可以帮助我进一步去深入认识历史、反思历史，并从中积累民族的生存智慧。     

施宿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南宋施宿的《注东坡诗》题注与《东坡年谱》,采纳了陆游的观点,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展现苏诗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苏诗产生的事因,从而诠释了整首诗意,并附带解释了关键诗句的意义。施宿的题注,在诗歌注释史上有重要地位。     

杨万里“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诗学理论的内涵解构

“以文为诗”是宋诗的主流创作思想,而南宋中兴诗人杨万里却提出“诗非文也,必诗人为之”的创作理念,从而打破了宋诗的总体创作格局。这一诗学思想是宋诗演进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它的提出具有两方面动因：其一是对宋诗“以文为诗”观念的反拨;其二是对理学家文学观念的修正。正是二者的合力作用,扭转了宋诗的发展方向,杨万里也因此成为两宋诗风变异的转关人物。     

宋代闻喜宴诗研究

宋代闻喜宴诗,是专门为新科进士而设的国家级宴会中形成的诗歌,是宋诗之林中的一种。研究宋代闻喜宴诗,分析其类型,知其有会中诗、会外诗、回忆诗等,辑录了一批会中皇帝的赐诗;这些诗篇具有文学史料价值,可补《全宋诗》之漏。     

吴均诗歌渊源考及其思考

当前学术界对吴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吴均体是什么”的争论上,而对其诗歌渊源等问题讨论不足。吴均从汉魏、晋宋、齐梁诗歌中多方接承,转益多师,终于形成其诗歌的独特风貌;其诗歌能够将“表现”与“再现”结合是其诗歌能够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和莺吹折数枝花”考识

“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如何在学习继承唐诗的基础上有所拓展创造,是有宋一代有识之士的共识.王禹偁作为宋代诗文革新的先驱,其《春日杂兴》透露了个中玄秘,宗杜学杜又能融入己意,加以变化,最终追求自成一家,是其纵横两宋、影响颇大的主要原因.     

刘次庄《乐府集》及其题解批评

北宋初、中期的乐府诗批评,以刘次庄的《乐府集》最为著名。刘次庄的《乐府集》与《乐府集序解》为一书二题之合刻,前者收"止于陈、隋人"的古乐府21类428首,后者的"序解"是对428首乐府诗所作的题解。刘次庄于"序解"中,不仅主张乐府诗创作应"得意外之趣"、"不以辞害意"、"不与古人同圈模",并且还以"作是诗"云云,形成了乐府诗题解论评的一种批评范式。"序解"从内容到形式,是北宋初、中期乐府诗批评渐趋成熟与完善的标志。     

唐后乐府诗的界定与分类

由于历史、文化、审美等多方面的原因,宋、辽、金、元、明、清六朝的“唐后乐府诗”,与传统的“汉唐乐府诗”相比,具有明显的质的变化与不同。从立题名篇的角度来看,唐后乐府诗可分为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新题乐府系由即事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等所构成,应对各自的界定与类别特点进行甄别与考察。研究唐后乐府诗,不能以研究汉唐乐府诗的眼光进行审视。日本学人松浦久友提出的“非乐府歌行”说,与唐后乐府诗的实况严重不符,不能用以界定唐后的“乐府歌行”。     

论宋代题山水画诗“画中有我”的自寓性

宋代诗人在观赏山水画图时，常常会表现出强烈的画中有我的意境参与意识，产生如入画境的出位之思和欲入画境之想望。如果说前者还只是暂时置身其间的艺术幻觉，后者则由艺术的审美活动，深入到人生的理想追求。宋代诗人在题山水画诗中表现出来的这种画中有我的自寓性，是宋代特定文化环境中的士人心态所致，亦与当时山水画创作的实际情形密切相关。从审美主体而言，眼观画图、神游山水，是宋代士人身居庙堂之中而获得山林野逸之趣的重要途径，是他们化解仕隐矛盾的一剂良方。就审美客体来说，是宋代山水画“可行”、“可望”、“可居”、“可游”之景及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直接导引出诗人自寓其中的感受。     

晚唐五代诗僧群体的文学理论

晚唐五代是诗僧文学理论创作的兴盛期,诗僧们认识到作诗与禅悟的种种相通之处,并开创了“以禅喻诗”的道路,这一手法可细分为以禅评诗、以禅拟诗、以禅参诗、以禅论诗四种。他们在句法理论方面的探讨仍在继续,但更多精力投入到了语言层面的探讨上,注重字句推敲,出现了大量“一字师”的故事,并提出“诗眼”观念;他们的诗格类著作,在体例方面也有不少的创新,为宋人所继承和发展。